後記
這故事在我肚裏藏了二十年了，其中的英雄們早已死光了。每次想起來這個故事，我的眼前就展現了無邊憂鬱的、蕭條的、冬天的北國原野，而同時我的心就帶著無限淒惘，無限同情，懷念著那些前一個時代的不幸的農民英雄。我了解他們的生活，也了解他們的心。當他們活著的時候，中國的農民還沒有發現他們應走的革命道路，至少在北方農村中還沒有出現像摩西那樣人物。因此，我的這些朋友們雖然不顧一切地要做叛逆者，卻隻能走那條在兩千年中被屍首堆滿的，被鮮血浸紅的，為大家熟悉的古舊道路。這條路隻能帶向毀滅。
但這是曆史的限製，我們不能夠錯怪他們！我的故鄉是在河南西南部的一個角落，閉塞而落後；在以前，土匪是這地方的有名特產。我出生於破落的地主之家，雖然我愛農民，但不是“農民的兒子”。如今不管我願意不願意，我的靈魂裏還帶有“知識分子氣”。因為有自知之明，在這部小說中，我安安分分的忠實於我所了解的曆史現實，用我所慣用的筆，喜愛的色彩，烘托出那時代和那地方的風景和氛圍。
畫出我的那些朋友們的本來麵貌。我不敢強不知以為知，為說教捏造謊話，拿公式代替形象。敬愛的讀者們，你們大概都知道，在抗戰期間我寫過新生的農民的典型。但是在這一部小說中，農民英雄們全沒有“新生”，看不見一點光明。
一年前，胡風派的朋友們曾經對我的作品展開了熱烈的批評，不管他們的批評態度使我多麼地不能同意，我一直把他們當做我的畏友，感激他們對我的鞭策。他們說我的《差半車麥秸》是革命的公式主義，《牛全德與紅蘿卜》自然也是，而且他們從後一部作品中斷定我創作人物的本領已經完了。他們忘掉了一個事實，就是《差半車麥秸》這小說發表於抗戰開始後的次年春天，也可以說是最早地寫出了從落後到新生的農民典型。這之前沒有公式，這之後漸漸地成了公式。
胡風派的朋友們一麵在批判著這種公式，卻一麵在這一種公式裏打跟頭，創造著公式的工農英雄。至於他們說我不能夠再創造出新的人物，那不是一向目空一切地小看慣圈外朋友，便像人們在憤恨時所發的咒語一樣。咒語照例隻代表主觀願望，要是咒語都靈驗，這世界上還有什麼客觀的真理可講？我當然不相信“一咒十年旺”這句俗話，但我相信至少在十年內我的人物不會有枯竭的時候。在這部小說中我又寫出了幾個人物，在下一部小說中可能會寫出更大更多的典型性格。
我不是故意要唱一出《三氣周瑜》，隻是因為我既然從事於小說寫作，寫性格是我的份內之事。
雖然這部小說的故事在我的肚裏藏了二十年，卻一直沒有決心把它寫出來。
二十年來，我不知多少次在談興勃發時，對著好友，微帶著惘然的心情，像談一段曆險記似地談這個故事。人們大概都愛讀梅裏美的《西班牙書簡》和《高龍芭》，愛讀普希金的《複仇豔遇》，愛看十八九世紀歐洲作家們所描寫的海盜和騎士生活，自然也愛聽我們本國的《瓦崗寨》，愛聽《水滸》。也許是由於這同樣緣故，朋友們常常被我的故事吸住，對其中的人物發生興趣。特別是近幾年來，每一次同朋友們談過了這個故事，總有人慫恿我把它寫出。前年暑假，我到成都，留住在東方書社。一天晚上，東方請客。席散後，葉聖陶先生，董每戡兄，東方的王畹薌經理，和我在院中吃茶，隨便聊天。不知怎樣引起的，我把這故事又從頭到尾地講了一遍。
當時葉聖陶先生曾勸我把它寫出，王經理也很打氣。從這天晚上起，我才有寫的決心。若沒有這次閑談，也許這故事會永遠放在心裏，等將來埋在土裏，永遠也寫不出來。
如今記不得開筆的準確日子，想來大概是八月初吧。天熱，心亂，事繁，寫得很慢，到九月初才寫了四章或五章，隻有第四章是在平靜的心境中寫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