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克非把各種來到眼前的問題都仔細考慮一遍，覺得工作環境雖是突然壞起來，但並無悲觀必要。目前各地方情形不同，戰教團離開此地仍可以在別處展開工作，而反過來還可以影響此地。至於講習班，既然程西昌認為還有希望，而且把希望寄托在快回來的李醒亞身上，這裏邊就有文章。他知道程西昌是擁護李醒亞的忠實信徒，可能李醒亞已經有意要爭取這一群救亡青年。想到這裏，他的心稍稍安慰起來。剛把紙煙向窗外投去，忽然一個人影閃進屋來，使他大大吃了一驚。但隨即他向進來者笑著問道：
“你還沒有睡覺？”“我今晚睡不著。”羅明坐到他對麵說，“剛才我又到大¨口望了望，街上還繼續戒嚴，不曉得到底發生丁什麼事情。”“不要管它，反正明天就會曉得了。你來得正好，我正想同你談一談咱們的問題。”“我也是特意來找你談這個問題的。我剛才整整想了一個多鍾頭，覺得戰教團和老陶走掉都沒有大關係，但講習班絕不能被解散。因為他們能解散講習班就會跟著解散同學會，取締一切救亡組織，禁止我們的一切活動。你覺得我的意見對麼？”“我的意見同你的差不多。我剛才想到了為什麼程西昌對你提到李醒亞……”“對對！”羅明搶著說，“我也想到了這一點，這一點很值得我們研究。”於是兩個人的談話就著重在李醒亞的回來上麵。這位李醒亞是一個很有政治野心、思想上受別廷芳影響很深的人，四年前曾經回故鄉來抓過一次政權和兵權，企圖實現他自己所說的“地方事業”，但沒多久就失敗了。失敗後李醒亞跑到省城裏接辦了一個私立中學，完全用軍事管理，封鎖思想，用鐵腕鎮壓學潮。當…二九學生運動的浪潮狂卷華北，開封城裏成千成萬的學生在刺刀尖與機關槍的“保護”下鬧著南下請願、示威和臥軌的時候，隻有李醒亞的學校裏風平浪靜地照常上課，不過禁閉室關滿了“搗亂分子”罷了。羅明和張克非雖然明知道他們同李醒亞之間有一條思想的鴻溝，但他們相信戰爭的炮火已經改變了李醒亞的一部分思想，在救國的前提下大家是可以合作的。研究結果，他們把一部分渺茫的希望寄托在李醒亞的回來上麵。他們商量好：明天一早起來，張克非往同學會，羅明往師政治部去找魏科長，請魏去找縣長探探消息，並設法使縣長不要急著下解散講習班命令。魏科長有熱情和正義感，是一個忠實的救亡同誌，對本縣救亡運動出過很大力氣。他們推想蓉魏科長聽到這消息後是怎樣憤怒，一定會立刻報告政治部主任和師長，還一定會在見到縣長前先從電話裏把縣長大罵一頓。談到這裏，羅明和張克非就互相地望著笑了。
“我們步步小心，”張克非收斂了笑容說，“結果還不斷遭受打擊，可見救國真是一種無比艱苦的事業！”羅明說：“從我們講習班開辦的時候起，我們就看到有一道反動的暗流在逐漸增漲，到今天就不再是暗流了。我現在很懷疑我們能不能把這道已經公開的逆流消滅，你說能不能消滅呢？”“不敢說。不過隻要整個形勢好，小的逆流是不會長久的。”時針已經指到兩點了。扒城的人們早已收工。但張克非和羅明越談越覺得沒有瞌睡，又坐了很久。後來他們聽見有大軍從公路上走過，步伐聲、馬蹄聲、馱子聲，不斷頭地在月色蒼茫的城外響著。羅明走回自己的寢室門口，站在月光中傾聽著大軍走過的聲音，望著那遠遠的山穀間像星河一樣的修路燈火，站得疲倦時又來回地走來走去。當他感到身上有一點涼浸授的，兩肩也已經被露水打濕時，他才慢慢走回屋去，喃喃地自言自語說：
“雞子叫了，天也該亮了。可是黎明前還要黑暗一陣。”縣政府的職員中有不聲不響的進步分子，對救亡工作暗地裏貢獻力量，同郭心清一個人發生關係。這天黃昏，戰教團接到信陽打來的一個電報，請他們快去工作，大家都非常高興。晚上座談會散會以後，郭心清得到了關於戰教團的不好消息，立刻告訴了方中允和餘新之，跟著就向全體團員們公開出來。但這壞消息在戰教團沒有引起多大恐慌，好像都覺得這是早在意料中的事情一樣。半年來他們經曆過無數打擊，衝破過好些難關，比講習班的同誌們沉著得多了。大多數的團員們希望往信陽，隻有餘新之和很少數的團員們主張往潢川，於是在午夜召開一個緊急會議。
參加會議的除方中允和餘新之外還有三位青年，他們都是團員中的工作幹部，分擔著各組的領導工作。二位組長中有一位叫馮子興，特別重要，在團員中像一個大哥一樣，不管誰都叫他老馮。省裏的負責同誌派他進遊擊戰術訓練班做學生，當遊擊戰術訓練班結束後又派他參加戰教團做團員，為的是要他在下層起領導作用，做一個核心分子。雖然餘新之是副團長，當方中允教授不在團裏時，他是惟一的最高負責者，但同誌們都掌握在老馮手裏。這情形餘新之非常清楚，所以遇事總要找老馮商議。老馮很尊重餘新之的領導地位，常常化除餘新之和團員間發生的矛盾，但遇著餘新之在工作上領導錯誤時，他也不客氣地同他爭執。方中允和那些住在省城裏的同誌們都相信老馮，而實際上老馮在戰教團正如張克非在講習班一樣，負的責任最大，做的工作最多，是不大被社會注意的地下英雄。其餘參加會議的兩位組長：有一位出身於大地主家庭，背稍微有點駝，上唇上生著像汗毛一樣的黃色胡子；另一位長著四方臉孔，兩頰上現出紅潤。他們半年前還都是在省城讀書的高中學生，新的生活和新的學習環境把他們鍛煉成優秀的救亡幹部。
當會議開始後，方中允首先說明了此地的工作必須堅持到最後一分鍾，到不能支持時才離開此地。至於此地的工作還能夠支持多久，須等到明天同縣長見麵後才能斷定。隨後他請大家發表意見，虛心地在大家的臉上望著。三個青年互相望一下，把眼光集中在餘新之的臉孔上，等待著他先發言。
餘新之慢吞吞地噓出一口煙，用食指敲落煙灰，慢吞吞地說：
“我沒有什麼意見，大家的意見也就是我的意見。”大家沉默了一個片刻。方中允把期待的眼光移向老馮；老馮又望著兩位同誌挑一挑下巴，用眼神請他們說話。四方臉孔的青年把兩隻手放在桌下，捏得指關節輕輕地響了幾下，然後帶著興奮的聲調說：
“我完全讚成方先生的意見，一定得堅持到最後一刻才走。關於下一個工作地點，我覺得還是去信陽好，不讚成到潢川去。大部分同誌也都不讚成到潢川去；隻有少數同誌或者因為家在潢川，或者因為看潢川是一個政治中心，或者因為有親戚朋友在青年軍團學習，才主張去潢川工作。”“我也讚成到信陽去。”嘴唇上有黃毛的青年接著說，“因為第一，我們去年曾經去潢川工作過一次，沒有必要再去；第二，那裏既然有青年軍團，又有開封學生演劇隊，又有很多地方上的救亡團體和各部隊的政工隊，更用不著我們去錦上添花。我們應該在沒有人點火的地方點火，需要人開荒的地方開荒；信陽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方中允又把眼光移向餘新之：“新之，你的意思怎樣？”“我以同誌們的意見為意見，”餘新之疲倦地說，“請老馮發表意見。”“還是請餘先生談一談自己的主張，”馮子興很謙恭地說。
忽然他機警地向窗外問道：“誰呀？”在窗外竊聽的人很快踮著腳尖逃掉。馮子興向大家搖搖頭苦笑一下，小聲說：“這又是他的報告材料！”“我早就主張把他開除，”嘴唇上有黃毛的同誌憤憤地說，“你們說等一等，等一等。我看越等越糟糕！”“小點聲！”老馮向嘴唇上有黃毛的同誌使個眼色說。
“我並不是不要開除他，”餘新之噙著半截煙頭說，“我是想遇著機會時找一個適當的理由使他離開團體。他是鄭先生介紹來的，鄭先生在政治上的關係你們是曉得的，我們不是怕他，而是‘投鼠忌器’，為著文化界的團結著眼。”嘴唇上有黃毛的青年說：“餘先生的苦心我是很曉得的，不過我們講團結應該有個標準，不能夠因為‘忌器’就隻好讓老鼠猖獗下去！”“我也說早一點請他離開團體好，”四方臉孔的同誌說，“我們來到此地的第二天，我就發現他一個人鬼鬼祟崇地出去找人；後來有一個不三不四的人來看他，據郭心清說那個人是“這個問題我們現在可以不討論，”方中允打斷四方臉孔的同誌說，“我回到團體以後，老馮就把這位同誌的情形對我說了，我決定換一個地方就讓他離開團體。現在我們繼續討論到底往什麼地方去的問題。新之，他們兩位剛才都主張去信陽，你覺得怎樣？”餘新之用手背揉了揉幹澀的眼睛，勉強地笑著說：“我永遠服從多數。”四方臉孔的同誌很不滿意地說道：“餘先生，你現在不是推諉責任的時候。遇著這樣重要的時候，你應該更坦率地說出來你自己的主張，更堅決地領導同誌們才是。”“我並不是不坦率，推諉責任。我向來是尊重多數同誌的意見，隻要大家議決，我就執行。你看，老馮不是比我說話更少麼？”餘新之毫不介意地笑了。
老馮很了解餘新之主張往潢川去的真正用意是在聯絡那兒的軍政要人，不全是為著工作。餘新之一方麵任勞任怨地協助方中允領導戰教團，為這個團體比任何人犧牲的精力都多，一方麵又把戰教團作為他政治活動的資本，希望在大時代左右逢源。這是他的矛盾，也是他的悲劇。因為對他的用意了解得太清楚，所以老馮知道他為什麼沉默，為什麼勉強地笑。
老馮說道：“我們的團體一向有一個頂值得驕傲的作風，就是民主作風。這作風是在方先生和餘先生領導之下培養成的。餘先生既然再三聲明他服從多數，那麼餘先生並不是堅持要去潢川，換句話說，也就是同意去信陽了。關於大多數同誌主張去信陽的理由，我可以簡單地報告一下。”他稍微停一停，繼續說：“第一，在保衛大武漢的意義上說，信陽遠比潢川重要。第二，在將來發展遊擊戰的意義上說，信陽也遠比潢川重要，這一點餘先生時常講到。第三，正如剛才同誌們所說的，到潢川是錦上添花，到信陽是雪裏送炭。第四，到信陽不僅可以做知識青年工作，還可以對農民工作，而尤其重要的是信陽有很多鐵路工人，麵粉工人。有以上四種理由，所以我主張到信陽去。”餘新之用困倦的眼睛看著老馮，慢吞吞地抽著紙煙。等老馮說完以後，他說道：
“我很同意到信陽工作。不過今天我們既然把工作重心放在大別山一帶，就不能太看輕潢川的關係。既然白先生很看重我們的團體，而桂係在國民黨裏邊又是一個比較開明的實力派係，我們似乎應該同他們發生更密切的聯係。如果同他們有更進一步聯係，起碼在工作上可以少受許多阻礙，像今天的情形一樣。既然大家決定到信陽去，我提議將來我自己再去潢川一趟，把關係建立起來。同誌們常常批評我愛跑上層，”他笑了一下，“可是我的跑上層是為著團體，絲毫也不是為著個人。在目前環境中我們不應該忽略了上層工作，尤其要爭取上層的開明分子。至於將來到信陽以後，最好我或者方先生到武漢去一趟。在武漢我還有不少關係；新聞界和文化界不用說，就是軍政要人方麵也有關係。”倘若是在生疏的朋友麵前，餘新之一定還要長篇大論地說下去，還要提到他曾經和某大報有一段關係，曾經在泰安陪伴過馮玉祥將軍讀書兩年，還要說出當年在泰安替馮玉祥講書和整理馮的讀書劄記的幾位社會知名人物，同他很熟。如今因一則在方中允教授麵前，二則同誌們都聽厭了他的這番話，他的談話就適可而止了。
“關於打通上層關係，”方中允教授帶著紹興口音說，“我也認為很必要。不過，這個問題，等我們到了信陽把工作基礎打穩以後，再詳細討論一下，分頭進行。目前主要的是靠我們自身健全，工作有成績。我們從開封出發，到現在已經有半年以上，固然在各地起了很大影響，就是同全國各救亡團體比起來我們也毫不遜色。但是，”他用手整一整近視眼鏡，“我們今天所獲得的成績離我們所期望的目標還很遠，很可能我們的工作會趕不上戰局的發展。”他把話停一停，點起一支紙煙。同誌們的心都變得非常沉重，靜靜地等待著他們的領導人再說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