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公署的全稱是“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是一個擔負肅貪倡廉職責的獨立機構，不受任何政府部門管轄。廉政公署的主管是廉政專員，直接向總督負責。廉政公署是四級編製，專員以下設3個處級業務部門和一個行政部門，處以下設科，由助理處長級官員主管，科以下設組。廉政公署的編製由1986年的1187人，增至1989年的1257人。公署各級人員通常以合約方式聘用，合約期為兩年半，期滿後可續約。“長俸製”職員隻有87人。廉政公署對人員的挑選很嚴格，內部紀律也很嚴。公署采取“三管齊下”的方法對付貪汙，分別設執行處、防止貪汙處和社區關係處。總部設有高度保密的“舉報中心”，晝夜24小時值班。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和《廉政公署條例》規定，廉政公署人員享有相當廣泛的權力。具體包括：調查權、資料獲取權、限製被調查者及有關人員處置財產權、搜查與求得協助權、扣留旅行證件權、拘捕權等等。當然，廉政公署專員的權力並不是至高無上的。依據《防止貪汙條例》，被調查者若認為不公平，可以隨時向法庭申請命令，以取消或變更專員的決定。除此以外，為防止廉政公署在履行其職責時濫用權力，廉政公署專員及其工作人員也要受到一定的限製與監督。
廉政公署自1974年2月15日成立以來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從而保證了政府係統的穩定和有效的運行。
總之，回歸前夕的香港現行政治製度是一種獨特的地方行政製度。它是新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混合體，由早期的殖民地政治製度逐步演變而成。隨著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的正式簽署和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審議通過，香港成為我國一個特別行政區的日期日益臨近。
（5）回歸前夕的政製之爭。
中英《聯合聲明》之後，在香港過渡時期的前半段，中英雙方在香港一些重大問題上有過較好的磋商、合作。但是，1989年之後，英方錯誤估計了中國國內形勢和國際形勢，改變政策，在香港問題上采取了與中國不合作的態度，甚至對抗態度，從中英《聯合聲明》的立場上倒退了。英人港督彭定康來港後，更是采取了公開對抗的態度。
彭定康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違反與《基本法》相銜接的原則，違反中英兩國已達成的協議和諒解，一意孤行，單方麵拋出“政改方案”。英方口喊“加快民主步伐”，實際上是通過政改最大限度地保持其對將來香港政權的影響力。英方企圖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主導的特色，扶植一個“權力植根於香港”，並淩駕於行政機關乃至行政長官之上的立法局，搞立法主導。英方利用立法局，拒絕履行中英外交協議，將立法局抬到淩駕於中英兩國政府的高度；製造立法局從谘詢機關變成了立法機構的假象。
本來，中方為了實現平穩過渡，根據英方建議，同意港英1995年產生的最後一屆立法局，如其成員符合全國人大有關決定和《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其成員也符合一定的條件，經過一些簡便的手續即可成為特別行政區首屆立法會的議員。人們一般形象地將這一人員過渡稱為“直通車”方案。但是，彭定康推行其政改方案，英方事先不與中方磋商，事後也不接受中方的意見和勸告，1995年產生的這一屆立法局組成方式不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七屆三次會議的決定。因此，“直通車”方案喪失了實施的前提。由於英方破壞，“直通車”方案無法實現，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不能在1997年7月1日產生，而且之後也難以很快產生。然而，特別行政區成立後，又有許多事項需要立法機關負責參與。這樣，就必須建立一個機構，在立法會成立前代行權力。
麵對英方的破壞及其造成的困難，我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采取了有力的對策，保證香港回歸的順利進程。
首先，建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預備工作委員會（簡稱預委會）。這是1993年7月八屆人大常委會二次會議的決定。預委會的職責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前，為1997年中國對香港恢複行使主權，實現平穩過渡，進行各項有關準備工作。預委會由內地和香港各方麵人士參加，其中的香港委員不少於50%。成立預委會是在英方不合作的情況下，以我為主進行成立特別行政區籌備工作和組織港人參與的好辦法，是“另起爐灶”的步驟，有利於贏得時間，爭取主動。
其次，成立臨時立法會。預委會政務小組提出，由籌委會籌備組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的推選委員會推選產生臨時立法會，由臨時立法會處理特別行政區成立初期的繁忙緊急立法事務，是合法、合理、可行的。臨時立法會的主要作用，是製定特別行政區成立初期一些急需、必要的法例；修訂一些亟待修訂的法例，使之繼續適用；宣布一些沒有必要保留的法例停止生效。臨時立法會是實現1997年平穩過渡的十分重要的環節。
以上兩個機構做了大量的工作，每年都在香港舉行各種座談會、研討會，廣泛聽取香港各界人士意見和建議。對許多重大問題均作了初步研究，大部分問題已有初步建議或方案。
香港回歸祖國前夕的這一場“政改”之爭，擋不住中國對香港恢複行使主權的步伐。正如江澤民主席所指出的：“我們從來沒有把實現香港平穩過渡和保持香港穩定繁榮的希望寄托在別人身上，而是依靠我們自己，依靠我們強大的、日益興旺發達的國家，依靠600萬香港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