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9月1日，德國共產黨發布公開信，號召“接近社會民主黨工人！用實際行動而不是口頭上實施統一戰線策略！”1925年12月2日，德國共產黨向社會民主黨、全德工會和其他工人組織呼籲，建議聯合起來，開展無償沒收諸侯財產的公民投票運動。社會民主黨理事會在工人的壓力下表示同意。1926年1月6日，在社會民主黨和德國共產黨的積極組織下成立了“無償沒收請侯財產全民投票委員會”。1926年3月9日至17日，250萬民簽名支持公民投票。6月20日，公民投票舉行，4150萬人讚成剝奪前皇室的財產；這個數字超過了1924年12月議會選舉中社會民主黨和德國共產黨所得票數的總和。盡管由於票數不夠憲法規定的投票總數的50%，皇室財產未被剝奪，但由於社會民主、黨在議會中投了反對票（1926年7月2日），皇室的財產也未能得到補償。聯合投票是社會民主黨和德國共產黨聯合行動的高峰。在工廠和失業者中，兩黨也進行了一些聯合活動。1926年12月，一些社會民主黨人和德國共產黨工人舉行了一個工人代表大會，共產黨人弗裏茨·黑克特在會上進行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宣傳。同月，失業者全國代表大會召開，33名社會民主黨人和114名非共產黨工人和德共工人出席了大會，會上建立了一個失業者中央委員會。
統一戰線的局麵並未持續下去。1928年，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蘇聯的外交政策轉變。1929年爆發了世界性的經濟大危機，德國工人運動再度分裂。
二 社會民主黨對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態度
早在1922年，當法西斯在意大利得勢的時候，社會民主黨內就有人開始研究法西斯主義問題。當時研究的重點集中於要得出一個有關法西斯主義的全麵的概念。1929年經濟危機爆發後，研究開始深入，涉及到法西斯主義的性質、法西斯主義在資本主義危機時期的作用、其社會基礎以及與法西斯主義進行鬥爭的可能性。研究的權威性成果主要反映在社會民主黨領導人魯道夫·布賴特沙伊德在1931年6月萊比錫代表大會上作的報告中。
關於法西斯主義的性質。布賴特沙伊德指出：“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國家形式，或者說是向這樣一種國家形式轉化的運動：它與民主相反，不是全體平等的國民掌握國家的最高權力和構成政治意誌的權力，而是少數人或者一個特權階層掌握國家的最高權力和左右政治意誌的權力。”社會民主黨理論家西格弗裏德·馬克認為：“法西斯主義是帝國主義和具有威脅性的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資產階級統治形式。”庫特·凱澤爾對法西斯主義的性質有他獨特的看法。他認為，法西斯主義既不是一個反資本主義的運動，也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的自願的幫助者。它並不是反對資本主義製度本身，而隻是反對資本主義下的具體現象。它要求消滅信貸資本的剝削，而不觸動私有製，不觸動壟斷資本方式。可見，雖然沒有一個明確的統一的概念，但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們已經認識到法西斯主義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與民主相對立的、專製的、維護資本統治的新國家形式，這種形式不能容忍其他資本統治形式的存在。
關於法西斯主義在資本主義危機時期的作用。布賴特沙伊德指出，法西斯主義這個自稱為社會主義的運動已成為資本的雇傭軍，由資本掏錢收買的軍隊。亞曆山大·施夫林認為，法西斯主義不僅是資本危機時期的傀儡，不僅受壟斷資本的操縱，而且它有一個獨立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使它成為無產階級危險的對手。
關於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基礎。幾乎所有的社會民主黨理論家都認為是生活狀況和社會地位不斷下降的中產階級。這個階級在通貨膨脹中喪失了他們的財產，在壟斷資本的進逼麵前，喪失了他們獨立的地位，淪為無產階級或正在無產階級化。這批人很容易受法西斯運動的宣傳和引誘，成為打著反資本主義旗號，實際上保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法西斯運動的支柱和後盾。
關於法西斯主義的生存能力。布賴特沙伊德認為，一方麵法西斯主義的興盛在德國還會維持相當長的時間，但另一方麵，德國不會遭到與意大利同樣的命運。因為意大利政府虛弱，意大利社會黨內部分裂，對於法西斯的進攻無能為力。而德國的民主政府比意大利堅強，作為民主政府支柱的社會民主黨也比意大利社會黨團結，具有幾十年光榮傳統的德國工人階級有能力戰勝法西斯。經濟危機隻是暫時的，一旦新的繁榮出現，法西斯主義就會遭到徹底的失敗。布賴特沙伊德甚至認為：“希特勒主義者和他們的領袖能否取得政權……這一點至少是值得懷疑的。”與德國共產黨一樣，社會民主黨理論家們對法西斯主義奪取政權的速度和生存能力估計不足。盡管他們慷慨激昂地譴責法西斯主義，但他們當中很少有人認清了德國法西斯主義的極權主義特征和潛在的危險性。許多人認為黨經受過比這更大的困難，戰勝過比法西斯更強大的對手，因此，這一次也會很快取得完全的勝利。盲目的自信心和輕敵使社會民主黨在法西斯勢力麵前缺少進行長期艱苦鬥爭的心理準備，也使社會民主黨始終認識不到應與德國共產黨等其他工人政黨和組織建立一支強大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社會民主黨認為它同共產國際為代表的共產黨的對立是民主與專製的對立。他們攻擊共產國際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實質與，法西斯專政的實質相同：都是專製主義的政權。魯道夫·布賴特沙伊德在1931年萊比錫代表大會上明確表達了社會民主黨的這種觀點。他說：“在這種無產階級專政中，民主被排除了，政治意誌不是由全體國民來體現，也不是由全體無產階級或者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組織來體現，而是由少數特權階層來體現。從國家權力的實現來看，在莫斯科和羅馬之間沒有區別。我們還可以確定，斯大林的政權與墨索裏尼的政權有著友好的關係……它們之間的區別僅僅在於所依靠的階級不同和目標的不同。在蘇維埃製度以工人階級的名義為民主而戰鬥的時候，法西斯主義則為了保護資本主義而反對民主。”在社會民主黨看來，法西斯主義和德國共產黨都是帶有反民主特征的對手。
1929—1933年，社會民主黨對待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態度大致可分成如下兩類：
在大多數情況下，黨的執委會和大部分領導人對此持拒絕的態度。德國共產黨的左傾關門主義政策促使他們堅定了這種立場。德國共產黨在策略轉變時期提出的一些友好建議也遭到回絕，以致在重大的事件中社會民主黨陷於孤軍作戰的境地。
同時，社會民主黨個別比較明智的領導人曾經多次向德國共產黨發出過聯合行動的建議。一些基層組織和普通黨員主動與德國共產黨黨員和選民聯係，直至采取聯合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