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大戰之間的社會改良主義有著明顯的特點。它的特點之一是與布爾什維主義的對抗性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它從一次大戰前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少數反對派發展成為脫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並與之相對立的一個獨立的社會改良主義運動，但這個運動還沒有完全脫離工人運動的範圍。
表麵上，這個時期的改良主義並不象一次大戰前的伯恩施坦修正主義那樣赤裸裸地攻擊馬克思主義。相反，它們帶有濃厚的馬克思主義色彩。例如在德國社會民主黨1925年海德堡綱領中大量引述馬克思主義批判資本主義的詞句，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規律來論證社會主義的必然性。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放棄了修正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隻不過是更多地采取攻擊布爾什維主義的手法而已。
社會改良主義運動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對立表現在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在時代、任務、戰略、策略等一係列重大問題上作出了與列寧主義截然相反的結論。他們否認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經驗的普遍意義，反對暴力革命、武裝鬥爭，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他們把斯大林領導下的社會主義製度斥為“極權主義”而與希特勒法西斯獨裁專政相提並論。他們攻擊蘇聯的外交政策，甚至要求蘇聯與希特勒德國一起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承擔責任。他們對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采取拒不合作的方針。在這方麵德國社會民主黨右翼領導尤為頑固，亦是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始終未能在德國建立起來的重要原因。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社會民主黨右派還把德國的解放寄托在西方資本主義大國身上，象害怕洪水猛獸一樣防備布爾什維主義的威脅。
我們不否認十月革命以後蘇聯共產黨特別是在斯大林執政期間，在內政外交包括對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態度等方麵有過許多失誤以至嚴重錯誤。對這些過失及影響應作科學的、實事求是的分析。但是，我們反對全盤否定蘇聯的社會主義製度，反對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成就及其對人類進步事業所作出的偉大貢獻一筆抹殺。當然，西歐社會民主黨人與布爾什維主義的對立是曆史上多種因素造成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若幹失誤在西方工人運動中造成了一係列消極影響，共產國際、各國共產黨對西歐社會民主黨人的敵視態度更加深了這種對立，這是客觀的事實。但無論如何，右翼社會民主黨人原則上反對布爾什維主義、分裂工人階級隊伍的方針則是完全錯誤的。
事實上，在社會改良主義運動內部也不斷有人反對右翼領袖的這一錯誤方針。社會民主黨的左翼及中間反對派，在德國先有獨立社會民主黨，後有社會主義工人黨及流亡年代的《新開端》小組不同程度上對布爾什維主義采取了較為公正、客觀的立場。他們一些人甚至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原則，承認蘇維埃政權的先鋒榜樣作用，為蘇聯的外交政策辯護，積極要求與德國共產黨合作。在1933年法西斯上台，社會民主黨改良主義方針破產，廣大黨員幹部急劇左傾的曆史轉折時刻，他們的情緒一度在黨內居於上風，這表現在1934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布拉格宣言》措辭激烈的自我批評中。但是，這一激進情緒很快被流亡執委會右翼方針所壓倒，德國社會民主黨曆史上的這一短暫“接近馬克思主義”時期被迅速結束了。西歐社會改良主義運動與國際共產主義返動冰炭不相容的對峙局麵始終未能消失。
在這一曆史階段社會改良主義的另一特點是理論上的係統化。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已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係。一次大戰前伯恩施坦樹起修正主義旗幟，向馬克思主義發動全麵進攻，為德國社會民主黨開辟出一條社會改良主義道路，但是，伯恩施坦當時還沒有作出係統、完整的改良主義理論建樹。兩次大戰之間的社會改良主義繼承了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的理論，而魏瑪共和國的議會政黨民主製度為改良主義提供了合法的實踐基地。於是，在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環境中形成了社會改良主義完整的理論體係。其中，除了伯恩施坦、考茨基外，著名的社會民主黨理論家魯道夫·希法亭起了重大作用。他提出的“有組織資本主義”的理論與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異曲同工，成為改良主義的理論基礎。希法亭宣布帝國主義已經進入了一個“有組織資本主義”階段。資本主義的自覺機製和對經濟的領導正在加強、生產的無政府主義與資本主義內部的自由競爭正在資本主義基礎上得到克服。希法亭認為，如果這種趨勢毫無阻礙地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不穩定性將會被縮小，危機將得到緩和，工人狀況將漸趨安定，失業的威脅由於社會保險的發展而日益減小。至於非組織資本主義時代遺留下來的生產資料私有製的基礎將通過把專製性的有組織經濟改造成民主性的有組織經濟來解決，使集中的資本逐漸置於民主的控製之下。與戰前相比，這一時期的社會民主黨人對資本主義製度、資產階級及其政黨更多地采取了合作態度。社會民主黨全部改良主義戰略是：在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時代，要通過擴大和完善政治民主、建立和發展經濟民主以實現社會主義。在這裏，“經濟民主”、“政治民主”成為改良主義的兩大政策。而1921年格爾利茨綱領與1925年海德堡綱領則集中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全部綱領要求。這樣，社會改良主義終於有理論、有綱領、有政策、有目標地被全麵武裝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