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消費的角度看，公共物品可分為純公共物品和準公共物品兩類。布坎南認為，公共物品是一個外延廣闊的範疇，不但包括純公共物品，也包括“公共性”程度從0到100%的其他一些商品或服務。純公共物品是一定社會的消費者數量無論怎樣增加，其邊際成本始終為零的公共物品，例如國防、立法等等。準公共物品則是當消費者數量達到一定數量時其邊際成本開始上升，隨著規模的繼續擴大其邊際成本甚至達到無窮大的公共物品，例如公路、公園等等。而從供給者數量的角度看，公共物品又可以分為壟斷性公共物品和非壟斷性公共物品。如果某種公共物品的供給主體隻能有一個，那麼這種公共物品就是壟斷性公共物品，例如國防、立法等等，反之就是非壟斷性公共物品，例如公路、公園等等。一般而言，純公共物品與壟斷性公共物品相對應，而準公共物品與非壟斷性公共物品相對應。社會不同領域的主體、產出、資源來源和組織目標的比較。
不過，就如同政府組織可以提供私人物品一樣，市場也可以提供準公共物品。在這種情況下，準公共物品就轉化成私人物品或準私人物品。這可以從公共選擇理論那裏得到解釋。在市場條件下，強製性稅收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影子價格，是納稅入為消費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所付出的代價；自願捐贈則是非營利性組織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影子價格，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視做捐贈者與非營利性組織之間的自願交易；至於政府撥款那也是從稅收當中來的。因此，政府組織和非營利性組織提供公共物品也是一種形式的等價交換。當準公共物品轉化成私人物品或準私人物品提供的時候，等價交換的原則依然得到遵循。但是，就公共物品本身的性質而言，市場的介人隻能是有限的，而且也應該受到政府的嚴格監督。
（三）第三部門視域下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資源配置模式教育的定位問題往往不是從“已然”的角度，而是從“應然”的角度。市場經濟的發展促成了不同的利益群體，不同的利益群體有著不同的需求；農村和農民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也發生了分化。全國農村從東向西構成了不同的發展梯次，在同村地域，農民之間的發展水平也很不相同。這是就農村層麵而言的。如果從國家層麵看，農村與城市相比其發展水平明顯不足。因此，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既要看到農村和農民的共同特點，也要兼顧不同農村地域和不同農民群體的差異性。在當前我國，包括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在內的教育問題很多，關於教育的爭論也很多，歸結到一點，就是仍然沒有較好的解決教育的公平與效率問題，它不僅體現在宏觀的決策層麵，也體現在具體的操作層次。如果從第三部門的視角出發，我們會得到一些不同的認識，尤其是對於農民職業技術教育這樣的特殊教育。我們認為，教育領域屬於相對獨立於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的社會領域，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組織屬於非營利性組織，它向社會提供非壟斷性公共物品，即準公共物品。
對於這種定位，我們可以這樣解釋：首先，教育提供的服務屬於公共物品，這一點應該毫無疑問。從教育本身來看，教育提供的服務具有效用的不可分性和競爭的非排他性，對教育的消費總量不等於每一個消費者對教育的消費量，一個人接受教育並不必然造成其他人無法接受教育或教育消費量的減少。從現實來看，世界各國的教育並不主要是由市場來提供的，即使是在發達國家，教育也主要靠政府來辦，尤其是基礎教育。我國長期以來教育基本上完全靠政府提供，政府辦教育的觀念深入人心。其次，教育屬於準公共物品。當消費者達到一定數量的時候，教育的邊際成本開始上升。如果要增加對教育的消費，就需要追加投資。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種特殊的教育。相比較普通教育的社會效益指向而言，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有著更多的經濟效益指向，但它仍然具備公共物品的性質。這表明，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是一種“公共性”程度更低的準公共物品。從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這種定位出發，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些對於其發展的基本判斷：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服務作為準公共物品，可以由非營利性組織來提供，政府可以提供部分“公共性”程度很高的公共物品。另外，在政府的監督下，營利組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介人。
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資源配置長期都是從政府獲得。即使是在計劃體製下國家對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投資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和鄉村集體仍然提供了主要資源。在總體性的社會結構中，鄉村集體仍然是政府組織權力體係在基層的延伸。直到20世紀90年代後，市場開始介人農民職業技術教育領域，形成了政府興辦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組織和市場組織共存的二元辦學格局。但從總體上看，政府主持下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組織占據了絕對優勢。它具備這樣幾個特點：第一，從與政府的關係看，它從屬於政府。它們之間是一種控製與被控製的直線型關係。政府辦農職教組織嚴重缺乏自主權，它所有活動的開展需經政府同意。它隻對政府負責，而不對它的服務對象負責，因為它的權利以至合法性都來源於政府。第二，從投資體製上看，它提供公共物品的所有資源來源於政府。第三，從組織結構上看，它事實上也成為了政府的一個次級結構，內部也成為一個比較完備的科層組織結構。
但是，隨著市場組織對農民職業技術教育領域的介入，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資源配置模式發生了一些特殊的變化，這些變化也正是第三部門的理論視角異常關注的。總的說來，這些變化仍然可以視做總體性社會結構解體，社會領域不斷分化過程中出現的特有現象。
第一個變化來自於市場組織的介入。從現實情況看，市場組織主要是滿足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需要。中國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據測算達到2億之多，單純就是每年不能升上高中、大學的農村學生數量也相當可觀。為滿足這一需要提供的教育服務在供給主體嚴重缺乏的情況下更多的轉化為一種私人物品，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潛在市場。政府辦農職教組織顯然也不會放棄這一獲利機會。這就在政府辦農職教組織與市場組織之間形成了競爭關係。一般來講，政府辦農職教組織由於與政府關係密切，更能得到政府力量的支持，在競爭中處於有利境地，從而造成市場組織生存環境的惡化。為了實現利潤目標，市場組織會盡量降低成本，形成教育目標的偏離。因此，培育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讓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組織更好的為消費者服務，需要政府辦農職教組織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