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據估計，我國農村剩餘勞動力已經多達2億，勞動力剩餘率高達40%，造成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原因主要表現為資源性剩餘、技術剩餘和政策性剩餘。
我國人均耕地0.1公頃，林地0.13公頃，天然草原0.34公頃，而世界平均人均分別為0.37公頃、0.37公頃和0.76公頃，我國每個勞動力負擔耕地為0.23公頃，美國為79.73公頃，澳大利亞為117.2公頃，印度也有1公頃。按20世紀80年代的農業生產力水平，我國每個農業勞動力可負擔1公頃（南方水田為0.53公頃），人力資源對土地資源的相對豐富，不可避免地產生勞動力過剩。現代科技在農業上的應用，使農業的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農業產業結構的變化和生產手段的進步，意味著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被科技進步從農業中排擠出來。傳統的“二元社會結構”也是製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原因，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被束縛在極其有限的土地上，形成“人口過剩一土地不足一生產力落後一人口膨脹”的惡性循環。
要實現農村和農業的現代化，就必須大量地轉移農村勞動力，這是農村現代化進程的需要，也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需要。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如果不充分地認識到這一點，仍然狹隘地把“為農服務”理解為“為種植業、養殖業服務”“為留農下地服務”，就會與農村現代化需要相脫節，農民職業技術教育也就極易被輕視。
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所具有的“非農性”，對現有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提出了一係列尖銳的課題。要為農民及其子女開辟廣泛的就業途徑，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就必須樹立新的教育目標，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農村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對人才的需要，調整專業結構，使現在農民的出路與社會多元勞動就業需要有機銜接。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觀念要從封閉傳統的觀念轉變為開放的現代教育觀念，充分認識職業技術教育的產業性和經濟功能，變教育的“知識中心”為“能力中心”，不求人人升學，但求人人成才，為農村一、二、三產業發展提供合格人才。
2.提高農民的科技水平。在農村勞動力轉移中，一個尖銳的矛盾就是對農村較高素質勞動力的“兩頭分爭”。在近十幾年的農村勞動力轉移中，轉向非農領域的往往不是“剩餘勞動力”，而是農村建設的主力，以致於不少地方呼籲要改變老弱病殘搞農業的狀況。如何解決這一矛盾，顯然隻有通過多層次、多渠道、多門類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培養各行各業的人才，滿足社會不同方麵的需要。如果沒有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充分準備，勞動力的轉移不僅不會促進農村二、三產業的發展，還會使第一產業這個基礎遭到破壞。
我們在強調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分流功能的同時，也必須防止另一個極端，就是認為農業是個簡單工作，不需要高深的知識和技能。這種輕視農業科技教育的做法同樣是十分有害的。農業同樣需要各類優秀人才，不僅需要各類農業勞動技術能手，成為農村的科技骨幹，率領農民依靠科技發展生產，走科技致富的道路，也需要大批的農村農業科技人才，他們是新技術、新品種、新項目的研究者、引進者和實際操作者，同時需要各類管理人才和農業貿易人才。科學技術的發展使農業活動越來越智能化，對人的素質也就越來越高。日本《東洋經濟周刊》1986年7月發表日本國民經濟協會理事長葉芳和的文章，指出目前發達國家農產品有40%～80%是出口的，“沒有比農業更需要頭腦、需要人才的產業了”。在美國，一個農戶如果有兩個兒子，就會讓優秀的那個去學農，較差的一個去學經濟，當銀行職員。非優秀人才不能成為農業的接班人，這是美國的現狀。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認為，“農民隻有學會科學種田，提高勞動生產率，才能有強大的農業。這才是農業的破題所在。”
我國加入世貿組織，農業和農民將不可避免的受到國際農產品市場的挑戰。為了應對挑戰，大力發展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無疑是一條將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結合，將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相結合的最佳途徑。針對現有農民職業技術教育不能適應農民需要的現狀，加快其改革步伐，迅速提高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機構的數量和質量，便成為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改革的當務之急。
從數量上來看，當前的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機構相對於龐大的農民群體來說還遠遠不夠；從質量上來看，農民職業技術教育設施和師資力量都不能滿足農民多樣化的教育需求。因此，在近期一段時間，一大批農民職業技術教育機構要建立起來，一大批農民科技人員和教師要充實到農民職業技術教育中，農民職業技術教育的管理體製、投資體製、教育方式、教育內容等各個方麵都要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