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對麥克唐納的研究，大體上可分為三家：（1）蘇聯和各國共產黨人，在左的思想支配下對麥氏持完全否定的態度，斥責他為反動透頂的工人階級的死對頭，甚至硬說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公開支持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直到70年代中期以後蘇聯學術界對麥氏的評價才有所改變；（2）英國工黨活動家和著作家都對麥氏持完全肯定的態度，承認他是工黨傑出領袖，表彰他在創建工黨、領導工人運動、實行社會主義改良中作出了卓越貢獻，但是在某些具體問題上對他褒貶不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工黨人士對麥氏的曆史作用則估計不足；（3）西方學者由於他們所處的環境和所受的影響，一般都對麥氏作了很高的評價，甚至有人把麥氏在英國的地位與列寧在蘇聯的地位相提並論，另外也有人對麥氏進行較為猛烈的抨擊。我國學術界以往對麥氏的評價基本上按照蘇聯的調子，而且對麥氏的研究幾乎是一個空白。劉書林同誌從以上各家的評價中吸取了有益的養料，同時自覺地擺脫各種片麵性，尤其是衝破了傳統的左的教條主義的束縛，力求對麥氏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作出客觀、公正、穩定；的評價，自成一家。對重大問題的評價，幾經修改，盡量做到論斷精確，表述貼切；既解放思想，不囿舊說，有所創新，又實事求是，不差累黍，符合實際。在總的方麵，他認為麥克唐納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是社會黨這一派中“形成最早、最有代表性的”，當今不難看到麥氏“理論和主張的反複再現”，“他的許多精辟見解，至今發人深思，影響著廣大群眾。從某種意義上說，奠定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和政策基礎的，正是麥克唐納。”我認為這是高瞻遠矚的見解。書中前兩章首先剖析麥氏的社會主義理論，指出其核心是社會有機體論，即把社會看作猶如細胞組成的有機體。他的社會有機體論的社會觀、國家觀、階級觀和進化觀都是師承斯賓塞而又發展了斯賓塞的理論。他認為資本主義製度的弊病在於這種製度與社會整體缺少有機聯係，所以資本主義應由社會主義所取代；社會既然是有機體，其各部分就要團結一致，由此就要實現廣泛的無產階級聯合並和絕大多數人民群眾聯合進行鬥爭；帝國主義戰爭和對殖民地的暴力統治也是破壞社會有機體的，所以他反對戰爭和殖民主義政策，主張各民族平等相待，和睦相處。麥氏的社會有機體論雖然有以上積極方麵，但是其消極方麵是帶根本性的。他否認社會革命，放棄階級鬥爭，過分強調階級合作和資產階級國家漸進改良的可能，片麵強調合法的議會道路，以為通過實現土地國有化、工業國有化、對資本征稅、設立國家銀行、工人承包企業和管理企業、改進代表製、建立合理的選區、取消貴族院並創設有專長的顧問議院等等，就可以逐歩把資本主義製度和平地改造為社會主義製度，使社會有機體得到協調的發展。作者認為，隻有指出麥氏理論中的“消極麵是主體，遠遠蓋過積極麵，才能明晰地洞察其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改良主義實質。”我以為這個看法是公允的。書中第三、四、五、六章分別評述了麥氏三次出任內閣首相的社會主義實踐以及下台後的活動。其中肯定了麥氏在執政期間對內為救濟失業、提高社會福利、實行住宅計劃、改善衛生教育設施作出了成績，對外為建立並恢複英蘇邦交、維護世界和平、推進殖民地獨立作出了貢獻。尤其是作者費了很大力氣考證，以確鑿的史料推翻了以往強加給麥氏的一些不實之詞。例如澄清了英共機關報《工人周刊》編輯坎貝爾於1924年被捕一事，說明麥氏事先一無所知，毫無責任，事後還為妥善處理坎貝爾事件作了努力；作者還分析了1924年所謂“紅信”事件（指莫斯科向英共發出秘密指示信，要英共為暴力革命創造條件）完全是保守黨妄圖阻止工黨重新執政精心策劃的陰謀，揭示了“紅信”是由一夥流亡英國的白俄分子編造的，指明麥氏對“紅信”事件的處理是慎重的。難能可貴的是，麥氏盡管堅決反對英共的理論和政策，並且不同意英共加入工黨，但是在勞資鬥爭和反對保守黨人的鬥爭中，他又充分利用民主掩護共產黨人的鬥爭，揭露資產階級迫害共產黨人的例行逆施。更為難得的是，麥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罕見的勇士；作為大英帝國的首相，他卻積極促進印度的覺醒和獨立，在困難逆境中掩護埃及人民的反英獨立運動。作者以遒勁的筆墨分析了麥氏為什麼具有這種超群出眾的特點，讀來令人信服。麥氏直到晚年還致力於反對法西斯主義，三次拒絕了國王和政府授予他貴族爵位，自認為“現在是並且始終是一個社會主義者”。這樣一個迷途的改良派的社會主義者，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不能不做出錯事。作者特別指出，麥氏在1931—1935年國民內閣中擔任首相期間，充當了保守黨手中的遮羞布，處處被保守黨牽製，遭受千羞萬辱，以致內外交困。應該說，這是麥氏政治生涯中不光彩甚至可恥的一幕。在當時資產階級保守黨人勢力日增的曆史條件下，脫離了工人大眾而節節退讓妥協的改良主義者落到這個下場，是難以避免的悲劇。看來作者在這方麵的揭示還欠深透。
序言（2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