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917年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各國共產黨長期以來總把各國工黨、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看成是工人階級的“叛徒”、“騙子”和“死敵”，對它們采取否定的態度和對立的方針。實踐證明這種看法和作法不利於“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利於國際工人運動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可喜的是，近幾年來，中、蘇以及越來越多的共產黨在總結曆史經驗的基礎上先後都已端正了路線，糾正了過左的錯誤，改變了對待它們的態度和方針。這種曆史性轉變也同各國工黨、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的發展變化有關。這樣才出現了共產黨同工黨、社會黨、社會民主黨接近、交往和協作的新轉機和新局麵。在這種新的曆史條件下，重新研究並評估工黨這種類型的社會主義政黨的曆史演變和曆史經驗是很有現實意義的一項課題，對於認清未來國際工人運動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趨勢也有重要的啟示。
拉姆賽·麥克唐納（1866—1937）曾經是英國工黨領袖，有關社會主義的論著豐碩，在1924—1935年之間三次出任英國政府首相，在國際政治中是扮演過重要角色的赫赫有名的世界曆史人物。早在50年代我就注意搜集和閱讀有關他的資料，並從北京琉璃廠和東安市場以及上海福州路舊書店先後細心尋覓，買到麥克唐納著作的中譯本《議會與革命》（劉厚安譯，上海新生命書局1931年版）、《社會主義運動》（嚴恩樁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社會主義與社會》（陳子和、史迺紹譯，上海社會書店1934年版）以及英國人寫的大厚本《麥克唐納傳》（司徒德據1931年英文本譯，南京獨立出版社1946年版）。1959年又讀到新翻譯出版的麥氏代表作《批評的和建設的社會主義》（於樹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當時感到他的改良主義理論較為完整，實踐較為豐富，而且有超塵出俗的特點，曾經萌發過寫一本麥克唐納思想和活動述評的念頭。可是在那政治運動接連不斷的動蕩歲月，終究無法實現，即便能夠寫出，也必然受當時左的指導思想影響，不可能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但是從事著述的心願未泯，所以雖然曆經十年動亂，包括賣掉書籍下五七幹校勞動，我都想方設法盡量保存難得搜羅到的藏書，總希望有朝一日還派有用場。果然冬盡春來，東風浩蕩。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端正了路線，中國人民大學又複校招生。1981年經國務院批準我為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導師後，即著手作準備。劉書林同誌於1984年考取我校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專業博士點，在全國屬於這個專業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他於1979—1982年在遼寧大學曆史係王榮堂教授指導下攻讀碩士學位時，專攻英國近現代史，碩士論文題目是《英國工業資產階級發動的一場重大政治鬥爭——評彈劾華倫·哈斯丁斯事件》（哈斯丁斯為18世紀末英國駐印度第一任總督，代表商業資產階級利益），入學後繼續提高英語水平並學德語。我即引導他選定“麥克唐納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作為博士論文題目。我提供給他一些對麥氏的基本看法和已有的中譯本，要求他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進一步廣泛運用大量外文資料，按照麥氏的理論體係和實踐過程，歸納為若幹問題，深入思考，全麵分析，既要繼承前人成果，又要超越前人，既要撥亂反正，奮力跳出蘇聯人帶頭布下的左的泥潭，又不能陷入西方傳統的巢臼，要開創中國學派，要善於提出中國學者自已的新見解，這些新見解要具有穩定性，經得起曆史檢驗，不能隨意標新立異。他多方査尋，掌握了麥氏本人的論著、函件、日記和當時報刊材料，又參閱中外文書籍60多種，經過悉心鑽研和刻苦寫作，終於完成了約25萬字的長篇論文，我為之審讀了三遍。今年1月7日通過了論文答辯，14位校內外專家學者對論文表示讚賞，同時指出了缺點和差錯。經過作者修改，現在呈現讀者麵前的這部專著，可以說是我國學者撰寫的有中國特色的研究麥克唐納思想和活動的第一部學術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