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倡導的新經濟政策，包括兩步：1920年決定農民可以利用市場自由處理自己的餘糧，恢複商品交換原則；1921年決定讓農民利用商品貨幣關係走向市場，最終要在市場上體現政府與農民的關係。列寧當時指出了這種政策的“退卻”性質。他說這個政策之所以叫新經濟政策，是因為它在向後轉。我們現在退卻，好象是在向後退，但是我們這樣做是為了先後退幾步，然後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盡管退卻是根據當時的實際條件實行的有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必要舉措，但退卻畢竟是一種後退運動，決不是共產黨人向著最終方向的直線前進運動。如果把新經濟政策的這種退卻的實質當成前進，那就隻能喪失政治方向，導致毫無顧慮地向著資本主義狂奔。
列寧不但把新經濟政策視為“退卻”，而且認識到，“退卻”蘊藏著巨大風險。他指出在偉大的勝利進攻之後，實行退卻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因為在全軍退卻的時候，它不清楚、也看不見退到哪裏為止，看見的隻是退卻，所以有時隻要有一點驚慌的喊叫，就會使大家逃跑。這裏的危險是很大的。“為了防止驚慌失措，他提出的對策是退卻要有秩序，要準確規定退卻的限度，不要驚慌失措，這是最主要的事情。”如果說“退卻”體現了列寧作出重大策略改變的靈活性，那麼，“準確規定退卻的限度”則反映了列寧政治上的清醒和他所具有的馬克思主義的原則性。1922年3月6日，列寧明確指出：“我們已經可以停止而且正在停止我們所開始的退卻。夠了。我們非常清楚地看到並且毫不隱瞞，新經濟政策是一種退卻，我們走得比我們能夠控製的遠了一些，但鬥爭的邏輯就是這樣。”“我們已經放棄了很多陣地。但是現在我們可以說，我們向資本家作讓步這種意義上的退卻已經結束。”“我們現在可以停止我們在經濟上的退卻了。夠了。我們不再後退了，我們要做的是正確地展開和部署我們的力量。”
列寧政治上的清醒還表現在，經濟政策方麵的“退卻”決不允許造成政治原則的退卻。在實行新經濟政策的過程中，對於新的社會條件下的黨員，列寧提出了保持先進性的幾個重點問題。第一，嚴防黨員貪汙受賄。第二，部署力量與資本家競賽並取得勝利。第三，要學會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第四，不許借今天的政策翻過去的案，防止借新政策否定黨的曆史。列寧不允許借實行新經濟政策否定在一定情況下實行的“戰時共產主義”。他指出：“當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考茨基之流說我們實行這種‘戰時共產主義’是一種過錯時，他們實際上起了資產階級走狗的作用。應當說我們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是一種功勞。”
我國建立市場經濟的改革也不例外，這種建立市場經濟的“退卻”，會像列寧當年新經濟政策的“退卻”一樣，產生一係列相應的反應。但是，我們與列寧的不同是，我們沒有認識到這是一種“退卻”，更沒有說明退卻的“限度”。同時，我們對於“退卻”的準備工作也不夠全麵，沒有使得各項工作圍繞這一“退卻”而準確定位。因此，在“退卻”的時候，引起了共產黨人隊伍中的一些思想混亂，引起了方方麵麵的震蕩，使得精神文明建設付出了一定的代價。我國道德領域之中出現的一些衝擊道德的現象，就是因為這個基本原因。
在這個大的形勢下，我國道德領域出現了一些引起人們關注的現象。人們把這些現象稱作“道德失範”現象。
第一，傳統的道德理論與現實生活的脫節，引發人們對道德原則的懷疑。最基本的道德觀念——誠實，也受到現實的挑戰。講假話的現象普遍存在，商業廣告誇大其詞，甚至完全騙人，人們根本不相信的東西往往在公共場合擺出堅信不移的姿態。這樣的社會氛圍使得年輕一代對誠實的價值產生置疑。
第二，社會道德評價的軟弱，造成了講道德的人吃虧，不講道德的人占便宜的現象，這不利於道德的建設。在利益分配的過程中，那些利用不正當手段爭名奪利的人，往往得到實惠；而那些講道德的、不忍心傷害他人利益的人，總是吃虧。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出現了做好事反而吃苦頭的現象。這實際上就為當老實人的人設置了一道障礙。
第三，道德典型的失誤。在社會生活中，人們實際上是把黨政幹部和成功的企業家作為衡量社會道德狀況的標尺的。但是在這兩部分人中，出現了許多令人目眩的現象。一些幹部貪汙腐敗，完全背離了自己的身份；一些企業家雖光耀一時，但很快落馬，成為階下囚。這種情況的出現，使得人們失去了判定道德是非的具體坐標。
第四，各種思潮的泛濫也使道德狀況日益複雜化。西方的哲學思潮張揚著自我，宣揚著抽象人道主義和性解放；國內也出現了“躲避崇高”、“拒絕革命”等思潮，還出現了婚姻離異的高潮。人們的社舍道德觀念，處於激烈的震蕩和調整過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