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人後己作為共產黨人的道德作風，有著中華傳統美德的淵源。《三字經》中就載有“孔融讓梨”的故事。孔融（公元153—208，東漢文學家，魯國曲阜人），年少時就曾把大梨讓給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北宋中期的政治家、文學家範仲淹在《嶽陽樓記》這篇散文中，表述了“先人後己”的高尚道德境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雖被貶謫，但作者卻心胸開闊，保持了一種豁達磊落的心境和樂觀向上的處世態度。文章寫了嶽陽樓的景色，並借題發揮，表達了自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範仲淹在對待個人與國家關係上的這種胸懷，成為曆代仁人誌士的榜樣和楷模。
麵對名利，先人後己是高尚的道德觀念。先人後己，能夠增進群眾信任，和諧人際關係。一個成功的人才，應該努力養成在名利麵前“先人後己”的道德意識。
但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複雜的現實環境之中，也存在許多複雜的情況。有人主張自己該得的就不必客氣，用不著讓，而要“當仁不讓”。如果客觀條件不利於做到“先人後己”的要求，那麼也不應該違反道德的底線，應該在不損害別人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實現個人利益。當然，是否損害了他人和公共的利益，也要有一個客觀的判斷。隻有不斷提高自己的道德覺悟，才能切實做到不損害他人和公共的利益。如果一個人的道德覺悟很低，在實際已經損害了他人和公共的利益時，他自己也可能還覺察不到。
總之，在名利麵前“先人後己”是高尚的道德表現。如果有其他特殊情況，起碼也不應該突破“不損害他人和共同的利益”的道德底線。反之，在名利麵前不顧一切，自私自利，不擇手段，將為社會所不容。
（3）模範的公德意識
公德是公民最起碼的道德規範。一個成功的人才應做遵守社會公德的模範。在公共場所的行為中，表現出較高的道德水平，才是自覺道德修養的體現。
各類人才應該是群眾之中比較先進的。如果他們能夠做到模範地遵守社會公德，就能夠起到帶動作用，帶動廣大群眾提升社會道德風氣，共同遵守社會公德。如果他們隻是一般地對待自己遵守社會公德的情況，那麼一般群眾的社會公德水平就可能在一些地方保持不住最起碼的道德標準。
黨政領導幹部是突出的人才。第一，黨政領導幹部要提高對遵守社會公德的認識。黨政領導幹部遵守社會公德，是最基本的道德素養，是做人的最起碼要求。社會公德是社會主義道德的最基本層麵，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基礎。一個人如果沒有社會公德意識，就不可能有高尚的道德境界。黨政領導幹部如何成為遵守社會公德的模範，是新時期黨的建設的一個重大課題，也是黨政領導幹部自身道德修養的一個基礎性課題。黨政領導幹部的社會公德情況，不僅影響自身政治權威和執政能力，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道德風尚和社會風氣。第二，黨政領導幹部要模範地踐行社會公德。黨政領導幹部經常出現在社會公共場所，其一言一行都為廣大群眾所關注，都從一個側麵反映著黨和政府的形象，反映著社會風氣的好壞。因此，黨政領導幹部不僅要模範地履行“五愛”的公德，而且要嚴格遵守社會公共場所的公共生活準則，在這些場合不能利用職權搞特殊化。有些黨政領導幹部在一些公共場所，不注意維護黨和政府的聲譽和尊嚴，甚至做出有損國格和人格的事情，均為群眾所深惡痛絕。在這種情況下群眾有理由認為，如果一個黨政領導幹部連最基本的道德規範都不能遵守，在道德的其他方麵就不可能有更好的表現。
北京市是全國精神文明建設的首善之區，但是畢竟不是真空，20世紀90年代，社會公德方麵也出現了不少問題。1992年初《北京晚報》一篇報道反映的情況，就值得擔憂。文章說：“據北京市地鐵總公司的同誌介紹，地鐵列車車廂裏的座椅，有20%至30%遭硬器劃傷……北京地鐵沿途29個站內對乘客開放的61個公共廁所，100%地被‘廁所文學’作者留下了不堪人目的‘作品’。地鐵工作人員費九牛二虎之力清洗幹淨，不久便又有人進行‘創作’了。還有站台內被損壞的候車座椅；投在地鐵道床上的軟包裝盒、冰棍棒；粘在地鐵站台幹幹淨淨的地麵上的泡泡糖……北京市環衛局也提供了一些類似的情況：剛修建的廁所門窗被卸走；公共廁所裏井蓋、掛衣鉤丟失；每年大約二三千支燈泡在公共廁所被人打破，占全年換燈泡總數的30%。”這裏反映的就是人們的公德情況。當然，大多數人不會幹這種事情。提高人們的公德意識，是全民的事情，各類人才更應該帶頭。
社會公德狀況，往往涉及社會公共場所的道德狀況，是人民群眾比較關注的、道德狀況的一部分。因此，提高公德水平是改善社會風氣的根本環節。各個層次的成功人才都應該在這方麵做出表率。
（4）善於與人合作的精神
善於與人合作的精神是現代社會發展和分工細化的需要。社會越發展，分工越細密，單獨一個人成事的情況就越少。因此，善於與人合作就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道德觀念。實際上，一般的人事管理工作中，任何單位考察人才，除了考察是否具有履行崗位職責的基本才能之外，很重要的就是要考察能否與人合作。許多公司老總在工作中也深感到員工合作精神的價值，強調培育善於合作的團隊精神。所以，善於與人合作，成為現代成功人才的一個不可缺少的道德觀念。
善於與人合作的精神起源於當代社會的發展和分工的需要，與現代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有關。隻有長期受過與現代生產力相適應的社會生活和工作的訓練，才能深刻領會和接受與人合作的觀念。我國是一個生產力還比較落後的國家，人們受現代生產力相關的社會生活和工作的訓練不夠，而且兩千多年的封建小農社會影響較重，人們在與人合作方麵，認識不夠，做得也不夠。小農經濟的特點是“自給自足”，在道德觀念上反映為“個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其後果就是習慣於自己顧自己，不善於與人合作，也不懂得合作的意義。解放後，經過城市的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立現代企業，培育了與人合作的精神。在農村，通過農業合作化的幾個步驟，培育了立足於集體生產的農民的合作意識。但是，新時期我國的城鄉實行了改革舉措，在農村實行了包產到戶的生產方式，在城市也大力推行承包製，鼓勵個體經營、私營企業的發展。在市場競爭領域，競爭主體的個體性使得集體、合作的概念失去立足的依據。解放後剛剛培育的合作精神，在這種現實麵前陷於破碎，急轉直下。整個社會風氣和人們的觀念，似乎又回到小農經濟的個體生產的狀態。這種社會變遷，在道德領域產生了許多影響，其中十分突出的影響就是整個社會合作精神的失落。
某電腦公司的一位老總，在一次座談會上曾經痛陳其雇員不善於合作的事情。他說，公司花高價雇傭了三個博士到深圳去創建一個分公司，帶去了50萬啟動資金。結果不到兩個月，資金消耗殆盡，而分公司並沒有創建起來，三個博士也都不辭而別。原因不是別的，就是因為這三個博士誰都不能與另外一個人合作。這位老總困惑而憤懣地說我在日本看到一個類似的電腦分公司，172個博士在一起，合作得很好。為什麼在我們國家，三個博士都不能合作呢？可見，整個社會缺少合作精神，就會對社會生產發展產生製約。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及整個社會的反思和調整，合作精神逐漸被全社會重新認識，各個方麵又出現了呼喚合作精神的現象。中國科學院院士沈岩就談到了合作的重要性：“合作的成功，首先是互相尊重，充分認識對方的價值，認識到對方工作的重要性，認識到雙方誰離了誰都不成。充分發揮自己的價值，優勢互補，使雙方的價值疊加起來，產生充分的擴大效應。雙方都要把個人、單位利益看得淡一點，工作是大家幹的，先把活兒幹出來，蛋糕做大，才是最重要的。另外，各個單位也不要逼著科研人員爭所謂名次，領導上寬鬆一些，科學家就會更寬鬆。我很多文章的第一作者都讓臨床人員作了，我覺得不應在乎這些，因為我們都在為國家、為醫學發展做工作，有什麼可爭的？要學會分享，利益的分享、榮譽的分享。”沈岩院士談到了合作的意義，同時也談到了社會運作機製應該為培育合作精神創造適宜的條件。例如，他講了利益和榮譽的分享有利於消除爭名奪利的現象，寬鬆的氛圍有利於培育合作的精神。但是現在某些管理部門卻幾乎每天每時地製造爭名奪利的評審和獎勵機製，使得原本能夠保持淡泊名利的人也很難堅持下去。有人戲稱這是“逼良為娼”。在某些管理部門的評審研究課題、評獎、評審所謂“基地”的過程中，完全拋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和道德觀於不顧，片麵強調隻有“第一作者”才算數，那麼誰還願意謙遜地甘當無意義的第二作者呢；片麵強調“獲得幾十萬經費才是重要的課題”，那麼誰還能夠堅持沒有物質條件的科學研究呢？片麵強調隻有已經獲得國家級、省部級多項獎勵的人才能有資格得到課題經費或獎勵，可是已經得到國家多項獎勵的人，誰又在乎眼前級別更低的物質引誘呢？這樣的機製，就使得許多本來具有高尚、忍讓之風的知識分子，不得不陷人爭名奪利的泥坑。所以，沈岩院士強調各個單位“不要逼著科研人員爭所謂名次”，“領導上寬鬆一些”，是很有見地的。為了培育整個社會合作協調的風氣，許多“單位”特別是國家行政機關，應該從那種自己已經習以為常的“逼良為娼”的軌道上脫離出來。一個單位或機關的真正政績，不是看這個單位每年組織了多少次本係統或本單位的“搶錢遊戲”，也不是看這些“搶錢遊戲”是否熱鬧、有什麼新花樣，更不是看部門負責人吹牛的本事多高明，而是要看對於國家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到底做了多少有積極意義的事情。在這方麵，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誰也欺瞞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