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人才應該具有合格的政治素質。在當前十分複雜的國際政治環境中，麵對國內改革開放的艱巨任務，人才的政治素質如何，直接決定了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加強人才的政治素質建設，是一項刻不容緩的任務。成功的人才要講政治，要注意正確解決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觀點、政治紀律、政治鑒別力、政治敏銳性等問題。在政治問題上，一定要保持頭腦清醒。這就要求21世紀的人才必須加強政治素質的建設。
21世紀人才的政治素質建設的重點，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麵：具有堅定的社會主義理想信念，而不能淡化理想；較強的民主法製和紀律觀念，而不是滿腦子西方政治模式；堅持人民群眾的立場，而不是脫離老百姓、變成所謂的“精英”或“貴族”；具有中華民族自尊、自豪、自信的愛國主義精神，而不是崇洋媚外、毫無骨氣的民族虛無主義；具有廉潔公正的作風，而不是陰暗、徇私的市儈，更不是損公肥私的偽君子。
（1）理想是人生的方向和動力
理想的定義和種類很多。在我國，在沒有特別所指的情況下，它是指社會理想，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追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寫人執政黨黨章和國家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序言部分規定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第24條規定：在人民中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教育”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在曆次《中國共產黨章程》之中都做了明確的規定。黨的七大通過的黨章，就規定黨的最終目標，“是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製度根據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與中國人民的意願，經過必要步驟，為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製度而奮鬥”黨的十六大通過修改的黨章把“實現共產主義”提高到黨的性質的高度，在“總綱”部分鮮明地規定：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現階段，我國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最終是要實現共產主義社會製度。解放前，無數革命先烈不惜流血犧牲，英勇奮鬥，就是為了最終實現這一理想。在和平時代，21世紀的人才要守好業，在實踐中不斷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事業推向前進，首先必須樹立堅定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
對於黨的組織來說，共產主義理想是旗幟，是目的。我們的旗幟是共產主義。它永遠是人類社會進步的旗幟。共產主義社會是人的社會存在的自然常態；它是人的徹底解放；它是人的全麵發展；它是人的充分自由。正是這個鮮明的旗幟，標誌著共產黨是人類曆史上最先進的政黨。共產主義理想也是目的。實現共產主義是共產黨人的最終目標。以是否堅持這個目標來區分共產黨與其他政黨的性質。在黨的十六大通過修改的黨章中，共產主義理想上升到黨的性質的高度。也就是說，誰改變這個目標，實際上就改變了黨的性質。這是總結蘇聯東歐各國劇變的曆史教訓而得出的具有針對性的結論。
對於個人的成長來說，共產主義理想是方向，是動力。共產主義理想是方向，它指示人才成長的政治方向。共產主義理想也是21世紀人才政治立場的規定，同時也是21世紀人才高尚人格的規定。在現實之中的大量教訓說明，失去共產主義理想常常是人們走向墮落的起點。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被金錢的功能所俘虜，把共產主義視為空洞說教，其實就不可能成為21世紀的成功人才。同時，共產主義理想是動力。足夠的動力來自足夠堅定的信仰。革命烈士夏明翰在慷慨就義前喊出：“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社會主義建設階段的雷鋒說出了時代的強音：“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這就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作為動力，推動著他們的人生發展。
（2）共產主義理想的表述
共產主義理想的最早的科學表述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的表述。《共產黨宣言》通篇都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為理論基礎，圍繞共產主義理想進行闡述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主義目標的科學闡述，標誌著馬克思主義的成熟，也是共產主義思想體係的成熟。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就是共產主義學說，共產主義學說就是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那個時代，對於歐洲一些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在特定的曆史背景下取名為“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工黨”，馬克思、恩格斯持原則性的保留意見。他們認為，用“社會民主主義”這個名稱表述共產黨的主張是“絕對不行的”，這個名字本身也是“不確切的”，因此他們特別強調自己是共產主義者，而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在第二國際破產之後，列寧主張無產階級政黨要脫下“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的髒襯衣，恢複馬克思、恩格斯提倡的“共產黨”的光榮名稱。1917年4月，列寧在著名的“四月提綱”中，就提出恢複黨的名字為共產黨。這個提綱的第三條就提出“更改黨的名稱”。“四月提綱”在這一部分中指出社會民主黨的正式領袖在世界各地都背叛社會主義，投奔資產階級了，所以我們不應再叫‘社會民主黨’，而應改稱共產黨。列寧提出恢複共產黨這個名字的四個論據，其中第一個論據就是：‘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在科學上是不正確的，馬克思曾經屢次——例如在1875年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這一點，恩格斯在1894年又更通俗地重複談過這一點。人類從資本主義隻能過渡到社會主義，即過渡到生產資料公有和按每個人的勞動量分配產品。我們黨看得更遠些：社會主義必然會逐漸成長為共產主義，而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上寫的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黨的名稱直接反映黨的最終目標。共產國際就是按照列寧的新的建黨思想組織起來的嶄新的工人階級政黨。從此，共產黨與社會黨有了明確的分野。信仰共產主義，即科學社會主義，是共產黨與社會黨的根本區別。列寧在新的形勢下維護共產黨名稱的鬥爭，反映了他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執著堅持。
毛澤東繼承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共產主義理想的表述，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之中，堅持共產主義理想。早在延安時期，在黨的七大召開之前，由於一些人對黨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的誤解，社會上出現了取消共產黨以及要共產黨改名的思潮。一些民主人士（如左舜生等人）讚成共產黨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統戰“統”到要求共產黨改名，說共產黨什麼都好，就是名字太激進，隻要共產黨改了名字，我就加入。當時，蔣介石也致電毛澤東，要求共產黨改名，建議改成國民黨或者“第三黨”。毛澤東在《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中，指出了對這個原則性問題的基本態度。他說報告中講共產主義的地方，我刪去過一次又恢複了，不說不好。關於黨名，黨外許多人主張我們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壞了，所以報告中索性強調一下共產主義的無限美妙。報告中對共產主義提過一下以後，仍著重說明民主革命，指出隻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所做的口頭政治報告，進一步解析和批評了取消共產主義理想目標的思潮。他指出，”不論你名稱怎樣改，它都是紅的。你粉白了，不要胭脂，隻要水粉，他們還總是把紅賬掛在你的身上。我們黨的名稱還是不要改。我們的名稱，中國人民是喜歡的。毛澤東通過堅持共產黨的名字，維護了黨的共產主義的理想。
中國共產黨的黨章對共產主義理想的表述是明確的、一貫的。中國共產黨自從成立之時，曆屆章程都毫無例外地寫明追求共產主義的理想。這說明，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整體，在堅持共產主義理想方麵，從來沒有動搖過，從來沒有產生過歧義。
黨和國家的現任領導人對共產主義理想也做了明確而堅定的表述。胡錦濤總書記於2003年7月1日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的講話，強調了在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上黨的基本立場。在這篇講話中，他科學闡述共產主義理想與現實社會主義社會的關係。他指出：“實現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民精神境界極大提高、每個人自由而全麵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是馬克思主義最崇高的社會理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強調樹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和堅定信念，同時強調共產主義隻有在社會主義社會充分發展和高度發達的基礎上才能實現，實現共產主義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曆史過程，要立足我國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實際，腳踏實地地為實現黨在現階段的基本綱領而不懈努力。”“中國共產黨人要堅持以興國為己任、以富民為目標，走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經過長時期的努力，不斷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不斷促進人的全麵發展，不斷向黨的最終目標前進。忘記遠大理想而隻顧眼前就會失去方向，離開現實工作而空談遠大理想就會脫離實際。‘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鮮明地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想，同時又為在鍥而不舍的努力中不斷朝著實現共產黨人的遠大理想和最終目標勝利前進指明了現實途徑。”這個講話在世界範圍亮明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旗幟。
（3）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受到的衝擊
最近20多年來，由於思想政治教育一度薄弱，兩個文明建設出現“一手硬，一手軟”的問題，再加上國際形勢變化等原因，在理想問題上曾經出現了20世紀80年代的困惑和90年代的失落，造成了社會的震蕩和不安。相反，每一次對政治理想的強調和政治教育的加強，都帶來了青年精神的振奮和對改革的認同。這說明青年在政治上的追求是強烈的，不能忽視的。在我國現實中，也有相當一些黨的幹部理想信念淡漠，在政治上渾渾噩噩，言不及義。有些人隻講“市場經濟”，不講“社會主義”，割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也有人隻講“四個現代化”，不講“社會主義”的前提；有些人很讚賞“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資產階級實用主義口號；一些黨員和黨的領導幹部甚至產生了“信仰危機”。這些傾向都是理想信念淡漠的表現。這樣下去，在政治上很危險。由此看來，丟失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就會走到邪路上去。
在當代，為什麼會出現這些複雜的現象呢？從客觀環境來看，主要是因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受到了多方麵的衝擊。這些衝擊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麵。
第一，蘇聯和東歐發生劇變，社會主義處於低潮的衝擊。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8個社會主義國家和蘇聯，在很短的時間裏迅速垮台。這種現實對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對於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衝擊。蘇聯從抽象的人道主義到“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改變共產主義理想的一條方便之路。蘇聯在赫魯曉夫時期就提出“確立我們的意識形態——偉大人道主義的意識形態”。勃列日涅夫也在任內鼓吹“一切為了人”的口號。到了戈爾巴喬夫階段，就公開取消黨章中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並改為“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正如戈爾巴喬夫自己所表白的，“這是同布爾什維主義的決裂，也是蘇共改革大業中意義重大的第一步。”蘇東劇變的衝擊，使得各個領域出現了懷疑共產主義信仰的思潮。江澤民同誌曾經總結過這一衝擊的情況，“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是世界社會主義遭受的巨大挫折。為什麼蘇聯這樣一個發展了七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會解體呢？一些善良的人們產生了疑問和困惑，對世界社會主義的前途也存在這樣那樣的憂慮，甚至在我們的一些黨員和幹部中也程度不同地產生了‘信仰危機’。這是客觀存在，我們不承認、不正視不行。”這是來自國際方麵的衝擊。
第二，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衝擊。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之中，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時起時伏，從來沒有絕種。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在人生觀領域，在人道主義研究領域，在所有製領域，直至90年代末，都曾出現自由化思潮，可謂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特別是所有製領域出現的一些複雜情況，使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一度十分猖獗。在這股思潮之中，出現了照搬西方政治製度的主張，出現了照搬西方意識形態的主張，出現了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的主張，出現了尋求所謂“普世”理論的主張，也出現了否定共產黨的曆史，甚至主張改變共產黨的名稱和性質的主張。曹思源在公開刊物上發表文章，主張改變共產黨的名稱和性質。他公開主張改變共產主義的目標，把共產黨改為社會黨。
他算了一筆賬。他說：鄧小平講了，實現共產主義要經過幾代、十幾代、甚至幾十代人的努力才能實現。幾十代人是多少代呢？就是九十代。九十代是多少年呢？就是2700年。也就是說，共產主義要在2700年之後才能實現。既然2700年之後，才搞共產主義，那麼我們在2700年的時間裏實際上在搞社會主義，搞社會主義就不應該叫共產黨，而應該叫社會主義黨，簡稱就應該叫“中國社會黨”。“中國‘尚未發生、將要發生、必然會發生’的大事，是中國共產黨將在十年之後改名為‘中國社會黨’。”“共產黨改名後可以名正言順地發展私有製”。他所說的“大家”是誰呢？很清楚，就是那個新出現的大私營企業主階層。在這篇文章裏，曹思源鼓動說，爭取在黨的十六大改掉共產黨的名字，如果十六大不行，就決戰十七大，一定要把共產黨的名字改掉。這位曹先生關於取消共產黨的主張是借世界社會主義遇到低潮，趁機在國內散布社會主義失敗論、共產黨變質論的典型代表。他想把蘇聯、東歐劇變的結局搬到中國來。他在這樣一個邏輯裏，偷換了兩次概念。第一，把社會主義黨與社會黨這兩個不同性質的概念畫了等號；第二，把鄧小平講的極限數“幾十代”偷換成一般性表達的“幾十代”，並武斷地誇大為“九十代”。類似這樣的自由化思潮的衝擊，使得國內的思想界出現了許多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