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十九次代表會議結束後，戈爾巴喬夫發動整個蘇聯理論界對“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進行論證。他認為，沒有公開性，就沒有改革，就沒有民主，改革需要蘇聯社會出現多元化。戈爾巴喬夫甚至暗示，為了民主和人道主義化，“不排除蘇聯社會出現多黨製”，因為改革的大目標是“揭示社會主義人道主義麵貌和提高人的福利”，為了達到這一目標，蘇共可以作出犧牲。
1989年11月26日，戈爾巴喬夫在《真理報》上發表了宏篇長論《社會主義思想與革命性變革》，全麵地再述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具體理論框架。文章強調“必須根本改革我們整個社會大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要全麵“革新我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解”。“社會主義的核心是人”，“社會主義概念中的主要東西是把人看成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文章還正式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五條標準：第一，社會主義思想是自由的思想；第二，生產資料公有化是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第三，效率、人道主義、社會公正這些原則是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第四，確立正確的廣大人民實現政治參與的政權；第五，社會主義理想是一般民主和全人類共同價值的體現者。上述五條標準已表明蘇共在思想上正在向西歐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的思想靠攏。正是在這篇文章中，戈爾巴喬夫專門宣稱，蘇共與昔日社會黨的分歧已經消除，“分裂的鴻溝已不複存在”。共產黨人要借鑒社會民主黨人的豐富經驗，不可過分相信革命權威、革命導師的作用。因為，其一，“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性估計不足”；其二，列寧本人也“根本沒有”一個“完整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綱領”。而社會黨人不僅有成功的經驗，而且對發展社會主義的價值“貢獻巨大”。這篇文章不僅標誌著“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已經走向係統化和成熟化，而且說明蘇共正在從思想上迅速“社會黨化”。
1990年2月，戈爾巴喬夫提出，要在全蘇全麵推進“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要修改憲法，考慮取消蘇共的“壟斷地位”。2月13日，《真理報》發表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文章宣稱：蘇共要進行根本性的變革，蘇共的目標便是重建“一個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蘇共必須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與“專橫的官僚主義製度”決裂，蘇共要實驗“政治多元化”，為此，“不排除創建政黨的可能性”。還說，西方的三權分立對於“管理和效率來說具有關鍵意義”。
《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這篇文章是蘇共中央二月全會通過的提交蘇共二十八大審議的新的行動綱領草案。它標誌著“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已經進入了實施的階段。
1990年7月2日，蘇共二十八大於莫斯科開幕。大會最後通過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綱領性聲明。該聲明說，“蘇共不能同意否定十月革命的理想”，宣布要向市場經濟過渡；聲明中刪去了草案中原有的忠於馬列主義的詞句，提出要對黨作“根本性的革新”。這一綱領的通過，標誌著戈爾巴喬夫“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思想構架最終完成。
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逐漸地形成一條係統的完整的路線，並在實踐中付諸實施，很快地導致了嚴重後果。首先，執政的蘇聯共產黨由於以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取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取消共產主義作為奮鬥目標，取消民主集中製作為組織原則，很快地使黨從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蛻變為民主社會主義式的改良黨，使得黨員思想混亂、組織渙散，完全失去了戰鬥力；其次，在政治上，由於推行以多黨製為基礎的“議會民主、自由選舉、三權分立”，取消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拋棄了無產階級專政；再次，在經濟上，由於主張改變生產資料公有製的主體地位，實行私有化和恢複資本主義私有製，實際上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為資本主義複辟開道，不可避免地導致人剝削人現象重現；又次，在意識形態上，由於鼓吹意識形態多元化，否定馬列主義的指導作用，實際是讓資產階級思想自由泛濫，占據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同時在外交上，由於否定國際範圍的階級鬥爭，主張國際關係人道主義化，宣揚階級合作，實際搞投降主義，實行與西方國家結成夥伴關係的親西方政策。這樣，很快地導致蘇聯政局發生急劇變化，無產階級政權遭到顛覆，社會主義製度被推翻，資本主義複辟迅速成為現實。
三、與西歐民主社會主義的異同
如前所述，民主社會主義是西歐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工黨的思想理論體係。它主張采取漸進的、改良的道路，建立以民主社會主義為指導的自由、公正、相助的、多元化的“新社會”。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是從80年代中期以來醞釀、成熟於蘇共內部的政治思潮。西歐民主社會主義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之間既有密切的聯係，又有相對的區別。
從理論基礎來講，西歐的民主社會主義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都以人道主義為其出發點。在社會黨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與任務》這一綱領性聲明中，社會黨國際就明確把“解決人的問題”看成是民主社會主義的首要目標，認為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要把人們從對占有或控製生產資料的少數冬的依附中解放出來。奧地會黨領袖克賴斯基認為，維也納綱領中的一段話點明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核心，即“社會黨人希望有這樣一種社會組織，也就是一種讓人的生活條件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助於促進人的個性得到充分發展的組織……”瑞典社會民主黨領袖帕爾梅認為，社會民主黨人要想實現自己的目標，首先要把“關心人的日常生活放在首位”。社會黨國際主席勃蘭特的觀點更為引人注目，他強調，民主社會主義的實質應當是“滿足人的基本需要”，“在社會與經濟的發展中應當成為主體，而不應當成為客體”。
在國際上民主社會主義也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注意解決與人類發展前途攸關的重大問題。社會黨理論家把“民主社會主義視為給人類帶來希望的思想體係”，那麼，他們就必然把解決國際關係內人的問題作為重大任務。這些與人類生存關係重大的問題如緩和國際緊張局勢，裁減核軍備，加強西方工業國與第三世界的合作等均成為社會黨人在國際關係領域的人道主義目標。這也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國際民主”，即“國際關係人道主義化”。
事實上，西歐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自由、公正、相助都是建立在人道主義基礎之上的。民主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淵源可以追溯到宗教改革運動中的人文主義、文藝複興運動中的人道主義，事實上，社會民主主義正是在這種人道主義的傳統上興起的。從19世紀起，在資產階級民主製的條件下，社會民主主義從人道主義的觀點出發，揭露資本主義發展中的弊端，對工業化中出現的“人性衝突”深感痛心，要求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給工人階級以人道的待遇。他們認為，“社會主義是人的一種痛苦的呼聲”，是“正義和人性概念”。饒勒斯的一句名言概括了他晚年的人道社會主義思想，他說：“為全世界一切有人性的人，這就是我們必須完成的和平與正義的事業。”
“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核心也是人道主義，戈爾巴喬夫剛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就強調“一切為了人，一切為了人的幸福”的口號。在蘇共二十七大上，他認為要改造整個社會的生活方式，就必須體現“真正的人道主義”。在1987年一月全會上，他說，“改革的最終目的”是充分地揭示蘇聯製度的“人道主義”和“民主化”，把“人道”和“民主”變成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概念的兩個基本的前提。
戈爾巴喬夫認為，“人”是社會主義的中心，是其理論的出發點和歸宿，社會主義就是真正的人道主義。可見，人道主義原則構成了蘇共新理論的基本前提。戈爾巴喬夫在其理論中對人的核心位置作了多方麵的論述。他說：“一言以蔽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真正是萬物的尺度。社會的整個發展，從社會的經濟到精神思想領域，目的都是為了滿足人的需求的全麵發展。”戈爾巴喬夫不僅像西歐社會黨人一樣，把人道主義看成是人類的最高理想，而且還全麵地“修正”了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的根本目的是為了滿足人的自由發展的論述，把共產主義目標曲解為人道主義。他認為，共產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就是人道主義者，他創立共產主義正是為了人類崇高的人道主義而奮鬥。戈爾巴喬夫斷言：“沒有崇高的人道主義理想，生活本身以及人類活動就要失去自己的意義。”在戈爾巴喬夫看來，列寧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就是真正的人道主義價值，其精華首先“在於勞動人民的理想和利益，在於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麵的人道主義價值”。他認為，斯大林主義的悲劇就在於背離了人道主義這一核心思想。要否定斯大林主義，關鍵在於恢複列寧的人道主義核心原則。他甚至認為，社會主義與西歐社會黨的人道原則並不相背離，因為，蘇聯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核心思想，還體現在社會主義是自由、平等、人權、正義、公正的社會。蘇聯革新中的社會主義，也是法國大革命自由思想的延續，十月革命就是自由、平等、博愛思想在20世紀的回聲。斯大林體製歪曲了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人道主義。隻有複興人道主義才能複興蘇聯社會。可見，西歐民主社會主義與“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都是建立在人道主義之上的。二者都視“人道主義”為其理論核心。至於民主社會主義者提倡的“國際關係民主化”，裁軍與發展，緩和南北矛盾，解決全球性生態問題等與戈爾巴喬夫所說的“國際關係人道化”更是異曲同工，大同小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