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教徒的宗教狂熱在社會變動時期很容易衍化為一種狂熱的世俗衝動，盲目地追求社會的正義、平等和解放，而不顧現實環境的製約，致使激情往往勝於理性，行動常常先於分析。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社會的動蕩’而社會的動蕩又反過來加強這種狂熱的情緒。地中海國家頻繁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動蕩不安，不能說與此無關。而當社會主義運動興起之後，無政府主義又乘虛而入，迅速在這塊合適的土地上滋生、繁衍，致使有組織、有理論的運動長期無法形成。事實上，無政府主義從來也不會導源出真正的民主，在無政府狀態之後，第一個自然步驟是專製，因為支配和服從的本能機製有助於此舉的產生；……平等合作比專製要難得多，與本能更是相去甚遠。……凡是實行政治協商的地方，若要獲得成功，人們必須尊重法律，或尊重國家利益，或尊重各派都應遵守的某些原則”地中海國家近現代曆史的發展充分證明了羅素的上述結論，無政府混亂成了專製統治的催產婆：法國的兩次波拿巴主義分別產生於兩次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亂狀態之中，帶有半專製色彩的戴高樂主義也是源生於法蘭西第四共和國的軟弱和瘓散；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社會動蕩致使法西斯主義輕而易舉地奪取了國家的權力；西班牙經過30年代前半期激烈的政治社會動亂之後，是佛朗哥長達36年的法西斯獨裁統治；葡萄牙1926年軍人政府和隨後的薩拉査獨裁統治的建立則是葡萄牙共和國（1910年建立）長期激烈動蕩的結果；希臘7年多的軍人政府（1967-1974）也與60年代前期該國政局動蕩、閣潮迭起有關。在這種無政府主義與專製政府的雙重夾擊下，地中海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一直得不到充分發展。遲至70年代中期，這些國家的社會黨才在政治現代化的同時脫穎而出，成為支配國家政治生活的主導力量之一。
舊教徒的宗教狂熱就這樣在地中海各國成為社會主義運動中無政府主義和社會發展中動亂與專製的心理原因。並且，這種狂熱性同舊教的其他幾個特性結合起來所產生的綜合影響也是很值得討論的。宗教狂熱同宗教服從相結合，往往在上層社會中導致獨裁專製的建立，而在下層社會裏繁衍流氓無產者的活動方式，他們按地域、按階層組成種種秘密團體、恐怖組織，派別眾多，幫規森嚴。這些人勇於奮鬥，惰於思考，長於破壞，短於建設，造成無政府主義橫行，社會動蕩頻仍（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是西方國家中黑社會勢力最猖獗的國度）。在革命時期，對這種人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但在強調組織性和計劃性的現代社會中卻難於找到用武之地。而民主社會主義又以漸進的改良、群眾的參與、現實的民主為基本價值，自然無法有效地利用這股力量，反而容易受到它的衝擊，造成內部的分裂，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長期無所作為。地中海諸國中較早成立的意大利社會黨和法國社會黨都曾不止一次地忍受思想和組織的分裂。宗教狂熱同保守性及對舊生活方式的留戀相結合，容易形成對現代生活方式的偏執抵製和狹隘仇視心理。他們反對現存社會的弊端，往往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總希望在一夜之間回複到他們頭腦中的舊世界的恬靜與和諧。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則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高度發展為基礎的，而且主張在現存製度下漸進改良，同這種心理自然難以合拍；其發展規模和發展速度都勢必受到一定的影響。
新教是作為舊教的批判者和改革者而出現的，它在北海-波羅的海地區獲得了最大的現實成就。新教雖然產生於歐洲內陸，但卻在歐洲大陸的西北部邊緣或島國上得到最順利的發展，大陸國家反而不得不承受長時期的由於宗教分裂而造成的恐怖。新教提倡自由和寬容，當17世紀歐洲大部分地方“被宗教鬥爭搞得四分五裂並且受盡你死我活的狂熱情緒的折磨”時，新教卻在英國被確立為國教，荷蘭則成了“非英國國教徒和形形色色的自由思想家的避難所”。新教所提倡的自由決非為所欲為的自由主義，而是指每一個人都“必須照他自己的想法，與上帝達成協議”，遵守按自己的自由選擇所達成的協議是每一個新教徒的義務，因而新教的自由是“與縱情聲色背道而馳”的。另外，新教自由還強調創新，認為“頑固不化，於事無益”。雖然崇尚自由的新教教會從來沒有獲得中世紀天主教會所享有的政治權力，但正是在這樣一種自由觀的激勵下，新興中產階級燦然崛起，現代工商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有組織的勞工運動隨之產生。英國的憲章運動可以說是早期最完整地體現了現代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原則的一次大規模群眾性運動。並且，隨著經濟現代化的實現，政治現代化和社會現代化得以持續、穩定、周地展開，北海-波羅的海地區成為人類理性的試驗場。但由於宗教未能取得絕對的控製權，國家權力便顯得尤其重要。北海-波羅的海國家的任何政治、社會運動都表現出對政權的濃厚興趣，對思想獨特性的追求反而退居次要地位。在大不列顛，先是自由黨的“自由主義成為受悲慘剝削的工人階級的社會改良運動的強大源泉”，接著，工黨的社會主義又作為“更富於戰鬥性的勢力接過了這項功能”，共同實施著對英國社會的逐步改良。《而這一切，都是通過議會舞台和政府舞台得以實現的，議會外的鬥爭成為一種無足輕重的輔助運動。在北歐國家盡管工業化進程起步相對較晚，但對新教自由思想的廣泛認同卻使這一進程顯得異常迅速而平穩。經濟現代化同政治、社會現代化的幾乎同步展開，使剛剛成立的民主社會主義工人政黨一肩擔數任，通過陸續執掌國家政權，扮演了這一綜合曆史使命的主要承擔者，給各國的社會曆史發展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反過來，這樣一種社會曆史環境又從執政意識強、運動富有成效、經濟改良優先等方麵模鑄了民主社會主義的北海-波羅的海模式。
新教提倡理性和自律，主要表現為個人有義務為集團的長遠的利益承擔現實的責任。新教路德宗（北歐國家的主要宗教）認為，“修道士的生活不僅毫無價值，不能成為在上帝麵前為自己辯護的理由，而且，修道士生活放棄現世的義務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責任”。隻有“履行職業的勞動”才是“胞愛的外在表現”，因為“在任何情況、任何條件下，履行世俗義務是上帝應許的唯一生存方式”。因此，新教是倡導艱苦勞動精神和積極進取精神的，它充分相信人類的理性，認為隻要有人的自覺的努力，社會的進步是必然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重要思維前提之一）。新教主義者還把商業貿易的優勢和對自由政治製度的順從，以一種世俗的、現實的方式同宗教的虔敬連為一體，從而在民族發展上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至於在這樣一種理性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自律精神，更可以算作是新教徒的某種“英雄主義行為”，它對資本主義在西北歐的迅速發展的確功不可沒。我們不妨引用馬克斯·韋伯的一段論述來說明這個問題：
“宗教改革並不意味著解除教會對日常生活的控製，相反卻隻是用一種新型的控製取代先前的控製。這意味著要廢止一種非常鬆弛、在當時已幾乎不見實施、近乎流於形式的控製，而倡導一種對於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各個領域的一切行為都加以管理的控製方式，這種控製方式是極其難以忍受的，但卻又得嚴格地加以執行。天主教會的教規，‘懲罰異教，寬恕罪人’，正如它在過去比今日實施得更為有力’現在已得到了具有徹底的現代經濟特征的諸民族的寬容，而在15世紀初，則曾被地球上最富裕、經濟最發達的諸民族所接受。與此相反，加爾文教的教規，正如它在世紀的日內瓦和蘇格蘭、16和17世紀之交的荷蘭大部地區、17世紀的新英格蘭以及一段時間內在英格蘭本土所實施的那樣，在我們看來是一種絕對無法忍受的對於個人的宗教控製形式。這也正是當時日內瓦、荷蘭、英格蘭的大部分舊商業貴族的看法。宗教改革者在這些經濟高度發達地區所抱怨的不是教會對生活監督過多，而是過少。那些當時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和那些國家中正在蒸蒸日上的資產者中產階級，不僅沒有阻擋這種史無前例的清教專製，反而為保衛這種專製發展出了一種英雄主義精神。”
所謂理性的資本主義不就是在這樣一種“英雄主義精神”基礎上產生的嗎？事實上，理性的社會主義也有著同樣的要求。北海-波羅的海民主社會主義所具有的組織體係發達、實用主義明顯等特征，顯然是與新教理性和自律分不開的。
內陸地區的情況要相對複雜一些，新教和舊教勢力的旗鼓相當給這一地區的社會發展染上了某種特殊的色彩。一方麵，曆史上的教派紛爭異常激烈。在原來的德意誌範圍內，以奧地利為代表的天主教，以普魯士為代表的路德教，以瑞士為代表的加爾文教，相互間充滿了關於教義的爭吵和勢力的爭奪，這一地區遂成為歐洲大陸教派紛爭的典型地區。另一方麵，在新教和舊教的拉鋸式爭鬥中，新教為尋求世俗權力的支持而日益政治化、官方化，趨於保守，沒有像大不列顛和斯堪的納維亞那樣迅速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心理文化動因，而是日益衍化為資產階級化的貴族階級統治國家的精神工具；舊教則為了適應社會曆史條件的變化，贏得新的社會成分的支持，逐漸引入了民主主義的因素，在德意誌地區形成了強大的基督教民主主義運動，對推動資本主義的發展反而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路德教和加爾文教都經曆了一個從權威的反叛者到馴從者的過程，這是與新教教義本身所具有的保守性分不開的。美國學者戈登·A·克雷格認為，“路德本人是一個保守者”，他相信現存的政治和社會秩序，認為現存秩序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之處是上帝旨意的表現，上帝為了執行法律和維持秩序同樣也創造了世俗權威的治理機構。因此，路德的宗教改革一方麵謳歌思想的自由解放，另一方麵又對世俗權威予以毫不妥協的支持。他把自由限製在心靈的內在領域，因而新教運動從一誕生就蓋上了保守性的印記。後來，隨著國家對教會的財政支持和一些宗教哲學家的理論論證，路德教會完全轉變為官方教會。路德教教義成為鼓勵人們向各階層權威消極順從的工具。加爾文教的命運又如何呢？在基層各級權威推崇路德教的同時，霍亨索倫王朝卻在1613年皈依了加爾文教。王室的加爾文主義宮廷宣教者在包括柏林在內的20多個市鎮開展活動，“構成日益增長的官員團體的核心，他們憑借在教廷參議院的地位，在國內最重要的加爾文學校（設在約阿希，斯塔爾的高級文科中學）以及在文職官員間，傳播積極順從和效勞國家的思想，並且成為國家集中化和權力的代理人。這些影響在普魯士路德教身上並沒有消失；1817年，當新教（加爾文教派）和路德教兩個教會合並時，在普魯士有組織的新教已經成為中央集權勢力的忠誠支持者”。這樣一種“宗教信仰深深地紮根在德國人民之中，並體現在有學問的活躍的教士之中，影響相當大，足以挫敗德國的啟蒙運動中的社會契約和民眾統治的思想”。瑞士的情況與此大體相仿。加爾文在瑞士傳教伊始，就極力謀求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的同一。他明確指出：“我們必須服從在我們生活的地方實行統治的任何當局，也就是說必須服從政治；……臣屬服從長官是世俗生活的必要性所決定的，但也是宗教感情所決定的。在行政長官身上，政治原則與宗教原則並存，因此我們必須對他抱有一種‘崇敬之情’。”當然，對行政長官的服從是以行政長官必須加強自身的修養，不做反對上帝的事為前提的。因此，從精神上說，宗教仍然是“占據第一的和最高的位置。加爾文1536年和1540年兩度在日內瓦建立的政教合一的共和政權，事實上就是他上述宗教思想的政治體現。
在德國和瑞士使路德教和加爾文教日益官方化的同時，奧地利則為抵製新教而拚命維護天主教的絕對權威。後來小德意誌計劃的實施把奧地利排除在統一的德國之外，天主教的影響完全占據了統治地位，滲入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之中。天主教作為新教的對立麵，是以強調服從、保守為特征的，盡管它在包括奧地利在內的德意誌地區已受到民主主義的衝擊和改良’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它的消極性同路德教和加爾文教的保守性相比，還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致使奧地利長期作為德意誌三國中最貧窮落後的國家存在。
可見，不管是德國、瑞士還是奧地利，不管路德教、加爾文教還是天主教，內陸地區的社會發展已深深地受到由於宗教的原因而形成的權威崇拜、政治無為、修身養性的羈絆，它們已作為文化的積澱而溶入國民性之中。而這一切，又被異常發達的德意誌古典哲學在理論和思想上強化了。顯然，德意誌哲學沒有起到法國啟蒙學者的學說那樣的社會政治作用，在這些哲學家中沒有無神論者和共和主義者，而是一批對國家權力崇拜備至的順民。他們的哲學沒有引導人們去疏遠宗教，而是鼓勵人們疏遠政治，對追求個人和人類的完美以及心靈和道德的完善充滿興趣。這自然與德意誌容克勢力的強大和民主運動的軟弱不無關係。可問題不在於這樣一種哲學產生了，而是在於它十分發達並為統治者所接受和利用，倫理哲學廣泛流傳與路德教官方化相輔而行，對德意誌社會曆史發展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單從社會主義運動尤其是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角度來看這種影響，以下幾點是特別值得一提的：首先，對現存社會和政治秩序的順從，導致德意誌民族的社會主義運動呈現出明顯的改良特性。如果說北海-波羅的海民主社會主義的工聯主義傾向是由於經濟的超前發展所致，內陸民主社會主義的改良性則完全來源於它對現存秩序的服從。英國曾有過憲章運動，法國曾有過巴黎起義，德國（包括奧地利和瑞士）則是一開始就從改良起步，熱衷於議會民主。其次，對世俗權威的崇拜擴大了領袖在運動中的地位，群眾的主觀能動性十分有限，領袖的鼓動則能一呼百應。領導人的更迭對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力量的大小甚至方向的轉變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再次’對抽象思辨的熱衷和對天國理想的內心建構，以及對人性完善的追求，使德意誌民主社會主義帶有濃厚的倫理思辨色彩，成為所謂“倫理社會主義”的典型。理論體係相當完備，在世界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中影響巨大，但理論和實踐常常脫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