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國家成為這種大不列顛民族特性最直接的輻射地。從北海-波羅的海貿易網的相互依存，到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再到利用傳統議會同王權之間的相互製約實現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逐步改良，乃至後來埃蘭德“把實用主義看作是一種解決問題的理論”北歐人同大不列顛人在思想和行為方麵表現出了驚人的相似。事實上，由於北歐地處歐洲大陸北部邊緣地帶，波羅的海和芬蘭灣似一道天然的屏障，把它同歐洲大陸隔開，而當人類在技術上對環境的控製能力還比較差的時候，自然環境對社會發展的早期影響是尤其顯著的。人類進入北歐地區的時間遠比進入其他許多地區為晚，在很長的曆史時期中，北歐人口都極為稀少，世界史中幾乎所有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曆史事件都不發生於北歐，而是先在北歐以外的地區爆發，然後才逐步波及北歐國家。如奴隸製國家的形成、封建製度的建立、基督教會的出現、文藝複興運動的興起、宗教改革的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發生、工業革命的開展等等，這一係列轟轟烈烈的曆史劇變，在北歐國家的反應都似乎隻是它們的回聲而已。而且，當它們的影響傳到北歐各地時，早已失去了原有的磅礴聲勢。正是由於同曆史震蕩的相對隔膜，地處廣袤而偏遠，北歐人為了在對早期人類來說相對惡劣的自然環境中生存和發展，具備了一種天生的實用主義和妥協精神。而當他們開始步入近代社會同世界曆史接軌時，崛起的大不列顛成了他們最近便且最有感召力的榜樣。相似的民族特性經過交融而互補，共同作用於北海-波羅的海地區的社會曆史發展進程之中。因此，北歐的一切政治發展、經濟改良和社會運動，包括民主社會主義運動，都可以看作是受共同的民族特性熏陶的大不列顛的一個分支。
實用主義與妥協精神造就了強烈的組織意識。“法國公民比任何地方的公民更缺乏在危機中共同行動、互相支持的精神準備，所以，一場偉大的革命就能在一瞬間徹底推翻這樣的社會。”如果說托克維爾這段對法蘭西民族特性的評價站得住腳的話，那麼，北海-波羅的海人就恰好與此相反。他們自覺不是孤立的個體，而是相互依存的組織成員。在北海-波羅的海地區發生的每一個重大曆史事件，給人印象深刻的往往是聲勢浩大的組織規模，而不是非凡卓越的領袖人物。並且，任何形式的曆史變動都隻表現為現存社會秩序的繼續和發展，而不是根本重組。實用、妥協，以及由此而強化的組織意識，使英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民主發展比歐洲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從容不迫”，都要“有計劃”，並給北海-波羅的海社會賦予了一種組織率、壟斷率都極高，而福利率、就業率和個人自由度也不低，公平與效率並重，民主與自由同在，階級矛盾相對緩和的運行模式。這在北歐國家表現得尤其明顯，人文地理學家布賴恩·富勒頓和艾倫·威廉斯曾不無讚歎地說道組織工作和效率是斯堪的納維亞社會經濟生活的顯著特色。發展計劃的特點是注重實效，不是絕對必要的一律縮減，執行計劃的方法是務求從中得到最高的公共效益。”
可以肯定，隻有在這樣的民族特性基礎上，才能產生北海-波羅的海模式那種實用、漸進、廣泛參與、富有成效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熊彼特在談到社會主義模式時所說的一句話很有嚼頭：“別的國家若試圖抄襲瑞典的例子是荒謬的，唯一有效的抄襲辦法是把瑞典人搬進來，並要他們負起當家的責任。”這大概也是英國工黨領袖麥克唐納的名言“曆史隻會認為創作者是正當的，而決不會認為抄襲者為正當”所要表達的意思。
（3）內陸（德意誌）民族：集體主義與思辨精神從世界史上看，德意誌民族是一個特別值得研究的民族，一個多世紀以來，“在繁榮的年代它第一個興盛，在衰落的年代它最後一個衰落”，而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敗後，它又一次崛起於“歐洲的心髒”，“歐洲的未來仍將再一次主要取決於德國的未來，而不取決於人們的意願”。
如此頑強的生命力從何而來？德意誌民族典型的集體主義特性或許可以提供部分答案。這種集體主義固然同地中海民族的自由主義截然相反，但也絕不同於北海-波羅的海民族的妥協精神和組織意識。它是一種以犧牲個人自由為代價謀求民族強盛的心理定勢（也許稱之為“服從意識”更恰當），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麵：第一，紀律性強。德意誌人的遵守紀律，辦事嚴謹，工作效率高，在全世界是赫赫有名的。對紀律的嚴格遵守和處事的異常謹嚴，使德意誌人往往給人以嚴肅或呆板的印象。法國作家司湯達曾經不無幽默地寫道我們相信在巴黎一個晚上流傳的笑話比整個德國一個月流傳的還多。”有時候，德意誌人的紀律性甚至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下麵這個故事是很能說明問題的：1918年11月，柏林工人發動旨在推翻威廉二世的起義，當起義者進攻政府大廈時，卻無一人踐踏大廈前的草坪，而是秩序井然地走在人行道上，因為草坪上豎著一個牌子：“禁止穿行”。第二，崇拜權威。人們對各邦諸侯專製統治的屈從習慣和王朝在民族統一過程中的巨大作用，培養了德意誌人馴從的天性，使之對權威的崇拜幾近於迷信。一個崇拜權威的民族，是很難去反抗權威的，但這樣的民族往往把自己的民族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它在權威的指引下，會義無反顧，所向無敵。國家權力通常成為德意誌人權威崇拜的具體對象，在他們看來，“國家作為一個超人格，公民個人必須完全向它歸順，實際上隻有歸順才能確認他的存在”。第三，政治社會化。這是同地中海國家的社會政治化完全不同的一個特性。政治社會化是指政府通過各種各樣的組織渠道讓國家政策成為社會共識，使每一個國民心甘情願地充當國家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社會政治化則是指社會的政治意識很強，人人都關注政治，參與政治，要求自己的政治權利，這往往導致社會分化，成為貫徹國家政策的障礙。
集體主義（服從意識）的民族特性把曆史的光榮都讓給了權威的統治者，人民大眾成為默默無聞的工具。封建王朝在德意誌贏得了最強的生命力，法西斯獨裁更是所向披靡。曆史上，德意誌資產階級始終不是專製王權的對手，無產階級先是步自由主義後塵充當王朝的尾巴，繼之則成為改良主義的忠實守護者。
政治上無民主可言，經濟上貧窮落後，馴服的人民又沒有反抗權威的習慣，於是，德意誌人隻能在思維中去構築自己理想的天國了。德意誌人卓越的思辨精神是舉世公認的。可以說，18-19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都是德意誌人，而且這個德意誌哲人群的人數之眾也是其他任何國家所無法比擬的。德意誌由此被稱為“思維的故鄉”、“整個世界的教師”，甚至“在19世紀，任何嚴肅的學術或科學著作都必須有充分的德文書目提要和腳注後才能發表”。不過，德意誌人的思辨由於缺乏現實的基礎而往往是空泛的。如果說法蘭西人由於擁有太多的現實材料而使他們的理論深入淺出的話（如托克維爾），德意誌人則由於現實與思想的格格不入而使他們的理論“淺入深出”（如黑格爾）。概念的豐富和材料的貧乏，思維的無羈和對現實的馴服，造成了德意誌人經常的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背離。尼采對此是有深刻認識的：“德國人的靈魂深處藏著許多曲折環繞的通道，它們之間互相連接著，那兒有洞穴，躲藏處和地牢，它的雜亂無章使它更加迷人和神秘”，可是，“政治吞噬了對於真正精神事物的任何嚴肅態度——‘德國，德國高於一切’，我擔心，這已是德國哲學的末日……其實，遭遇如此命運的何止德國哲學，社會主義理論在剛剛被從法國移植到德國去的時候，不也“失去了直接實踐的意義，而隻具有純粹文獻的形式”，“表現為關於真正的社會、關於實現人的本質的無謂思辨”嗎？由於毋需考慮現實的要求，這種社會主義似乎克服了“法國人的片麵性”，可它“根本不存在於現實界，而隻存在於雲霧彌漫的哲學幻想的太空”。置身於如此民族特性之中，也難怪內陸模式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老是表現出理論與實踐的深刻矛盾了。
三、宗教
宗教對社會的影響程度到底有多大，東西方學者有不同的看法。大體說來，東方學者（特別是中國學者）對宗教作用的估計偏低，而西方學者則特別重視宗教對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諸方麵的影響。這大概與宗教因素在東西方曆史發展中的現實影響有關。已故羅馬俱樂部總裁奧雷利奧·佩西在《未來的100頁》一書中把宗教的誕生和工業革命的爆發視為人類曆史上兩個最突出時代的起點，並進一步指出，宗教作為“偉大的精神運動”，它所引起的各種巨大的動蕩，“一直到今天我們這個技術社會中，仍對人們的生活有著雖非決定性的但卻相當深刻的影響”。阿諾德·湯因比則明確指出，在曆史中，文明的再生過程總是表現為某種新的、更高的宗教的誕生，在每個文明走向衰落的時候，都有新型宗教社會的因子，從正在解體的文明中“突變出來”，繼而鑄出新的文明。從歐洲的曆史發展看，宗教對各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和政治變革進程都有著深刻而巨大的影響，並作為一種廣泛存在的文化背景而製約著各自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
歐洲的主要宗教為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東正教，新教和其他一些小教派。天主教和東正教相對於新教而被統稱為舊教。據統計，地中海國家信奉舊教者達90%以上，信奉新教者微乎其微；北海-波羅地海國家則正好相反，90%以上信奉新教，隻有很少量的人信奉舊教；在內陸國家，新教徒和舊教徒的數量大體上旗鼓相當。如果排除低地國家的特殊情況不討論，愛爾蘭和奧地利成為上述統計的兩個例外，舊教徒的比例偏高是與其舊勢力相對強大和經濟發展滯後的曆史傳統分不開的。不過，這恰好為我們即將討論的觀點提供了兩個反證。從社會狀況看，愛爾蘭長期的落後和混亂事實上已把自己排除在北海-波羅的海國家的範疇之外，而奧地利從一個落後的東南歐國家躋身於西歐發達國家之列，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
一般說來，新教重視自由，主張信徒直接與上帝相通，而無須神父作中介，主張教會製度多樣化而不必千篇一律，舊教則強調服從，要求教義一致，天主教徒必須尊重神父的中介作用和羅馬主教的教皇地位，東正教徒必須聽從牧首和大主教的指令；新教鼓勵創新，不承認基督教的某些傳統教義，舊教則傾向保守，要求亦步亦趨地按照《聖經》和各代教皇（或大主教、牧首）對聖經所作的解釋以及宗教慣例行事；新教講求自律，“倡導一種對於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各個領域的一切行為都加以管理的控製方式”，舊教則耽於安適，力求維護那種浪漫、鬆弛的中世紀田園般的生活方式；新教重於理性，可以為了集團的利益和長遠的利益而犧牲個人的眼前利益，舊教則偏於狂熱，行事往往從個人情感出發，而不顧環境的製約和群體將為此付出的代價。無疑，新教倫理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舊教精神則會阻礙這一進程。歐洲三大地理區域在資本主義發展程度上的差異，縱然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宗教結構的影響也不可小視。
先看看基督教的發源地——地中海地區的情況。雖然加爾文出生於法國，但由於法國政府對新教徒進行迫害，26歲即逃往瑞士，其宗教思想也主要傳播於瑞士、英國、荷蘭等地（在法國也有一定影響）。因此，地中海各國基本上沒有經過新教的洗禮，教徒比較完整地保留了舊教倫理所代表的“精神文化氣質”。對神父和教皇的盲目服從，使地中海各民族熱衷於聖戰，中世紀後期和近代初期的宗教戰爭把地中海各國本已衰微的國力耗得更加一蹶不振（尤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當然，這種宗教服從在民族覺醒方麵還是有其積極作用的。希臘作為巴爾幹各民族中最先覺醒的民族，率先趕走土耳其人的統治而贏得民族獨立，希臘正教在體現和保護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凝聚力方麵功不可沒。但是，這種宗教服從同舊教後麵的幾個特點（保守、安適、狂熱）結合在一起，則嚴重地阻礙了地中海國家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致使有組織、有思想、有理性的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長期無法形成，造成了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遲緩和乏力。
舊教的保守性使地中海各國的從業結構保持了一種超常的穩定性（發展的停滯）。農業人口長期保持著數量上的優勢，且有一種滯留不動的趨勢，19世紀上半葉的意大利如此，20世紀上半葉的希臘和伊比利亞亦如此。城市中又如何呢？“在手工業者中，天主教徒更趨於一直呆在他們的行業中，即更多地成為本行業的師傅；而新教徒卻更多地被吸引到工廠裏以填充熟練技工和管理人員的位置。”這樣，地中海國家的工業發展嚴重受阻，無法形成規模宏大的產業大軍，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缺乏階級基礎，自然長期難以發展。
舊教信奉者對安適生活的留戀，反映在經濟活動中，是對自然經濟的向往和對商品經濟的鄙視，“天主教徒很少有人從事資本主義企業活動”；在對待教育的態度上，舊教徒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總是低於新教徒，並且，“天主教徒樂於選擇的是文科學校所提供的人文教育”，而不是“訓練技術人才和工商業人才”的學校或專業；在生活態度方麵，“天主教徒更為恬靜，更少攫取欲；天主教徒寧願過一輩子收入不高但盡可能安穩的生活，也不願過有機會名利雙收但卻驚心動魄、擔當風險的生活”。這種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輕視或抵製態度以及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格格不入的價值取向，在法國鄉間、意大利南部和希臘、伊比利亞半島大部分地區都曾長時間地存在過，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嚴重的阻礙作用。這些地區的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也受製於不發達的工業生產關係和根深蒂固的小農意識，表現為遲緩、分散、激進的特征。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