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左政策失敗，社會黨領導人開始考慮實行“民主代替”的策略。這就是要建立一種政治聯盟，以取代天主教民主黨對政權的壟斷。1974年，意共提出“曆史性妥協”路線，謀求同天主教民主黨及其他左中政黨達成民主聯合的綱領。這樣，社會黨就陷入了天主教民主黨對它強硬、輕視，而共產黨對它抱有疑慮的夾縫之中。1976年3月，社會黨在羅馬舉行第四十次代表大會，總書記馬爾蒂諾在黨內左派推動下，提出了“左翼代替”路線，旨在謀求同意共結盟，並在國內工業界的支持下實現政權轉換，建立一個把天主教民主黨排除在外的左翼政府。意共和其他左派未響應這一路線。一個月後，社會黨又改變了態度，提出了在全國建立緊急政府的建議，但未被天主教民主黨接受。
1976年，社會黨原書記德·馬蒂諾因社會黨在大選中失利而辭職，貝蒂諾·克拉克西接任黨的書記。從此，該黨進入了一個所謂“新進程”階段。克拉克西宣布要“徹底改革”社會黨，力圖恢複和加強黨的力量，使之成為一個既能牽製意共又能牽製天主教民主黨的“第三勢力”。1977年10月在都靈召開的第四十一次代表大會上，克拉克西在總結報告中提出要打破天主教民主黨對總統職務的壟斷，表明了社會黨人進軍奎裏納爾宮的意向。1979年1月意共宣布退出議會多數派，撤銷對政府的支持後，克拉克西以一個精明戰略家特有的機敏，立即開始了在兩條戰線上的全麵出擊：一是進一步破除“意共對群眾的壟斷”，二是全力打破“天主教民主黨對國家的霸權”。1981年4月22日，社會黨在西西裏大區首府巴勒莫召開了第四十二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最終確定了克拉克西在全黨的領袖地位。在克拉克西向大全提出的“十三項提綱”談及社會黨與天主教民主黨關係時，認為同天主教民主黨在組成政府方麵恢複合作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政治事態，但這大體上是基於需要，因而帶有臨時性質。同時，兩黨的合作並非是總體上的政治聯盟，而僅僅是在政府和綱領方麵的協議，它的成功則要求天主教民主黨進行深刻的自我革新，以維持和加強同社會黨改良建議進行協調的可能性。
1983年4月22日，克拉克西在社會黨中央全會上宣稱，範範尼政府已經“完成了它的重要職責”，表示在議會內不再支持政府，並要求提前舉行大選。於是四黨聯合政府垮台。這是自1980年4月社會黨重返政府後的三年中垮掉的第5屆政府。6月底舉行了提前大選。天主教民主黨選票從上屆的3%降到32.9%，社會黨的選票則由9.8%增至11.4%，它作為意大利第三大黨的地位顯著加強了。這樣，意大利政治格局已趨向明朗：天主教民主黨由於實力銳減，在組閣中如果排除社會黨，就難以組成議會多數，同時還要冒被擠出國家權力中心的危險。社會黨的向背已變得至關重要了，在這種情況下，天主教民主黨被迫將總理寶座讓給克拉克西。1983年8月4日，克拉克西受命組成了戰後第44屆政府，成為意大利共和國曆史上第一位社會黨總理和最年輕的總理。這期間，意大利經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天主教民主黨人仍因失去了總理的職位而耿耿於懷。他們不時製造危機伺機奪回大權。在克拉克西擔任政府總理期間，各黨之間的權力鬥爭進一步加劇。1987年3月，克拉克西終因社會黨與天主教民主黨之間矛盾激化而辭職。1987年7月，天主教民主黨人又重新掌握了旁落了近4年之久的總理大權。從1987年以後的幾年中，盡管政府總理幾度易人，但由天主教民主黨人擔任總理的聯合政這一格局沒有大的變化。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蘇聯、東歐國家的劇變對意大利政黨力量的對比產生了重要影響。意共在更改黨名、修改黨綱和組織結構後，並未獲得選舉力量的突破；天主教民主黨因腐敗而瓦解；社會黨也卷入了一係列政治、經濟醜聞案，在選舉中遭致慘敗。意大利的政治格局正處於變化之中。
三、工會
工會在西歐政壇上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它在政治上與黨派有著密切的聯係，甚至受黨派的操縱與控製。西歐各國的工會組織，大體上受社會黨、共產黨、右翼天主教民主黨及教會這樣三種黨派的影響和控製。
受社會民主黨影響的工會與社會民主黨的合作表現在兩個方麵，首先是工會與社會民主黨在組織等方麵仍保持傳統關係。曆史上，英國工黨是在職工大會的基礎上建立的。而在大陸國家，工會聯合會或總工會大多由社會民主黨主持成立。本世紀初，社會民主黨為避免因工會與黨關係過密造成工會內部因持不同政見而分裂，決定使工會獨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少工會再次強調自己是獨立的工會，但仍與社會民主黨藕斷絲連。中北歐一些工會仍采取工會會員集體加入社會民主黨的傳統做法。50年代初，英國工黨黨員的4/5，瑞典社會民主黨黨員的2/3以及挪威工黨黨員的1/2是工會會員。奧地利工會曾一度規定，其會員必須是社會黨黨員。在聯邦德國，1977年仍有58%的社會黨黨員來自工會。一些工會與社會民主黨在領導層互換職位，工會則向社會黨提供大量經費。在理論、綱領和政策目標上，工會基本上與社會民主黨保持一致。雙方互相影響，但工會受社會民主黨影響較多。不過，工會與社會民主黨並非完全一致。由於社會民主黨長期執政，充當了資產階級政府的掌管人，改變了其在工人中的形象。由於工會會員對工會領導人有某種牽製作用，因此，當社會民主黨直接犧牲工人利益時，工會領導人在會員的壓力下不得不擺出強硬態度，以至與社會民主黨發生衝突。這又顯示出社會民主主義工會的某種獨立性。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處理工會與政黨的關係上，社會民主黨與工會在最近一些年來都有相互疏遠的傾向，社會民主黨正在逐步減少對工會的依賴，工會也認識到不能在一棵樹上吊死，注意自己的開放性。但在目前，工會與社會民主黨仍然保持著合作關係。
1.英國工黨和工會
英國工黨是一個與工會有正式的、密切聯係的黨。其聯係的程度大大超過歐美其他國家。工黨是由工會建立、以工會為基礎的黨。它於1900年2月由職工大會（即總工會）發起創立，初稱“勞工代表委員會”，由隸屬職工大會的67個工會組織以及其他社會團體組成，1906年改名為工黨，在工會的直接幹預下，開始活躍於英國的政治舞台，並逐漸取代自由黨，成為在社會上擁有廣泛支持的黨。
工黨和工會的合作主要表現為：（1）工會是工黨執政的強大後盾。在選舉中，工會給予工黨以堅定的支持。獲勝後，工會以限製罷工和工資限製在政治上、經濟上給予工黨大力支持，它把工黨看成是自己的政黨，希望工黨為工會謀利益。在戰後的首屆工黨政府實現了與工會的高度結合。在工黨內閣20名成員中，有6人由工會直接提名，衛生大臣、教育大臣、勞工大臣、外交大臣等重要職務都由工會人士擔任。在下院，工會提名的124名議員候選人中，除4人以外全部當選。由於工會領袖參加政府，他們就必須考慮政府的生存。工會的支持是工黨執政必不可少的條件。工會在人數上占選民的相當大的比例。雖然在1945、1964、1974年工會投工黨票的人占工會人數比重呈下降趨勢（1964年為73%，1974年為55%，1979年為51%），但工會會員在選民中的比重是逐步提高的。工會是英國社會的重要支柱之一，得不到工會的合作很難執政。勞資關係的惡化引起的罷工常常成為政府經濟戰略的破壞因素，工會靠集體談判權獲得的工資增長又往往加劇通貨膨脹和失業，導致社會動蕩，因此，能與工會達成協議以緩和勞資矛盾和社會矛盾並提供解決經濟問題前景的工黨就有較大的可能獲得選民的支持，並在工會的配合下發展經濟。（2）工黨是工會利益的保護者，工黨從未全然許諾為工會的黨，但它的實踐不可能脫離工會的要求。工黨執政期間實行的國有化措施，使得許多工會領導人參加了共同委員會，參與了企業的協商與決策。它所實行的社會福利政策，保護了低收入者的利益，擴大了福利政策的實施範圍，顯然符合和代表了工會的利益。工黨執政期間，還頒布了有利於工人的法律，擴大了工會的權力。
工黨和工會政治利益的一致、組織上的結合，使雙方通過協商和內部促進的方式進行著廣泛的協商與合作，工會支持工黨執政，工黨棊本反映工會的要求，並在反對保守黨鬥爭中加強團結。
工黨黨員的絕大部分是工會會員。1989年，工黨黨員總數為640萬人，其中屬於工會會員的黨員為600萬。集團投票製使工會在工黨年會上擁有90%的投票權；雙方的聯係逐漸加強，1972年1月，它們之間建立了一個21名成員的“聯絡委員會”，自1974年製定“社會契約”以來，該聯絡委員會在工黨和工會之間建立起緊密的定期聯係，在工黨和工黨政府的決策上發揮著很大的影響，在工黨的全國最高領導機構“全國執委會”的29名委員中，工會占12名，在另外6名的選擇上，工會也擁有很大的投票權，這表明，工會在這裏麵占了絕對優勢。此外，從1981年起，在選舉工黨領袖和副領袖上，職工大會享有的投票權，更不用說工會在地方選區協會中的作用了。
工會是工黨的重要經濟支柱，工黨的活動經費主要來自參加工黨的工會會員交納的“政治基金”。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這種基金占工黨總部收入總數的比率不斷增加，倘若沒有工會的資助，工黨不僅無法活動，甚至會威脅到它的生存。另外，有相當一部分工黨議員還直接接受工會的讚助，工會的這種讚助活動已有很長的曆史，到今天，這種讚助的規模有了很大發展。這種做法，密切了工會與工黨議員的關係。
工會與工黨的合作也帶有一定的局限性。英國工會曆史悠久，力量強大，是歐洲許多國家的工會所不可比擬的。工會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脫離工黨而靠自身發揮作用，因為工會僅把工黨作為政治工具，當認為工黨不能發揮作用甚至不利於工會利益時，便放棄對工黨的支持。特別是60-70年代以來，經濟形勢惡化，失業激增，工會本身的利益受到客觀條件的威脅的情況下，工會把自身利益的保護放在頭等重要的地位。白領工會會員人數的增加和影響的擴大，加劇了本來就有中立意識的工會的獨立性。所有這些都決定了工會在任何條件下也不可能給予工黨以無條件的支持。
從工黨方麵看，雖然工會基本起決定其路線方針的作用，但工黨固有的大聯盟性質使各種政治力量通過一定方式製約工黨。戰前工黨就開始的議員中產階級化在戰後更加明顯，在主觀上又努力表現出非工會集團的特點。執政的工黨更不能代表工會的單一利益，它受到各種政治力量的製約和經濟條件的限製。由此決定了工黨和工會合作的範圍也是有限的。工會與執政的工黨在工會權利、收入政策等問題上時常發生分歧，主觀上，雙方力圖擺脫依存關係和一些客觀因素作用所帶來的疏遠趨勢。
2.瑞典社會民主黨與工會
瑞典的工會運動具有起步晚、發展快、力量強、作用大、組織統一、權力集中、入會率高、罷工活動小等顯著特征。與西歐其他國家相比，瑞典社會民主黨與工會運動的關係是比較密切的。瑞典工人運動的文獻常用“一樹兩枝”來說明黨與工會的關係。
與其他西歐國家社會民主黨與工會的關係相比，瑞典的一個顯著特征是瑞典社會民主黨與工會運動是在瑞典工業化過程中同步發展的。黨和工會在成伊始就相互交織在一起。一方麵，黨是由工會組織（基層）發展成立的，另一方麵，工會組織（LO）又是在黨的領導下成立的。在LO成立之前，社會民主黨是工人階級的中心組織，其作用類似工會中央機構，LO成立後，黨與工會彼此建立了強有力的聯係，共同構成工人運動中緊密聯合，共同行動的兩黨。
瑞典社會民主黨同工會運動之間密切的關係有悠久的曆史，並且一直延續至今。社會民主黨同工會運動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緊密聯係對社會民主黨保持其長期執政地位起了重大作用，社會民主黨領導人也表示，沒有工會運動的支持，也就不可能有瑞典社會的一係列改革。
在思想上，社會民主黨同工會有著共同的基礎。LO樂意在保持自己的行動獨立和組織獨立的前提下，以社會民主黨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LO的第一個章程明確規定，LO的目標是“按照政治、社會和經濟民主的原則努力促進社會的發展”，LO的大多數成員工會的章程中都有條款規定，工會必須為促進社會主義的發展而工作。LO在一些重大時期的重大問題上推動了社會民主黨的理論與實踐，如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工業民主、雇員投資基金等重大決策都是由LO首先提出，最終被社會民主黨接受，並成為後者的理論與實踐新發展的基點。總之，社會民主黨同總工會有著基本一致的思想，工會把社會民主黨作為表達工人政治利益的工具，黨把工會作為黨的基礎。
在組織上，社會民主黨同工會組織密切合作。社會民主黨從中央到基層都同工會實行密切合作，這是瑞典社會民主黨與工會的關係不同於英國工黨和工會關係的一個重要方麵。在英國工黨和工會的合作常常是通過上層的合作實現的，和工會上層分子聯盟給工黨的領導一種組織上和政治上的力量。瑞典的工作場所是社會民主黨同工會結合最密切的部分，迄今在滿25人的工作場所就有一名黨代表，他們的任務是通過開展討論、散發材料、進行個人接觸介紹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強調工會運動同社會民主黨合作的必要性。在地區和基層，黨的地委工會工作委員會由7個人組成，人選由黨的地委和總工會地區組織商定，但其中2人必須來自公務人員工會；黨的基層組織的工會工作委員會由5人組成，人選由黨的基層組織和工會基層支部商定。這兩級工會工作委員會的任務是協同工會的地方和基層支部開展活動，加強工作場所黨的組織的建設，建立新的黨的工會倶樂部和工作場所支部，加強同服務部門工作人員的聯係，爭取他們參加黨的活動。在中央一級，總工會主席是社會民主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當然委員，有些全國性產業工會的負責人也是黨的委員會成員。黨的主席（執政時期亦是首相）每周至少同總工會領導人會晤一次；各全國性產業工會負責人也可就特定問題同黨的領導人商談。黨中央專設工會工作委員會，對全國各地黨組織如何與工會合作提出建議、向全國性產業工會領導人提供有關黨的政策的信息，同時同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的工作小組保持密切聯係，定期討論一些有關眼前和長遠的政治問題。
在競選中，社會民主黨得到總工會的大力支持，與其他西方國家相比，瑞典工會運動的力量是最強大的。這種力量不僅表現在工會會員在人數總數中的高比例和入會率的高水平上，而且也表現在其他綜合實力上。到1988年12月，LO的會員總數已達2275720人，占整個瑞典人口總數（830萬）的27%。瑞典藍領人口的入會率保持在90%左右。某些工會的入會率甚至達100%。另外，瑞典的工會運動還有一個廣泛的群眾組織網，有著十分可觀的財政力量及相當可觀的新聞組織力量。在每三年一次的全國議會競選中，為爭取盡可能多的選民投票支持社會民主黨，保障社會民主黨的執政地位，社會民主黨全黨上下全力以赴，總工會則從各方麵給予大力支持。在各基層工作場所，工會的競選宣傳員開展麵對麵宣傳，散發傳單和宣傳品，張貼宣傳畫，把社會民主黨的政策主張送達所有的勞動場所，總工會所屬全國性產業工會也以印發傳單、廣告和宣傳冊，召開競選動員會，組織演講團等各種形式全力以赴協助黨的競選。在經濟上社會民主黨也得到總工會的有力支持，每年在1000萬克朗左右，在大選年份則更多一些。
3.德國社會民主黨與工會
德國社會民主黨是非常重視工會工作的。1959年月在哥德斯堡召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特別代表大會上通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基本綱領》裏明確指出：“假如職工們不依靠獨立工會這支民主的組織起來的團結一致的力量來對付在企業及其聯合組織中居於統治地位的那些人，以便能自由地就勞動條件達成協定，那麼他們就將完全聽憑那些人的擺布。”“工會要為職工公正地分得一份社會勞動成果和為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爭取參與決定的權利而鬥爭！”“工會要為爭取更大的自由而鬥爭，並且要代表全體勞動人民而進行活動。所以，工會是不斷民主化過程中的重要支柱。”《德國社會民主黨1979-1985年經濟政治大綱》指出：“德國社會民主黨一向在與我國勞動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情況下，同各工會一道為社會自由和社會公正，尤其是為我們工業社會中的雇傭勞動者的利益進行了鬥爭。”聯邦德國社會民主黨與工會的關係與英國、瑞典相比，獨特以及一致的地方在於以下幾點：
第一，德國社會民主黨是一個直接的黨，同工會運動或集體黨員製度沒有有機的聯係。英國的工會進入工黨，有製度上固定的途徑，而德國的工會就沒有相同的進入社會民主黨的途徑。
第二，德國的工會不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重要經濟來源。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經費來源有三個方麵：黨費、政府對議會黨團的財政補貼、工會和企業資助以及各界人士的捐款。其中以黨費為主。
第三，工會與社會民主黨的關係模棱兩可，有時關係非常密切，有時工會則與其他政黨發生關係。1972年大選時，工會基於基層對勃蘭特和政府的好感，基於希望社會民主黨獲勝後，將會增加在平等的基礎上把共同決定權擴大到所有工業部門的可能性等原因，對社會民主黨給予了大力的支持。但在1976年，工會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工會聯合會的總書記庫特·比登科普夫教授發起了一場反對利用工會的地位來幫助社會民主黨的運動。雖然有許多工會會員作為個人明顯地為社會民主黨工作，但是像1972年大選時工會聯合會公開表明團結一致支持社會民主黨的形勢是很少見的了。
第四，與其他社會民主黨與工會關係一樣，社會民主黨與工會也存在職務上的重疊：第一屆德意誌聯邦議會（1949年）中115名來自工會組織的議員中有80名屬於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團，22名屬於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社會聯盟黨團。1953年在總數為104名來自工會的議員中，142名屬於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團。1957-1961年在聯邦議會中工會會員總數從202名增加到223名，其中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團的工會會員從154名增加到179名。在1987年選舉之後組成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聯邦議會黨團的193名成員中有188人加入了工會。黨執委會的42名成員全部都是工會會員，從另一方麵來說，德國工會聯合會產業工會17名主席中有16名、聯邦執委會9名主持日常事務的領導成員中有7名是社會民主黨人。在德國職員工會的9名聯邦執委中有6名，其中包括主席是社會民主黨人。多任德國工會聯合會主席都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議會黨團的成員。多數工會領導成員都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黨員。
第五，德國工會聯合會奉行所謂“黨派政治中立”的立場。按照工會領導人的觀點，中立就是對政黨保持獨立但在政治問題上應有堅定的立場。1969年5月當選為德國工會聯合會主席的海因茨·奧斯卡·費特一直不斷設法在工會與政黨之間劃出一條明確的分界線。他在1971年5月舉行的工會聯邦非常代表大會上強調，在統一工會和政黨之間必須保持“批判性的距離”，工會不要發展成為那種“舊式”的工人黨。工會的任務在於“比迄今更大程度地作為團結雇員的團體提出和追求一些目標”。工會固然不應當成為黨的代替品，但它必須自己判定和發展使工人獲得解放與平等權利的政治成果以及將來社會的模式。80年代，在德國工人中開始出現實際收入下降趨勢，使德國社會黨與工會之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並導致了1982年工會發動的反政府的總罷工。這與有的國家的工會是直接與一個政黨相聯係不太一樣。工會運動在政治上和社會民主黨的關係要比和基督教民主黨聯盟的關係更密切，然而它卻未正式資助社會民主黨。
4.法國社會黨與工會
與西北歐國家的社會民主黨不同，法國社會黨不擁有自己的工會。1905年成立的老社會黨曾宣布支持1895年成立的法國總工會通過的《亞眠憲章》，即宣布工會獨立於政黨。1980年10月新社會黨執行局再次聲明，它主張工會獨立於國家和政黨之外以及工會內部的多元化，並宣布社會黨黨員可自由選擇參加工會，由本人對其在工會中的態度負責，社會黨隻同所有的工會發展信任的關係。
戰後以來，法國共產黨一直控製著全國最大的工會聯合會，社會黨一直沒有取得強有力的工會作為助手。它同龐大的藍領工人工會組織相脫離。1947年成立的“工人力量”組織是一個改良主義色彩較濃的工會組織，其成員大多是公職人員和文官，該組織傾向於社會黨。但該組織同新社會黨未能友好地相處。後來，法國社會黨又力圖同第三個工人聯合會即激進社會主義的、擁有70多萬會員的法國工人民主聯合會建立聯係。在1974年總統選舉後，社會黨更把這項活動看作最優先考慮的事情，使它成為可以同共產黨工會力量不相上下的一支競爭力量。但是法國工人民主聯合會對社會黨與共產黨共同綱領中規定的對待工人民主的模糊態度表示懷疑，因而建立聯係的嚐試最後沒有成功。從70年代初以來，社會黨為了設法彌補它缺少強大的工會支持的不利狀況，試圖建立工業車間支部，但收效甚微。
針對法國工會處於分裂狀態這個事實，法國社會黨采取了重點支持、全麵開放的政策。因此，在大選中幾乎所有工會都多多少少地投社會黨的票。社會黨的黨員也加入各個工會。他們加入的工會主要有：法國民主工聯、全國教育工會、法國總工會、工人力量總工會、天主教工會等。其中以加入前三個工會為多。近年來，法國社會黨加強了對工會的工作，並重視爭取工會的支持。
總之，各國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同工會，既有深遠的曆史淵源，又在思想政治上互相支持、相互依賴，組織上協調配合，形成了主張階級合作和社會改良特色的民主社會主義工會運動。
§§第六章 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曆史根源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