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重新轉入在野的社會黨在市政選舉中與意共一起在多數大城市掌權。當時意共也已經明確闡明自己要走的“歐洲共產主義”路線，力量及影響均有上升，社會黨內和共產黨內都有人認為若兩黨合作，就有希望很快地奪取議會多數，然後成立意大利曆史上第一屆左翼政府。1976年大選結果卻令這些人大為失望，社會黨內多數人感到與共產黨合作的路子不對，決定推選當時不太知名的、一向不主張與共產黨合作的克拉克西擔任社會黨領袖。他上台後，主張恢複“中左聯盟”，為此與黨內左翼激烈鬥爭，而且在1981年的黨代會上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在這個時期，意共也對社會黨冷淡，推行了“曆史性妥協”路線，也力圖與天主教民主黨聯合執政。但該路線最後失敗了。意共逐漸發生了一些變化，建立聯盟的對象不再是天民黨，而是社會黨，但這時，意大利社會黨的力量有所上升，它針對意共在兩黨合作冋題上的主張提出了一係列苛刻的要求：放棄列寧主義，取消民主集中製，否定貝林格的路線，放棄對領導權的追求，等等。意共基本上滿足了這些要求。
1991年1月31日至2月4日，意大利共產黨在裏米尼舉行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決議，宣布放棄意大利共產黨的名稱及標誌，同時宣告成立左翼民主黨。一個有著70年曆史的西方第一大共產黨從此不複存在。它已經在思想、政治和組織上完全演化為類似社會民主黨的組織。該黨呼籲社會黨改變與天民黨結盟的方針，放棄對“左翼代替”的懷疑心理，同左翼民主黨開展綱領和政治對話，結束兩黨在選舉中的競爭，以便通過國家體製改革和選舉法改革來為左翼陣線的組建和取代天民黨創造條件。
二、保守黨
西歐保守黨起源於17-18世紀英法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當時是封建貴族、教會、大土地所有者反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組織。19世紀工人運動興起後，保守主義政黨開始與自由主義政黨合流，共同反對社會主義運動。長時期以來，保守黨一直同社會主義、工人階級政黨對抗、競爭。從本世紀70年代下半期開始，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鍾擺”開始周期性地向右傾斜，中左政黨，尤其是社會民主黨、工黨紛紛下台失勢，而奉行新保守主義的中右政黨先後組閣執政。英國的保守黨、聯邦德國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社會聯盟等黨紛紛上台。各國執政的新保守主義政黨在追求效益，推進產業革命、科技革命，推行私有化，刺激經濟增長，抑製通貨膨漲，謀求本國貨幣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堅挺地位及增強本國綜合實力等方麵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另一方麵，保守主義政黨在謀求穩定的借口下加強國家的權威專製，打擊工會和工人運動，大幅度削減社會福利，使居民住宅、社會保險、醫療保險、文化教育等淪為危機領域。實際上，這些都是在向社會民主黨和工會努力建設的社會福利國家發動反攻。
1.英國工黨與保守黨
1900年工黨成立後，很快在後來的大選中嶄露頭角，成為保守黨的主要挑戰者。在1922年的大選中，工黨所得席位第一次超過了自由黨，成為議會中的第一大反對黨。1929年大選，工黨取得勝利，首次成為議會第一大黨，組成了少數黨政府，由此開創了由保守黨和工黨控製議會中絕大多數的局麵。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大部分時間裏，英國是由溫斯頓·丘吉爾為首的國民政府（內閣）領導的。丘吉爾於1940年接替內維爾·張伯倫出任首相。他作為與希特勒政權勢不兩立的政敵而上台，得到了保守黨、自由黨和工黨的支持。此後，他主持了由保守黨、工黨和自由黨內閣大臣組成的聯合政府，這個“國民政府”延續了14年。它名義上由3個政黨聯合組成，實際上以保守黨為主體。為了體現大戰時期“舉國一致”的精神，工黨領袖一進入內閣，就決定停止行使反對黨領導人的職權，反對黨作用大大降低。他們僅就一些無關緊要的問題進行漫不經心的批評。這次國民政府的成立表明，每逢階級鬥爭、民族鬥爭尖銳時’各大黨能偃旗息鼓，停止爭鬥，聚集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下，為資本主義憲政製度的長治久安和國家的安全而密切合作，共同奮鬥。但這種合作，一是時間短，二是以一黨為主，並非各黨平分權力，一旦危機過去，這種聯合很快就會解體。
1945年7月，英國舉行了大選，選舉結果大大出乎人們的預料。保守黨遭到慘敗，它在下院的議員數由原來432人銳減為人，而工黨則由254席猛增為393席，在曆史上第一次獲得了絕對多數。保守黨從唐寧街10號走向議會反對席，工黨則由聯合政府中的小夥伴成為獨攬大權的執政者。從此開始了工黨與保守黨輪流執政的局麵。1945-1951年、1965-1970年，1974-1979年工黨在朝，其餘時間，皆由保守黨主宰政壇。戰後，英國政壇上從未出現聯合政府，工黨與保守黨從未結盟。
工黨與保守黨的階級色彩較為濃厚。工黨的成立是以工人運動為基礎的，它的領導就是在工人運動中產生的，參加職工大會的工會裏有一半人作為集體黨員加入了工黨，工會為工黨提供工絕大部分的活動經費，工會在工黨領袖的選擇上，在其全國最高權力機關中以及在工黨的決策上，都擁有很大的權力。而保守黨則代表地主、貴族以及後來的企業界、商業界的利益，並由他們向保守黨提供活動經費。因此，戰後在對兩黨的廣泛支持水平、競選宣言內容、在下院中的分割，兩黨均有明顯的界限。在社會福利、工會的權力、需要國家資助教育的要求、優先供給住房的要求、稅收製度和工資、歐洲一體化等問題上，在兩黨間的辯論中均帶有明顯的階級特點。兩黨在議會內外唇槍舌戰，在政治舞台上爭雄。
英國工黨與保守黨在政策與立法上趨同現象也較突出。從理論上講’由於階級基礎的不同，保守黨和工黨的政策理應完全對立。然而，在實際上，兩黨執行的一係列政策尤其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70年代這一段時間裏趨同現象相當突出。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在撒切爾夫人擔任首相之前，保守黨的政策向工黨方麵傾斜較多，在這之後，情況正好相反。
1945年大選失敗促使保守黨上層深刻反省，修改了政治綱領，采取了靈活的策略。當時，保守黨組織了政策研討小組。這個小組經過一年多工作，製定了一份名為《工業憲章》的文件，擬定了保守黨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的總體方針。根據戰後經濟急需恢複，人們迫切要求保證就業，完善福利製度的形勢，文件認為，保守黨在國內政策上必須“把中央指導的必要性和對私人企業的鼓勵協調起來”，必須“下決心維持充分就業，保持並改進社會福利事業；繼續把經濟戰略的控製權掌握在政府手裏，而又盡可能保持私人企業的戰術作用”。為保證這一點，保守黨還認為“煤礦、鐵路和英格蘭銀行的國有化是必不可少的”。在這裏，保守黨正式承認了中央指導和市場機製並存的原則、國有化的方針、充分就業的原則和福利國家的原則等等。實際上，這些“新”的原則方針的“發明權”並不屬於保守黨，它們都是從工黨那裏接收過來的。這種政治上的實用主義一直是保守黨製定策略的思想基礎。隻要有利於保守黨取得和維護政權，保守黨就會毫不猶豫地從對手那裏取其所需並打上自己的烙印。戰後初期的“巴茨克爾主義”更清楚地說明了兩黨政策的趨同現象。隻是在具體強調的程度上有所區別罷了。
在立法上，工黨與保守黨也存在趨同現象。政府更迭後，執政黨並不輕易拋棄上屆政府的議案，而是往往重提下台政府因大選而暫時擱置的相當一部分議案，甚至是它在野時所批評、攻擊乃至反對的某些議案。例如，1970年新上台的保守黨政府重提了由於大選而被上屆工黨政府擱置的23項議案中的14項（占60%）。同樣，1974年的工黨政府又重提了被保守黨擱置的22項議案中的15項（占68%）。英國學者斯英·格爾對1970年和1974年兩黨競選宣言所作的係統的分析表明在所有競選宣言的許諾中，大約有一半以上是超黨派的。”在所有政策、議案中，有分歧的或不一致的，僅隻有20%。事實上，有時候兩黨政府中對政策最堅決的反對者，恰恰來自執政黨的內部。
撒切爾夫人1979年5月擊敗卡拉漢工黨政府，使保守黨重新執政。自此以後，英國政黨力量對比嚴重傾斜。以撒切爾夫人為代表的保守黨人發展了一套被稱之為撒切爾主義的觀念和政策體係，向工黨發起了全麵的咄咄逼人的攻勢。他們重倡自由價值觀，攻擊工黨“社會平等”觀；恢複自由經濟傳統’否定國有化政策；推廣大眾資本主義，對抗民主社會主義；遏製工會勢力’削弱工黨基礎。撒切爾夫人一再表示要把工黨在英國所實施的社會主義給推回去，表示要下定決心根除在英國的社會主義影響。麵對保守黨的挑戰，工黨上層被迫重新審查該黨的理論和政策。1987年10月，工黨在年會上建立了7個“綱領委員會”，分頭研究各種問題，以求製定出一個關於工黨全麵政策的文件。1988年2月，金諾克及其副手哈特斯利在《衛報》上發表了《民主社會黨的目標和價值聲明》，就一些重大問題闡明了工黨的基本態度。同年10月，工黨年會通過了這一聲明，使之實際上成為綱領性文件。關於黨的宗旨，1982年的工黨黨綱宣布要建立一個人人都可以享受的、豐富多彩的“無階級社會”。新綱領宣布工黨社會主義的真正目的是創造一個“真正自由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裏，國家的基本任務是保護和促進個人自由。關於國有化問題，聲明宣布工黨並不固守國家所有製，盡管他們的目標是使大部分經濟社會化；工黨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政黨，一向承認混合經濟體製，承認保留私有製的曆史必要性，同時宣稱，公私企業之間的競爭有助於增強消費者利益和國家經濟。由此可見，工黨近些年來已明顯右轉，在理論和政策上主動向保守黨靠近，企圖縮小它與保守黨的差距，重新擴大社會基礎。
總之，長期穩定的兩黨製決定英國在和平時期沒有聯合政府，也就不會出現保守黨與工黨政黨聯盟。不同的階級基礎、現行的選舉製度以及曆史傳統決定了工黨和保守黨為了取得政權而爭雄、競爭的關係。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各政黨的成分逐漸向中產階級化發展：從治國的態度上看，保守黨也不始終保守，而是常常支持並著手進行適度的改革，工黨也不再堅持它的一些激進的“社會主義綱領”；從投票情況來看，工人們並不全投工黨的票，同樣，有產階級也不完全投保守黨的票，而是互有交叉，再加上兩黨的政策都以實效為重，這些決定了兩黨在政策、立法上達成某些共識。
2.德國社會民主黨與基督教聯盟黨
由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共同代表的德國保守黨，簡稱基督教聯盟黨。其前身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都產生於資產階級革命和產業革命過程中，代表了兩個不同的利益集團。它們在與以俾斯麥為代表的統治集團的抗爭中得到了發展，贏得了廣泛的支持；在黨派林立、各種極端派別紛爭的政治環境中，它們都奉行比較溫和的政策，並結成了中間派的多數；兩黨是媿瑪共和國的締造者，並曾進行了有效的合作，頒布了一些社會改革措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曆史中，社會民主黨作為工人階級政黨，領導廣大工人群眾，進行了不屈不撓的經濟和政治鬥爭。中央黨作為天主教的政黨，竭力容納包括工人和資本家在內的社會各階層的天主教徒，既反對自由資本主義，也反對共產主義。希特勒統治期間，兩黨均遭受迫害。
戰後，為了填補政治和權力的空白，一些政治家很快就開始了恢複和重建政黨的活動。一些中右翼分子在原中央黨的基礎上建立了基督教民主聯盟。這是一個新型的、多元化的中右翼政黨。這樣，以社會民主黨為一方，以基督教聯盟黨為一方的左右兩大營壘、兩大政黨在政治、意識形態等方麵展開了既競爭又聯合，既對立又趨同的角逐。
1949年8月14日，在德國西占區內舉行第一屆聯邦議院選舉，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競選中盲目樂觀，以為穩操勝券，結果卻僅得29.2%的選票，在議會中獲得131個議席，而基督教聯盟黨獲得了31%的選票，占139個議席，成為德意誌聯邦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一屆執政黨。社會民主黨在1949年遭受挫折後，仍躊躇滿誌，自信社會民主黨的方針和政策是正確的，認為不久便可上台執政。然而1952年德國大選的結果使社會民主黨人非常沮喪，他們隻得到28.19%的選票。
聯邦德國政府建立之初，社會民主黨作為反對黨同基督教聯盟黨領導的政府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在經濟方麵，社會民主黨指責政府推行的社會市場經濟政策將毀滅德國的勞動力，使社會各階級之間的關係愈加激化。在外交方麵，社會民主黨幾乎反對阿登納政府在對外政策上采取的一切行動。在德國問題上，社會民主黨反對阿登納依靠西方、徐圖統一的曲線統一政策，而主張作出一切努力，馬上實現德國的統一。反對阿登納政府使德國重新武裝、加入西方軍事聯盟的政策，反對政府實行的義務兵製，反對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然而，以後幾年的事實表明，社會民主黨在同政府進行的所有鬥爭中幾乎都處於下風，社會民主黨處於一種十分不利的地位。
1959年11月，德國社會民主黨哥德斯堡特別黨代會通過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原則綱領》，以此取代了1925年製定的《海德堡綱領》。這是戰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一次大轉折。在與基督教聯盟黨的關係方麵，該綱領使社會民主黨同它十幾年來激烈競爭的對手的鬥爭趨向緩和。用當時社會民主黨領導人之一埃希勒的話來說，社會民主黨“現在對政府不是用重型軍刀，而是用（擊劍比賽用的）花劍了”。還有人甚至說，社會民主黨在議會中已不再發揮監督政府的反對黨作用，而是“推行一種擁抱戰略，幾乎乞求似地追求同政府保持一致”。1960年6月30日，魏納在聯邦議院就對外政策進行辯論時發表聲明說，社會民主黨以前製定的與政府相對立的“德國計劃”乃至它以往所提的各種有關建議都已成為明日黃花，不再適用了。目前要緊的是，為了民主的利益，以及從對國家共同承擔的責任著想，執政的和在野的兩大黨派必須緩和它們的關係，“不是自相廝殺，而是要在民主的整體範圍內互相合作，即使它們在國內互為政敵。……分裂的德國忍受不了互相不共戴天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和社會民主黨”。魏納講話後一天，社會民主黨舉行執委會會議，一致同意魏納的講話及其代表的路線。在1960年11月21-25日舉行的漢諾威黨代表大會上，勃蘭特在會上提出：“我們都是一家人。”會後，他又進一步明確說道，除了對外政策外，社會民主黨和政府“在對內政策方麵也有偉大的、共同的需要去完成”。
1961年舉行的大選，社會民主黨選票有所上升，聯盟黨政府的基礎開始動搖。以前與基督教聯盟黨聯合的自由民主黨開始向基督教聯盟黨施壓，基督教聯盟黨不堪忍受自由民主黨的這種壓力，便從1962年開始試探同社會民主黨組成聯合政府。曾經宣告如果社會民主黨勝利德國就會沒落的阿登納，如今對同社會民主黨聯合顯示出了很大的熱情。
1966年，隨著執政聯盟的公開破裂，組成了由基督教聯盟黨和社會民主黨組成的大聯合政府。社會民主黨一共在政府中得到9個部長職位。對基督教聯盟黨來說，和自由民主黨分手之後，隻有拉社會民主黨來組成聯合政府；對社會民主黨來說，在度過了漫長的在野時期後，不願意放棄這次參政的機會。兩大黨之間的聯合紐帶不是很牢固的。這屆大聯合政府隻維持了三年。1969年9月28日，在聯邦議院大選中，基督教聯盟黨獲46.1%的選票，社會民主黨首次突破的大關，達到42.7%。三年前才與基督教聯盟黨分手的自由民主黨不可能再與基督教聯盟黨聯合，它轉向了社會民主黨。於是，社會民主黨同自由民主黨組成執政聯盟，聯盟黨第一次成為在野黨。這個執政聯盟經曆了第六屆、七屆、八屆、九屆議會立法期，直至1982年10月，連續13年之久。但後來這兩黨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各執己見，最後終於分手了。基督教聯盟黨不失時機地聯合自由民主黨，推出黨主席科爾為總理候選人，對施密特提出不信任案。1982年10月，在聯邦議會的表決中，科爾以2防票的多數票取得勝利，執政至今。
與政治上的妥協、聯盟相適應，德國社會民主黨與基督教聯盟黨在理論和政策上既有相同之處又表現出一些各自不同的特征。兩黨都強調走“中間道路”，但基督教民主主義試圖在傳統的自由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尋求“中間道路”，他們不僅譴責蘇聯式的共產主義，也反對社會主義，把它看作是一種“陳舊”的理論，它們所追求的中間道路，就是現存的民主製度；而社會民主黨信奉的民主社會主義譴責資本主義，譴責蘇聯式的共產主義，但他們並不拋棄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是通過逐步改良實現長遠的對社會的根本性改革；而基督教民主主義是在維持現存的機構和特權，即在現有秩序的情況下進行一些改良。兩黨都強調人權，在戰後初期製定《基本法》的時候，兩黨在人權方麵取得了一致，並共同努力把有關條款寫入了《基本法》，但兩者的出發點不同：基督教民主主義把這些內容看作是產生於基督教的教義，基督教原則是唯一的出發點；而社會民主黨始則把整個理論構築在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工人階級解放的理論之上，後則強調其理論在歐洲根植於基督教倫理學、人道主義和古典哲學。兩黨都承認自由市場經濟的重要性，但對公有製和計劃經濟的作用認識不同，基民黨人一般地否定“計劃經濟”和“公有製”；而社會民主黨人則堅持“計劃經濟”和“公有製經濟”的積極作用，它們所主張的是實行私有製和公有製並存，自由市場經濟與國家計劃指導並存的“混合經濟”。兩黨同樣主張“社會公正”，但對待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的利益和態度不同，社會民主黨更多的是把工人和勞動群眾作為社會主體，使他們能夠享有和社會的其他階級階層，尤其是雇主上層階級同樣的機會和權利；相比之下，雖然基督教聯盟黨也強調社會公正，但它往往是從維護社會穩定，調和各階級矛盾的角度考慮，有時甚至是不得不采取的一些措施。
在戰後初期基督教聯盟黨與社會民主黨的分歧中，意識形態色彩較為濃厚，兩黨的分歧主要是兩種不同的政治理想，涉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一些傳統意識形態問題。但是，由於戰後初期基督教聯盟黨人的經濟政策和對外政策深得人心，逼迫社會民主黨人逐漸改變政策，否則就得冒在政治上長期處於在野地位的風險。基督教聯盟黨為了保持自己的政權，要同社會民主黨爭奪選民，必然也要不斷調整自己的政策，使之適應廣大人民群眾的要求。這樣，就出現了理論上的趨同現象。到70年代中期，兩大黨之間在政策上已沒有多大的實質性分歧，各黨所作的宣傳，隻是讓選民相信，自己比對手更適合於執政。進入80年代以後，雖然兩黨之間的爭論仍然不斷，但主要是圍繞一些政策性或人類共同麵臨的一些問題上的分歧。
基督教聯盟黨和社會民主黨都有廣泛的社會政治基礎，代表社會各階級階層中較大一部分人的權益，推行基本一致的國內政策，它們雖然各有不同的選民基礎，但雙方出於共同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又往往能在利益契合點上取得事實上的協商一致和妥協。它們為了爭取選民，都不得不放棄激進的主張，不斷調整自己的政策，從而使兩黨的政策逐漸向中間漂浮。於是，兩黨或者聯盟聯合執政，或者通過三角均勢中與自由民主黨結盟而輪流執政。
3.意大利社會黨與天主教民主黨
在意大利多黨政治格局中，天主教民主黨和共產黨是勢均力敵的兩大政黨。戰後以來，這兩黨一個長期在朝，一個長期在野，你爭我鬥，相持不下。意大利社會黨正是在這種兩雄爭霸的局勢中，在夾縫中求生存、求發展，它與兩翼的關係尤其是同右翼的關係格外引人注目。
社會黨在意大利這樣一個多黨製體製下運轉，在它眼前，甚至在長期內沒希望獲得議會多數單獨執政，甚至也不能支配聯合執政。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政治聯盟的問題，如與哪些黨合作？在什麼條件下合作？究竟能合作多久？成了意大利社會黨所麵對的最重要的問題。意大利社會黨在戰後曆史中為同天主教民主黨、共產黨求得一種妥當的關係而仍能保持它的獨立身分，經受了痛苦的探索。隨著各種不同聯盟的嚐試，黨內或者是一個特定的派別變得疏遠並分裂出去，或者偶爾也為一個迄今疏遠的團體重新和解和統一起來創造了條件。
意大利社會黨曾經曆三種形式的聯盟：第一種是與共產黨建立的左翼聯盟；第二種是同天主教民主黨合作的中間派的聯盟，即中央聯盟；第三種是既同天主教民主黨又同共產黨發生關係的多向聯合。
意大利社會黨從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直到1953年基本上采取同意大利共產黨合作的策略。當時，社會黨內無論是革命派或改良派都把參加資產階級政府看作不可逾越的禁區。但是，到50年代，社會黨內要求獨立於意共的呼聲越來越高，在黨內形成了以南尼等人為代表的自主派。1953年南尼第一次公開表示了要求政府向“左”開放的主張，表明社會黨願意在資本主義的政治結構中同資產階級黨合作。在1955年3月31日至4月4日的都靈代表大會上，社會黨願意參加資產階級政府的觀點已經明朗化了，大會討論的中心問題就是找出一種既能與共產黨保持聯係，又能與天主教民主黨私下溝通的方式，以便組成一個新的執政的多數派。南尼在會上一方麵表示支持天主教民主黨政府，另一方麵又說和共產黨統一行動政策是意大利社會黨不可改變的既定方針。但主要的還是和天主教民主黨實行一種從“現實出發的政策”。蘇共二十大的召開，為社會黨擺脫共產黨創造了條件。而這個時候，資產階級政黨為了擺脫政治危機，采取了一種向左開放的政策。在1958年的選舉中，執政的天主教民主黨未能獲得議會多數，中間派政府要繼續維持下去已經非常困難，有時甚至不得不依靠新法西斯黨暫時維持。而這次選舉中，共產黨保持了原有水平，社會黨由於在對蘇聯和波匈事件上采取的立場吸引了很大一部分選民，所以得票有明顯增加，占14.2%的選票，這是它1948年以來得票的最高紀錄。相繼擔任天主教民主黨總書記的範範尼和莫羅都感到要繼續維持政府的統治，渡過政治危機，就必須擴大政府的基礎，把社會黨包括在內。天主教民主黨的向左移動和社會黨的向右轉變，使中左政府的建立有了可能。在國際上，新當選的美國總統肯尼迪非正式地通知範範尼，美國將不反對社會黨參加政府。這樣，社會黨與天主教民主黨聯盟的國內外條件都具備了。1961年意大利的中部和北部的一些大城市和省份相繼出現了地方性的中左聯合政府，一般由天主教民主黨、社會黨、共和黨和社會民主黨組成。1963年12月，莫羅組閣第一個包括上述四黨在內的中左聯合政府。社會黨正式與共產黨脫離關係，由反對黨變成參政與執政的黨。
社會黨領導人試圖通過參與資產階級政權機構，從而擴大自己的影響，爭取更多的選民和獨立性，同時推行自己的改革計劃，實現他們所期望的民主社會主義。但實際上出現了與其相反的後果。除了造成黨的分裂外，更為重要的是它從屬於意共轉變為從屬於天民黨，模糊了黨的形象，使黨的威信下降。社會黨領導人原以為參加中左政府就可以使自己擺脫從屬其他黨的地位，樹立起自己獨立的形象，從而使自己發展成為能夠同共產黨和天主教民主黨相抗衡的第三支政治力量，但結果並非如此。意共領導人貝林格形象地說出了社會黨參加中左政府後的處境。他說，社會黨被關在一個鳥籠中，而籠子的鑰匙卻掌握在天主教民主黨手裏。社會黨作為天主教民主黨的一個小夥伴參加聯合政府，使黨的支持者大為失望，它參加政府後，參加了在全國範圍內分享肥缺的特權，在群眾中造成了惡劣的影響。參加中左政府後，社會黨從理論到政策都是比較混亂的，缺乏明確的綱領，沒有連續性的方針政策。它試圖推行自己的改革措施，但因為這些措施涉及到天主教民主黨的既得利益和權力體係而遭到天主教民主黨的強烈反對，並引起了雙方關係的惡化。1973年6月安德雷奧蒂政府垮台後，魯默爾組成了最後一屆四黨中左聯合政府，雖然社會黨仍有四個部長職位，但它在政府中的作用更加無足輕重了。參加中左政府的十年不僅沒有使社會黨得到什麼好處，相反，它卻不斷地走向衰落。1974年，社會黨遂放棄了“中左政府”的方針，疏遠同天主教民主黨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