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黨體製
現代政黨體製主要表現為一黨製和多黨製兩種形式，歐洲各國一般都采用後者，這是與其悠遠的民主傳統和資本主義的率先發展分不開的。各種利益集團和政治派別的公開競爭，為多黨政治秩序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一般說來，多黨製亦分為若幹具體形式，且處於不斷的演變過程之中。這裏主要討論20世紀以來的情況，而尤其集中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這一時限範圍內，北海-波羅的海地區、內陸地區和地中海地區的政黨體製大體上可以分別歸納為“兩黨輪流執政”、“兩黨半製”和“多黨兩極化”三種形式。不同形式的政黨體製對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意義是很不一樣的。
在英國，20世紀政黨體製的一個主要之點就是自由黨的衰落和工黨成為同保守黨輪流執政的一方，在政治生活中發揮著日益重大的作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自由黨由於得到新興資產階級和工業無產階級的支持而力量大增。但隨著壟斷經濟的擴展，資產階級日趨保守。同時，以工會運動為核心的勞工運動聲勢日益壯大，成為經濟和政治領域裏一支越來越大的社會力量。曆史表明，盡管資產階級（特別是自由資產階級）可以對工會的個別領導人進行收買，但卻不可能收買整個組織。工會一度跟隨自由黨，隻是因為當時兩者利益重合的部分還很多，隨著曆史的發展，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兩極分化的必然性決定了以自由資產階級為基礎的自由黨不可能代替以工會運動為基礎的工黨，而隻能為工黨所取代。這一轉變在20-40年代逐漸實現。新的政黨分化形成以後，有產階級一般擁護保守黨，工人階級和大部分新中間階級支持工黨，另有一些自由職業者和知識分子則徘徊於兩者之間，對自由黨的哲學流連忘返。每一個黨都有自己醫治國家弊病的“靈丹妙方”，但誰也無法根本改變國家的政治、經濟運行模式。結果，保守黨同工黨輪流組閣，相互更迭。政黨活動的目的趨於單一：爭取選票。為了爭取更多的選票，各黨都強調自己的全民族性和全社會性，反對把黨建立在某一個固定的社會階層基礎上。黨與黨之間觀點日益接近，各黨的政策為迎合各個階層、集團的利益都存在著自相矛盾、前後相左的情況，政黨政治的意識形態色彩由此趨於淡薄，甚至出現了黨內鬥爭比黨際鬥爭更能反映國內政治矛盾的現象。英國工黨對英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影響，主要不表現為執政時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而是表現為作為保守黨製衡力量的存在，使社會沿著兩黨思想的中介線向前發展。因此，英國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現實成就並不完全體現在工黨執政時期，執政的保守黨為照顧普遍的社會情緒和保持政策的連續性也部分地保留甚至推進了這些成就。
北歐國家的政黨體製基本上是英國模式的翻版，其形成過程、表現形式、運行特征及社會作用都大體相似。不過，由於具體的社會曆史環境不同，相互之間也存在著某些形式上而非內容上的’差異，主要有兩點：其一，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執政的時間更長；其二，兩黨輪流執政的主體不是兩個具體的黨，而是兩個政黨集團。之所以說這隻是形式上的差異，是因為它們並沒有絲毫改變工會型民主社會主義溫和、務實的基本特征。北歐各國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在本國獨特的社會曆史背景和政治力量配備中走向權力，並不表明民主社會主義思想成為社會的主流，隻表現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個普通的議會政黨如何獲得了巨大的選舉成功。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社會民主黨人非常適時地修改自己的綱領，拋棄階級鬥爭觀念，弱化政治左派的形象，在保住工人階級這塊陣地的同時，盡可能廣泛地吸引工人階級以外的社會集團。19-20世紀之交，社會民主黨人先是在爭取普選權的鬥爭中，同激進主義者合作；30年代，他們在克服經濟危機的鬥爭中，又贏得了農民黨的支持；執政以後，他們成功地運用反循環經濟政策與蕭條作鬥爭，同時也在社會福利方麵進行了一些重大改革，使各個社會階級的利益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滿足。事實證明，這些合作在幫助國家度過危機和確立工黨（社會民主黨）的領導地位兩方麵都取得了很大成功。隨著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狀況的日趨好轉，工黨（社會民主黨）也順理成章地成為國內主要執政黨，幾十年的執政實踐和福利國家政策所取得的暫時成就，使北歐社會民主黨人更加確信了自己的信條，即“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並不是絕對不同的製度，社會主義的發展能夠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進行”。
在這方麵，瑞典主要民主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彼得·溫德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他認為，自1932年以來，瑞典的發展是在不斷地接近（雖然還是很遙遠的）社會主義目標。在他看來，通向社會主義的民主改良道路就在於“不斷地擴大公民的權利和遏製資本的權力”。這種方法的壞處是緩慢而且要作出過多的妥協，以致在中途有喪失社會主義目標的危險。其好處是，這種方法依據的是多數人的政治意誌，從而使改良有牢固的基礎。所確定的目標：建立一個由全體人民決定生產和產品分配的社會，一個以自由、平等、民主和互助為基礎的社會。北歐社會民主黨人就是這樣通過模糊階級界限而有效地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但正如英國工黨在野時能通過自己的議會力量影響保守黨的政策一樣，北歐工黨（社會民主黨）政府事實上也程度不等地滿足了保守政黨的利益。當然，保守政黨執政時，也不能忽略工黨（社會民主黨）的強大存在。至於北歐國家兩黨輪流執政的體製是通過兩個政黨集團——“社會主義政黨集團”和“非社會主義政黨集團”——來實現的，這一點完全是因為北歐社會階級結構異常均衡的結果。但多個政黨的存在，卻又因其觀點的接近而組成政黨集團，進而形成兩個集團輪流執政的政製格局，與英國式的兩黨製又有什麼實質性的區別呢？
在內陸地區，情況便有所不同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由於王朝勢力的強大，德國和奧地利的政黨政治都不發達，政黨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由於議會權力的弱小而受到限製。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隨著共和體製的建立，兩國的政黨政治有所發展，政黨數目增多，各有大小政黨10餘個，主要分為6種類型：資產階級保守黨、基督教政黨、社會民主黨、共產黨、法西斯政黨和自由黨。資產階級保守黨的力量在20年代曾一度強大，同社會民主黨旗鼓相當。基督教政黨在當時還主要是一些教派黨，影響不大；自由黨則主要代表自由資產階級的利益，在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國家權力的德國和奧地利都沒有太大的市場。隨著30年代初大危機的來臨，保守黨迅疾衰落，社會民主黨得以繼續保持優勢，共產黨力量有所增強，法西斯政黨則以驚人的速度崛起。最後，由於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對立和鬥爭，法西斯政黨從而漁翁得利，壟斷了政治舞台。結果，使得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雙雙遭受挫折。
戰後初期，劫後餘生的社會民主黨、基督教政黨和共產黨成了政治舞台的主角。由於戰後西歐的整個政治氣氛向右傾斜，社會民主黨修改綱領，改變戰略，完全變為改良主義黨。基督教政黨則改變了傳統的教派黨形象，逐步成為一種資產階級的、實用主義的、反共的、自由主義的以及社會正義的某種綜合物，集聚了社會上的所有保守勢力。共產黨則由盛轉衰，很快淪為政黨格局中無足輕重的小黨派。此外，大約在50年代中期共產黨衰落之後，自由主義黨派又死灰複燃，逐步在政黨結構中占據一席之地。這樣，在戰後德國和奧地利的政治舞台上活動的主要是基督教政黨和社會民主黨，再輔之以自由黨的一些頗顯軟弱的政治呼聲，從而形成了被西方政治學界稱為“兩黨半製”的獨特政體形式。基督教政黨奉行所謂的基督教民主主義，是一種主要代表保守派利益的社會政治運動，它也擁有自己的強大的工會力量，在政治活動中取得了相當的成功。這種成功對於促使社會民主黨改變自己的形象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為基督教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往往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不同階層的利益，甚得人心。這樣，如果社會民主黨不改變自己作為階級政黨的形象，不能成為一個實用主義的、擯棄極端觀點的溫和主義政黨，它就有可能冒長期在野的危險。所以，德國社會民主黨難以在競選中提出鮮明的理論綱領，在執政時也不可能有大的舉措，而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則長期同人民黨聯合執政（除1971-1986年外）。至於自由黨，其政治激進程度介於兩黨之間，往往隻能在兩大黨力量勢均力敵的時候，起到一個政治砝碼的作用。而且，自由黨一般是同社會民主黨合作，這也對社會民主黨綱領政策的右傾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不可能有助於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政策的左傾）。80年代以後，綠黨進入議會，但並沒有根本改變這種結構。
瑞士的情況略為不同，永久中立國的獨特社會環境使它長期以來存在著四種類型的政黨：資產階級政黨、基督教政黨、社會民主黨和農民黨。前三類政黨勢均力敵，農民黨力量稍弱，每屆政府都是聯合政府，且自1959年以來，7名聯邦委員會委員均由四大黨按固定比例2∶2∶2∶1分攤，主席則輪流擔任，一年一換，不得連任。這種政黨體製事實上同德國和奧地利政治舞台上都曾出現過的“大聯合政府”及戰後初期奧地利一度存在過的所有議會政黨都入閣的現象一樣，都是政治妥協的產物，隻是瑞士更加固定化而已。在如此相互製約的環境中，社會民主黨是難以有所作為的。因此，內陸三國盡管政黨格局不完全一致，但政治妥協的實質卻是共同的，都促使社會民主黨趨於保守。內陸型民主社會主義同其他模式的民主社會主義相比，對現存秩序表現出一種超常的順從，顯然是與這種政黨體製大有關聯的。
地中海地區由於經濟、政治的曲折發展和社會結構的複雜多極，其政黨體製亦呈現出一種遠比北海-波羅的海地區和內陸地區複雜得多的圖像。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現代政黨在這一地區誕生起，各國政治生活中有一定影響的黨派就一直保持在20個左右。這些政黨在各國政治舞台上縱橫捭闔，明爭暗鬥，分化組合頻繁，政治危機迭起，共同鑄造了地中海國家在世界舞台上動蕩的政治形象。但是，如此眾多的政黨在不停的力量消長過程中，卻始終存在著明顯的兩極化傾向，各國都有兩個傳統大黨，在很長的時期內，它們的力量都遠遠大於其他黨派：一是主要代表資產階級和其他保守勢力的右翼政黨，一是主要代表無產階級和其他中下層人士的左翼政黨。在它們之間，分布著眾多或左或右的小黨派，要麼同右翼政黨套近乎，要麼同左翼政黨結成聯盟，從而出現了地中海國家司空見慣的所謂“中右政府”、“中左政府”等政府組成形式。
多黨兩極化的政黨體製在地中海各國的具體表現形式並不完全一樣。法蘭西第四共和國（1946-1958年）的黨派鬥爭大概是歐洲國家中最為激烈的，這一時期的黨派分化也尤其明顯，政府和內閣不斷出現危機。戴高樂1958年6月重新上台後，對這種政治製度進行了徹底的改造。在他的內閣中，24名閣員竟有9名來自非議員出身，從而打破第四共和國曆屆內閣閣員都必須從議員中挑選的慣例。並且，外交、國防和內政這三個關鍵部的部長都由非議員出身的無黨派人士擔任。戴高樂的意圖很明顯，他希望在行使內政、外交和國防三大重要職權時，避免黨派的糾葛。第五共和國半總統製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國社會階級結構多元兩極化的現狀，是左右兩翼在勢均力敵的較量中達成的一種政治妥協。這種妥協使政黨的作用由於議會的相對軟弱（總統相對強大）而受限，不如其他歐洲國家明顯。不過，政黨體製中的左右兩翼仍在繼續發展，直到70年代隨著社會黨的崛起而形成所謂“四黨爭雄、兩派對立”的政黨格局，法國政壇出現明顯的兩極化——共和國民主人士聯盟中的戴高樂派和吉斯卡爾派構成的右派，左翼聯盟中的社會黨和共產黨構成左派。戴高樂主義旋即衰落，政黨鬥爭的烈度和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隨之增大，多黨兩極化格局相對定型。不過，共產黨作為左翼領袖的地位已逐漸為社會黨所取代。
在意大利，由於資產階級的先天軟弱性而使其政治代表無法在國內建立真正穩固的統治。天主教民主黨作為右翼政黨，既是資產階級的主要政治代表，又反映著其他保守階層的利益。並且，它在政治上始終存在著一個力量不相上下的左翼政黨與之對峙。先是社會黨，隨後是從社會黨分化出來的左翼所成立的共產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從抵抗運動中陸續發展起來一些民主政黨，同原來的老黨一起，對製定憲法、締造共和國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因此，戰後政治體製的真正支柱是政黨而不是政府。意大利的政府更迭盡管馬不停蹄，但整個政局卻相對穩定，經濟社會持續有序地發展。這便是所謂“憲法圈”內各黨的均衡力（尤其是天民黨和共產黨的勢均力敵）所產生的效應，意大利也由此被人稱為“沒有政府的共和國”。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即使國家發生嚴重動蕩，可能使全國陷入混亂時，出來收拾局麵的也是政黨（通常是天民黨和共產黨聯手），而不是軟弱的國家政權。正是由於這一特點，共產黨不管是執政還是在野，對政府決策都起著很大的作用。一個天民黨政治家曾形象地說，如果沒有意共的同意，政府連一張聖誕節的賀卡也發不出去。社會黨則由於處於兩大黨的夾縫中，即使僥幸執政，如果沒有天民黨或共產黨的支持，單憑軟弱的政府去處理激烈的社會衝突，也將一事無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意大利政黨體製出現了戲劇般的變化：共產黨自己社會黨化了，並成為社會黨國際的新成員，繼續保持左翼領袖的地位；天民黨的力量急劇衰落，其地盤為代表北方資產階級的北方聯盟和主要代表南方保守勢力的新法西斯政黨雙雙奪走；原來的社會黨成為意大利政壇上無足輕重的小黨。不過，這種貌似驚人的變化並沒有根本改變意大利政黨體製的多黨兩極化特征，隻不過右翼方領袖暫時一分為二，但保守派政治家正著力尋求新的右翼聯盟形式；左翼方領袖則由通過共產黨的社會黨化而產生的左翼民主黨充當，而不像其他地中海國家那樣由社會黨取代。
同處伊比利亞半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出現政黨的曆史並不短，但長期處於獨裁統治之下，直到70年代中期才開始實行真正意義上的政黨政治。由於軍人在獨裁統治時期以及推翻獨裁統治的過程中，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左右翼政黨的激烈衝突往往借助於軍方的勢力，從而形成了共產黨同左翼軍人為一方，保守政黨同右翼軍人為另一方的伊比利亞式政黨競爭格局。軍方的權力在70年代末新憲法製定以後開始受到限製，其影響逐漸削弱。共產黨是獨裁統治時期最大的民主力量，在推翻獨裁統治的鬥爭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因而在獨裁政權垮台初期曾有相當大的發展。在葡萄牙由於左翼軍人的支持，甚至一度出現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機，並采取了一係列相應的社會變革。西班牙共產黨的力量在民主化進程開始時也遠遠大於西班牙工人社會黨，但兩國共產黨隨後都由於左翼軍人的失敗而力量受損，內部的激烈鬥爭也影響了黨的發展。當然，軍隊影響力的下降也對右翼政黨的力量造成了一定的影響。社會黨則漁翁得利，以新的左翼領袖的形象在政治舞台上同右翼政黨分庭抗禮。
希臘更是多黨體製中的新成員。它除了共產黨誕生於1918年以外，其他政黨的曆史都很短，大體上都是在1974年軍人政權解體以後才陸續建立的，而且這些黨沒有嚴密的組織，缺乏明確的綱領。最早的資產階級政黨成立於1956年，1967年軍人政變後被強令解散，直到1974年才得以重建（即新民主黨）。社會黨在希臘出現得極晚，這同不少西歐國家先有社會黨而後才有共產黨的情況不一樣。可以說，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民主社會主義思想在希臘沒有什麼影響，這與希臘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有關。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的正式成立遲至1974年軍人政權垮台之後。但是，希共激烈的內部鬥爭和多次的組織分裂限製了自身力量的發展，對國際國內局勢的發展亦缺乏靈活的應變能力，遂同伊比利亞共產黨的命運相似，競選實力很快被新起的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超過。希臘呈現出“三大政黨、兩大勢力”的政黨政治格局，新民主黨和泛希社運兩霸稱雄，輪流執政。
在多黨兩極化的政黨體製中。社會黨作為中間力量的發展餘地是不大的。它要麼像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社會黨那樣，在共產黨出現危機的時候，取而代之成為左翼代表；要麼像意大利社會黨那樣，在左右兩大黨的實力較量中充當貌似關鍵實則無關緊要的“拳擊裁判”，盡力發揮自己的政治影響。事實上，在北海-波羅的海地區和內陸地區，由於共產黨力量的極度弱小，“大部分勞動人民把左的政策同社會民主黨混為一談”。在地中海各國，則存在著強大的共產黨代表著左翼社會集團的利益，社會黨難以覬覦這一地位。並且，地中海地區經濟相對落後和社會極化程度偏高，也使壟斷資產階級缺乏足夠的實力，可以像北海-波羅的海國家和內陸國家那樣采用“換馬術”或“大聯合”來緩和社會緊張狀態，進而剝奪共產黨的選民基礎。社會黨因而也失去了這樣的“進身”機會。“在南歐各國，統治階級社會基礎的相對狹隘性，特別表現在其政治統治完全或者主要體現在一個或派別的統治上，而沒有現成的‘後備方案’”。在這種情況下，社會黨為爭取自身力量的發展，其政治路線和政策策略就表現出極大的搖擺性。當國家出現危機狀態，社會動蕩導致整個社會向左轉時，社會黨為了防止自己在左翼中的影響遭到削弱，就運用所謂‘‘從左邊繞開”的手腕’提出一些乍聽起來比共產黨更激進的口號，而忽視實施這些口號的現實可能性以及最可能的後果；當社會處於通常狀態下，或保守勢力有所抬頭的時候，社會黨又傾向於十分溫和的立場’博得傳統上指靠資產階級政治力量的社會集團的好感。這種左右搖擺的情況同樣出現在社會黨在政府中的地位變化過程中，在野時往往變得激進，執政時又常常傾向保守。法國的“密特朗時代”是這方麵的典型代表。當然，這種情況在北海-波羅的海型民主社會主義和內陸型民主社會主義那裏也程度不等地存在著，隻不過由於它們身處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而沒有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表現得這麼突出。總之，各國社會民主黨為了在多黨政治環境中站穩腳跟，都已不再以純粹的工人政黨身分參與議會競爭，日益演變成為以工人階級和新中間階級為主要依靠力量，但不以任何階級的獨家利益為轉移而是以爭取執政和平衡各派勢力謀求共同發展為主要目標的資本主義社會共生黨派，同資本的命運休戚相關，同財團的衰榮盤根錯節。這就決定了社會民主黨的參政執政不可能改變多黨政治的資產階級屬性’決定了社會民主黨為了對各派社會勢力進行實用主義的迎合而不得不隨時修正或拋棄自己的既定原則，同時也決定了它在調整和改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方麵不會有太大的作為。這一點，在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裏都是大同小異的，政黨體製由於具體形式的不同而對各種模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所施與的不同影響，也由此主要體現為量的差別而不體現為質的相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