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看來，不管是戰前還是戰後，內陸地區兩大產業階級在整體上都是相對軟弱的，並在彼此的活動中始終依循著妥協的傳統。這種軟弱妥協的階級結構特征，從根本上決定了內陸型民主社會主義在社會變革上不可能有太大的作為，而這一點又由於其理論形態的異常完備而顯得更加突出。至於內陸型民主社會主義的其他某些特點，諸如同工會運動若即若離，同保守黨聯盟而排斥共產黨等等，也不難從中找到根源。
二、小資產階級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除了兩大產業階級以外，還有一個曆史淵源更為悠久的階級也對社會的階級結構產生著重要的影響，那就是小資產階級。本節把即將討論的小資產階級分為兩大塊，即傳統小資產階級和新中間階級。傳統小資產階級又包括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者兩部分。新中間階級之所以被歸於小資產階級範疇進行討論，主要是就其不確定的階級特性而言的。但從曆史趨勢看，它由於是現代社會的直接產物而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不像傳統小資產階級那樣作為現代社會的克服對象而逐漸走向衰落。傳統小資產階級作用於階級結構進而對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產生影響，主要集中於模式形成之前，新中間階級則主要在模式定型階段和模式形成之後發揮作用。
一般說來，傳統小資產階級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采取敵視態度的。作為小私有者，他們由於受到大資產階級和官僚的剝削壓迫和經濟危機的打擊，往往對大資本、國家稅收深惡痛絕，在政治上傾向於激進主義；但不少人堅持維護私有財產，對極端民族主義（如法西斯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推崇備至，反對社會主義。因此，他們對資產階級政黨和無產階級政黨一概反對，他們所支持的是民族主義政黨、農民政黨或代表城市小資產階級的種種政治小團體。新中間階級則不然，它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向後工業階段過渡的過程中，在傳統小資產階級受到大資本的排擠而不斷減少的情況下出現的一個經濟地位比較優越而生產關係接近工人階級的龐大社會集團，主要從業於第三產業，雖然也像工人階級那樣以薪金為主要謀生來源，卻不直接麵對物質生產。這樣一種經濟社會地位，使新中間階級一方麵由於生活條件的相對舒適而對現代社會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有一種認同感，害怕社會動亂，安於現狀，趨於保守；另一方麵又常常感到自己的地位缺乏強大的階級力量作後盾，時時有受大資產階級和其他社會階層取而代之的危險，很希望尋求政治上的代理人，在社會生活各方麵實行有利於自己實際利益的變革。在這樣一種矛盾心理下，他們往往主張用和平的手段而不願用暴力解決問題，希望通過漸進有序的改良推動社會穩定、持續地向前發展。社會民主黨人恰好迎合了這一部分人的心理和要求，適時地調整自己的政策，打出民主與社會公正的旗幟，推行各種福利措施，主張增加就業機會，從而為自己贏得了廣大的追隨者。新中間階級由此成為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崛起的一個最重要的階級基礎，但由於階級特性很不鮮明，它同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結盟是有條件的，那就是要保證它不斷上升的生活水平和社會地位。一旦這個條件失去，它就有可能背叛這一運動，轉而投靠其他階級陣營或社會運動。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人在經濟蕭條時期紛紛麵臨選舉力暈急劇衰退的現象，不能說與新中間階級的這種階級特性沒有很大的關聯。尤其是地中海地區，社會黨在80年代以來短短十餘年間競選實力驟升驟降，顯然主要就是新中間階級力量得而複失所致。
新中間階級對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方式在歐洲三大地理區域都是大同小異的，至多隻表現為時間的早遲或程度的差異。由於各個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進程不同，新中間階級形成相當規模的時間有異，從而對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存在著先後之別。影響最明顯的始發時間，北海-波羅的海地區大約是30-40年代，內陸地區主要是50年代，地中海地區則遲至邛年代，這個時間同民主社會主義三大模式的形成時間基本一致。另外，北海-波羅的海地區由於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呈相對平穩狀態，新中間階級不但最早形成規模，而且力量相對穩定，對社會政治的影響相對持續而有序；在這方麵，內陸地區就要稍遜一籌，地中海地區則更是難以望其項背，反複和曲折貫穿始終。
鑒於新中間階級對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主要集中於模式定型階段或模式形成之後，且影響方式在不同地區具有相當的一致性，對於民主社會主義為什麼會形成此種模式而不形成彼種模式沒有決定性的影響，因而本節把討論的重點放在模式形成之前對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產生影響的傳統小資產階級之上。
地中海地區曾經是傳統小資產階級的王國。這首先表現為農民力量的長期強大。直到本世紀20年代（即經過了由於戰爭而造成的糧食危機和金融危機之後），農民階級在地中海各國中仍是一個人數最多的階級。這在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是由於遲遲未進行工業革命使然；而在意大利和法國，則是工業革命對農村社會的特殊影響方式所造成的。意大利是通過王朝統一戰爭而逐漸走上工業革命之路的，農民作為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憑藉一係列有利的法律條文而保留了傳統的強大地位，再加上意大利（特別是南部）工業發展緩慢，無法吸收大量的農村人口，致使新增人口滯留農村不動，形成龐大的農民階級。法國大革命所造成的大量小農，加上城市資本家惰於向農村投資，使得法國的農業資本主義在大革命後發展極為緩慢。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法國的小農“仍然代表著一股強大的經濟力量和社會力量”，“法國仍是一個土地屬於眾多農民的國家”。
農業中規模經營長期發展不起來，而工業中小企業的廣泛存在又無法大量接納農村勞動力，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地中海各國共有的現象。“農村人口過剩的情況普遍存在，並在許多地區成為社會大問題”。農民人口數量上的優勢在政治鬥爭中往往造成階級力量的優勢，在地中海各國的政治和社會變遷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法國的路易·波拿巴當選總統、意大利的王朝統一戰爭、伊比利亞無政府工團主義組織的興盛，如果沒有農民的決定性參與，都是無法想象的。而年巴黎公社革命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得到農民的支持，工人階級陷入孤軍作戰的境地。但是，農民階級自身卻由於分散居住和文化程度較低，缺乏政治和經濟的有效組織，隻能消極地跟隨在其他有組織的階級及其代理人後麵推波助瀾；又由於小土地所有製這種“過去的生產方式的殘餘”的局限，農民在觀念上趨於保守（政治行動上卻易於衝動），對先進的社會運動常常造成一定程度的阻礙，而對某些帶有無政府主義或極端民族主義色彩的反動思潮和運動則瑕瑜不分，盲目推崇。因此，在農民階級占有數量優勢的國度裏，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地中海國家民主社會主義運動興起的早遲，恰恰同這些國家農民的數量優勢喪失的先後相應，這絕不是一個曆史的巧合。
再看城市小資產者的情況。我們在前麵的有關論述中已經提到，地中海國家由於工業發展的一係列獨特特征而造就了這片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遲至70年代，城市小資產者在法國仍有350萬人，約占全國總人口的7%；在意大利約有734萬人，占總人口的14%，在西班牙有440萬人，在總人口中的比例達20%。葡萄牙和希臘的城市小資產階級人數雖然達不到這麼高的比例，但農業小資產階級卻是全國人口最多的社會集團，從而平衡了他們作為小資產階級王國的力量對比。小資產階級的長期廣泛存在，他們經濟條件和社會地位的紛繁不一，以及他們在政治上的不穩定性，使地中海國家在政治經濟生活中彌漫著一種濃厚的小資產階級氣氛。對此，意大利學者保羅·西洛斯·拉比尼這樣描寫小資產階級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如果考慮到，小資產階級被分散為如此眾多的階層，而且，這些階層中的不少階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忍饑挨餓、卑躬屈節、粗通文墨的人構成的，那麼就可以明白，我們的公共生活中何以會如此廣泛地流行某些做法，這種做法往往是惹人生厭的，甚至是令人作嘔的，其中包括許多營私舞弊的做法……在那些受過一般教育的階層當中，特別是當這些階層來自貧困家庭時，我們就會更經常地看到那些一心隻想在社會上向上爬、不擇手段追求飛黃騰達的品質惡劣的人。這些人如果始終處於無足輕重的地位，在收入和社會威望方麵地位微賤，往往就會急於脫離原屬的階級，甚至在政治上采取最反動不過的立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爭取自己階級利益的鬥爭中，為了加強自身的力量，不得不對龐大的小資產階級作出妥協，甚至不惜犧牲自己階級的眼前利益和直接利益。因為大多數小資產階級分子並不像工人那樣不得不受嚴格的紀律約束，為衣食而奔波，也不像大中資產階級成員那樣受著本階級的壓力和共同利益的束縛，自由散漫、隨心所欲的階級特性使他們的政治意向有很大的投機性。任何社會運動要想獲得發展，都不得不迎合這部分人的利益。因此，拉比尼認為，由於小資產階級的強有力的存在，政治鬥爭好比一場大規模的拔河比賽：一邊是主要代表大中資產階級的右翼政黨，另一邊是主要代表無產階級的左翼政黨，它們都努力把盡可能多的小資產階級分子拉到自己一邊。除了力量牽製以外，這種狀況還對社會主義運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由於社會成分最龐雜、政治立場最不穩定的小資產階級的廣泛存在而導致的複雜多極的社會階級結構，使社會主義流派眾多，組織分裂，無政府主義盛行。各類社會主義在地中海地區應有盡有：空想社會主義、空想共產主義、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封建的社會主義、基督教的社會主義、王朝的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以及不倫不類的折衷的社會主義……而各派社會主義的分化組合也十分劇烈。就民主社會主義而言，除希臘是70年代新建黨以外，其他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在100年左右的發展曆程中，都經曆了內鬥、分裂甚至瓦解之苦，80年代活躍於法、意、西、萄四國政治舞台上的社會黨都是70年代重建的。在這種情況下，它們的政見時而向左，時而向右，力圖在複雜多極的階級結構中左右逢源，但仍然窮於應付，捉襟見肘，難以保持長期的優勢。意大利社會黨前主席裏卡爾多·隆巴爾迪不得不承認：“社會黨的真正缺陷之——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它沒有形成自己的意識形態。”自然，困難的局勢和世界觀的搖擺不定使得社會黨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改造和解決社會不公的程度，同他們理論上的願望相比都要大打折扣了。
內陸地區的情況在19世紀前半期基本上同地中海地區差不多，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滯後使城鄉小資產階級的人數比例在國民中占據著絕對優勢。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紀40-50年代所指出的，德國16世紀遺留下來的、從那時起經常以不同形式出現的小資產階級，是現存製度的真實的社會基礎，而這個階級在現代國家和現代革命運動中，都居於極重要的地位，有時候甚至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以這個階級為基礎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十分強大有力，它不但包括了城市絕大多數資產階級居民、小工商業者和手工業者；跟著它走的還有農民和尚未得到城市中獨立的無產階級支持的農村無產階級。但是，這樣強大的階級力量卻由於分散的生產關係特征而無法形成相應的有效組織力量，更由於其觀念上的保守性而特別依賴於王權或國家這一超經濟力量的保護。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革命因而缺乏徹底性，並呈現出濃厚的改良色彩。這種情況對於德意誌早期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是十分深刻的，拉薩爾主義之所以盛行，可以說主要得益於此。
然而，曆史進入19世紀5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後，內陸地區階級結構的演變日益脫離了地中海地區的發展軌道。工業化的廣泛開展，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增長，使兩大產業階級的力量得到加強，小資產階級的人數則迅速減少。首先是農業人口的相對下降，甚至絕對下降。以德國為例，農業人口在1882年為1920萬，占總人口的42.5%；1907年則為1770萬，隻占總人口的28.6%。從就業比例來看，農業就業人口比例在同期從43.5%下降到35.2%，工業就業人口比例則從37.7%增加到40.1%。大量的農村勞動力流入城鎮，填補了由於經濟增長而出現的資本主義工商業勞動力的巨大空缺，工業無產階級的隊伍由此得以迅速壯大。其次，工業化和壟斷化的同步進行（這在北海-波羅的海地區和地中海地區基本上是分兩步走的），使資本集中和積聚的勢頭遠比其他地區為猛，城市小資產者的兩極分化加劇，除極少數人上升為工商資產階級以外，大量破產者被紛紛卷入雇傭勞動者的行列。尤其是在德國，這樣的分化進程特別迅疾和明顯，它很快便以一個“高度工業化社會”的形象躋身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列。城市小資產階級人數的減少和無產階級力量的增長，為社會主義勞工運動的擴展提供了雄厚的階級基礎，但經濟的發展卻又為王朝勢力對兩大產業階級施行“大棒加黃油”的兩手政策準備了充分的物質條件，從而導致了勞工運動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運動一樣淪為王朝政府的馴服工具。不過，這種情況的出現還有另一方麵的原因，那就是由大量小資產階級的破產而迅速壯大起來的無產階級大軍，必然深深地帶有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烙印。在地中海地區，小資產階級長期而廣泛的存在，形成了一股重要的力量牽製，給社會主義運動和勞工運動帶來了激進和多極的特征，使之染上了濃厚的無政府主義色彩。而在內陸地區，由於其民族性中根深蒂固的權威崇拜和工業化進程太過迅猛的發展（參見第五章），大量存在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對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對政權的妥協和對秩序的服從。換句話說，小資產階級對地中海地區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主要以其偏激和狂熱著稱，對內陸地區的影響則以其保守性見長。這是與兩個地區的小資產階級所處的不同社會曆史環境特別是他們自身迥然相異的演變進程分不開的。顯然，後者更有利於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
在這方麵，內陸地區由於農民的迅速城市化而造成的小資產階級意對勞工運動的深刻影響，尤其具有典型意義。在北海-波羅的海地區，農民的城市化在英國表現為破產農民進入城市後經過了長期的演變過程才逐漸被卷入產業革命的浪潮，這種由於時間的延續而形成的緩衝同北歐國家由於地廣人稀、資源爭奪不激烈、利益結構合理、階級力量均衡而產生的“軟著陸”社會環境一樣，對農民城市化的負麵影響都起到了相當大的弱化作用。在地中海地區，農民的城市化主要發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已大為提高，生產方式的社會化、民主化成為曆史潮流，這大大改變了小資產階級意識得以繁衍滋生的社會環境，緩和了勞工運動由於新工人的大量加入而必然產生的同現存工業社會的心理隔閡。內陸地區的工業化則是在一個相當落後的基礎（包括經濟基礎和文化基礎）上迅猛展開的，而且工業化程度十分徹底。這使得大量的農村人口，特別是德意誌帝國邊緣地區的窮困農民，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紛紛流入工業化地區。結果，“許多脫離傳統束縛的人們發現，他們很難適應工業中心城市的生活。另一些人則由於周圍環境突然變化，他們剩下的唯一依靠就是他們的宗教聯係，特別是天主教的聯係。除職業和收入的差別之外，他們的籍貫、出身、屬於哪一個同鄉會或哪一個種族、還有宗教信仰，這些即使沒有阻止統一的階級意識、即一致的政治意誌的形成，但也加重了它的困難。尤其是工人從東部和波蘭的大量湧入，導致或者說加劇了工人階級內部的裂痕。它不僅表現為種族和宗教的差別，而且也表現為社會差異。因為隻要那些沒有受過職業培訓的以及要求不高的勞動力的補充供給得以保持，那麼受過良好訓練的德國工人就會長期擁有輕易提升的機會，也就有可能培育出自己的等級意識。工人當中這些社會的和文化的差別也會滲透到他們的政治和工會的組織內部，這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德國工人運動史學家米夏埃爾·施奈德的這段論述，清楚地說明了小資產階級的保守宗教觀念、宗法觀念和等級觀念是怎樣向勞工運動滲透並影響它的發育水平的。
同地中海地區強大的力量牽製和內陸地區廣泛的意識滲透相比，小資產階級對北海-波羅地海地區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要小得多。
先看英國的情況。在長達300年的圈地運動不斷消滅自耕農的同時，工場手工業迅速地發展起來，小農意識（農村小資產階級意識）經過歲月的消磨，到產業革命蓬勃興起的18世紀後半葉已所剩不多；英國工業化所獲得的勞動力補充不是直接來源於破產的農民，而是大量的經過手工工場訓練的熟練工人；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者都在先發而徹底的工業化進程中被相當完全地分化了，要麼成為資本家，要麼成為產業工人；而大英帝國作為“日不落”的“世界工廠”，在保證資產者獲得高利潤的同時，也使產業工人獲得了較好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條件。這一切，都使英國的勞工運動容易滋生工聯主義這種類似於現代新中間階級的認同並共生於現存社會秩序的改良意識，而沒有為帶有明顯反資本主義色彩的傳統小資產階級意識留下太大的繁衍餘地。
至於北歐國家，前麵在談到兩大產業階級的力量均衡時，事實上已經隱約提到了均衡結構中的另一支重要階級力量——以個體農民和小市民為主體構成的傳統小資產階級。工業化以前，它同貴族、王權三足鼎立，勢均力敵；工業化以後，它又同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彼此製衡，共分天下。我們知道，北歐諸國在工業化以前很長的一段曆史時期裏，都是地廣人稀的落後農業國，獨立經營土地而又不很富裕的有產農場主是北歐居民的主體。隨著等級議會的確立，農民同市民、貴族、教士一起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獲得了比其他歐美國家農民更高的政治地位。而且，議會製度的確立使王權受到限製，國王為了擴大自己的權力，削弱貴族特權，就必須向農民和市民作出一些讓步，利用農民階級的力量打擊貴族勢力，從而在客觀上提高了農民同貴族抗衡的能力。相反，貴族階級不但人數較少，而且由於北歐各國農業和商業的長期落後，貴族難以從中獲得更多的剩餘產品，他們從17世紀起就陸續轉向城市，成為主要與王權聯係的官僚貴族階級，同王室爭權奪利，脫離了相對強大的農民階級，從而削弱了自身的社會基礎。因此，盡管國王掌握了國家的軍權和政權，貴族控製大部分中心地區的經濟權力，但他們對農民的控製力並不很強，三者在相對力量上處於一種少見的均等格局。隨著工業化的開展，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逐漸取代舊的階級勢力，扮演曆史舞台的主角。貴族和王權的力量及影響絕對性地衰落了，農民的力量發展也受到了抑製。但是，北歐的工業化並不像其他歐洲國家那樣集中於中心城市，而是以相對分散的經濟區域為基礎展開的，且發展迅速，依賴外貿，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及經濟力量的勃興主要來源於外貿利潤，而不是來源於對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剝奪。這一方麵使得農產品的加工成為早期工業化的重要內容之一，農民傳統的強大地位並沒有迅速衰落，市民小資產階級的力量反而還有所發展。而貴族階級的衰落和資產階級的倉促上馬則為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鞏固自己的地位提供了良機。再加上北歐民族所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妥協、中庸觀念，又為小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言人的中間立場提供了合適的土壤。本世紀60年代以前工黨（社會民主黨）同城鄉小資產階級政黨在內閣中的屢次合作，以及60年代以後小資產階級政黨轉歸保守黨陣營，都進一步肯定了這種均衡局麵的合理性和現實性。另一方麵，小資產階級直接參與國際市場，其階級狹隘性逐漸得到克服；相對優裕的經濟地位又弱化了它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可能產生的對抗，從而逐漸與現存社會製度融為一體。因此，傳統小資產階級力量雖大，意識不濃。當社會主義勞工運動在北歐地區興起時，城鄉小資產階級事實上同資產階級一樣，它的大多數政治經濟目標同勞工運動的目標並不構成尖銳的衝突，工黨（社會民主黨）追求政治民主和社會正義的許多主張同時也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要求。在平衡漸進的社會環境中，傳統小資產階級的階級形象和意識特征都持續不斷地向新中間階級過渡，對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形成起到了基礎性的支持作用。所以說，北歐國家同英國一祥，傳統小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勞工運動並沒有構成什麼實質性的消極影響。也正因為排除了傳統小資產階級力量和意識的幹擾，北海-波羅的海型民主社會主義才能以其強大的組織力量和相對明顯的現實成就而成為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櫥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