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漸進變革之路
民主社會主義的政黨觀與它的社會變革觀是互為因果的。對議會民主的信奉和對民眾參與的依賴，決定了社會民主黨不可能采取同現實社會斷然決裂的態度，而隻能對它進行逐步的改良；相信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是一個長期漸變的過程而不是一個突變的結果，又使得社會民主黨必然要以投身現實的政治實踐來體現自己存在的價值，即將黨建成有參政執政可能的人民黨和議會黨。
在社會民主黨人看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是沒有一個明確的界限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最終實現是新的社會因素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產生和逐步積累的結果，它表現為並隻能表現為一個“長期的、充滿鬥爭的過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就是從現實出發進行連續的運動，連續的發展和連續的社會改革”。根據歐洲社會民主黨人戰後半個世紀以來的政治實踐及其理論家的闡釋可以看出，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變革主張總體上是在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麵上展開的：宏觀上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漸進和平的改造，微觀上重視日常生活並在其中體現民主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但屬於不同模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其具體做法並不完全相同。
北海-波羅的海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主要是通過社會福利的廣泛推行和產權的部分社會化來實施其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計劃的。當1948年英國工黨政府公開宣布英國已建成世界上第一個福利國家的時候，首相艾德禮是把它提到這樣一個高度來認識的：工黨已找到了一種新的社會主義模式，找到了一種把個人自由與計劃經濟、把民主與社會主義結合起來的製度。按照英國工黨的解釋，福利國家的主要內容包括混合經濟、充分就業、全麵福利和公平分配等方麵，它的兩根重要支柱是國家幹預經濟和社會保障製度。所謂國家幹預經濟，是指政府通過企業國有化和財政補貼等手段，在不改變經濟結構的前提下，提高對社會經濟的控製能力，克服純粹市場經濟的消極影響。社會保障製度則是國家幹預經濟思想在分配領域中的延伸。一係列社會保障法案的頒布，使社會上所有人，不分等級，無論職業，都可以享受諸如人身保險、醫療保健、普及教育、失業救濟、住房補貼等各種保障。維持這套社會保障製度的資金來自政府的補貼、雇主的交稅和捐款以及個人投保三個方麵。
除英國以外，其他北海-波羅的海國家也是世界聞名的高福利國家，雖然彼此間的具體政策存在著一些量的差異，但基本的理論思路和實踐格局卻是一樣的。高稅負、高福利、高收入是其共同的特征，混合經濟、調節分配、社會立法是其根本的措施和手段。社會福利政策的廣泛推行對於促進社會財富再分配、緩解社會矛盾無疑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但對於資本主義製度本身的觸動並不大。
產權的部分社會化在英國是通過國有化政策來實現的。早在1945-1951年的艾德禮政府時期，工黨就實行了強有力的國有化政策，把占英國經濟20%的基本經濟部門收歸了國有。盡管後來英國工黨在進一步國有化問題上出現過動搖和停步不前，但曆屆工黨政府都程度不等地推進了國有化。特別是70年代工黨政府掀起第二次國有化高潮以後，英國所有的飛機、船舶製造業和城市建築土地都被收歸國有。並且，直到1995年4月工黨特別代表大會通過黨章修正案以前，工黨一直都是把生產資料、分配和交換手段的公有製列為黨的奮鬥目標的。當然，它對公有製所作的解釋是十分寬泛的，把公私合營以及國有、私有企業並存的混合經濟也視為公有製的一種形式；在公有化過程中，工黨也是更多地注意收買一些行業的部分股份，明確以混合經濟取代不斷擴大的國有化。這是由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必須在現存社會秩序允許的範圍內進行漸進式變革的根本特征所決定的。
在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產權的部分社會化不像英國那樣通過對所有權本身的國有化來實現，而是對所有權的部分職能進行社會化。據統計，北歐各國作為一個整體，其經濟的社會化程度是歐洲所有地區最低的，國有企業在所有工業的總銷售額中所占的比例，丹麥幾乎等於零，挪威為10%，瑞典約為7%，最高的芬蘭也不過15%，相應的統計數字在意大利為40%，奧地利為25%，法國為20%。但是，這並不表明北歐國家的社會公平程度比其他地區低。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根本的原因在於這些國家，社會民主黨人的職能社會主義實踐，即對所有權的部分職能進行社會化。1969年，瑞典經濟學家阿德勒一卡爾鬆出版了《職能社會主義》一書，全麵闡釋職能社會主義，尤其是對瑞典社會民主黨在這方麵的實踐進行了總結和歸納。他在書裏指出，所有權並不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概念，而是與所有物相聯係的一係列職能的總和。因此，“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的目標，完全沒有必要在社會上實行全麵的社會化，而隻須對所有權的部分職能實行社會化”。根據這一思路，職能社會主義把混合經濟的實質理解為所有權職能的部分社會化與非社會化的共存，而不是多種所有製成分並存；同樣，東西方的趨同也不是指所有製的變化，而是指所有權職能社會化與非社會化之間的比例關係趨於一致。在社會民主黨人看來，職能社會主義之所以有必要，不但在於它有利於實現經濟民主，縮小收入差距，而且還在於它是民主製度中使“依靠資本為生者無痛苦死亡的有效方法”，並可望成為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現實手段。
內陸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強調通過社會參與和勞資共決來改造現存社會。這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具體體現為由一係列共決法案所構成的相當完備的共決製度，在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則體現為影響赫然的社會夥伴關係。所謂勞資共決，其目的在於被統治者有機會通過共同參與決定而有效地監督統治者，但它不應該以降低效率為代價，相反要通過減少內部糾紛提高效率，公正地消除勞資雙方的對立。因此，共決製度的內容除了職工或職工代表在就業崗位和企業日常工作中享有參與商討和實施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政策規章的權利以外，還包括勞方同資方相互平等地參與企業領導機構的任命和監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認為，隻要能保證對經濟權力進行民主的監督和公正的共決，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製並不可怕。隻有在共決不能實施的地方，公有製才是適宜和必需的。積極采取措施，擴大社會的共決和民主監督，同時通過互助維護廣大人民的共同利益，就能夠使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同調和勞資矛盾、消除階級衝突、實現社會公平協調一致，進而使社會民主黨贏得執政所需的穩定多數，實施對社會的進步性變革。
社會夥伴關係與其說是一種社會變革方案，還不如說是政府、勞方和資方之間所形成的一種新型合作體製更恰如其分。它雖是在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著力推動下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但現已基本上得到奧地利各派政治勢力和各界人士的認可，並在實踐過程中形成了相應的運作體係。其基本內容是通過平等的談判和協商使勞方和資方互相受到監督和製約，政府調節雙方的關係，使之在經濟、政治和社會諸方麵進行夥伴般的友好合作。社會夥伴關係的初期構成以經濟活動為主，而在戰後近半個世紀的實踐過程中，它所涵蓋的內容不斷擴大，日益成為克賴斯基所謂“不受約束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民主”的一種具體形式，並構成奧地利社會運行機製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來說，它更是作為一種有機的成分溶入黨的一切理論和實踐活動之中，成為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在奧地利存在的一個重要標誌。在1970-1979年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當時叫社會黨）單獨執政期間，社會夥伴關係得以充分施展魅力。奧地利因之成為當時動蕩西歐中唯一的一塊“安樂地”，政局穩定，經濟振興。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52%，失業率保持在2%左右，通貨膨脹率不超過4%，勞資衝突極少，工人的年均罷工時間才幾分鍾。各黨之間雖然明爭暗鬥不斷，但在議會中還能做到協商共議，整個70年代沒出現過任何大的內閣危機和議會衝突。這一切令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羨慕不已，奧地利因而被譽為“沙漠中的綠洲”，甚至被羅馬教皇稱為“極樂島”。當然，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成功主要反映在它與社會協調共生的程度上，而不反映它對社會的改造上。“克賴斯基時代沒有出現有利於低收入者的重大的再分配，也沒有發生明顯的財富再分配。”“成功當然是就選票而言，若論社會政治的革新就未必了。”奧地利政治學家安東·佩林卡的這個結論是十分中肯的。所以說，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同德國社會民主黨一樣，盡管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理論十分豐富，對社會的觸動程度其實很小。
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是以結構改革著稱的，其基本思路是通過“深刻改革國家和公職部門的結構”推動社會變革，進而形成“新的經濟、社會組織形式”。同西、北歐社會民主黨人相比顯得較為激進的地中海社會黨人普遍認為，要對現實資本主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首先是要通過民主的選舉取得國家政權，然後在政治、經濟、社會各個領域進行積極的結構改革，建立新的階級力量對比，進而在各種結構改革取得應有成效的基礎上，形成絕大多數人民的共同思想傾向，再以共同思想傾向為憑依實行更加廣泛的結構改革，層層推進，像滾雪球一樣最終贏得左翼的徹底勝利。到那時，社會主義便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曆史趨勢。80年代初期，地中海各國社會黨相繼執政參政。上台伊始，它們各自都提出了一套頗能自圓其說的結構改革方案，但沒有過多久就開始二步一步地後退，一步一步地放棄了。到頭來，“密特朗沒有改變法國，法國卻改變了密特朗”，地中海各國社會黨的社會變革計劃並沒有取得多大的實際成就。但不可否認，它們在結構改革方麵提出的一些具體的設想和主張，為未來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尤其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留下了富有啟發意義的思想遺產。
上麵對民主社會主義社會變革觀的論述，主要是分析了三大模式的社會民主黨的具體政策主張及彼此之間的差別。其實，特殊服從於一般，差別隻是相對的。作為同一種社會政治運動的幾種模式，它們的社會變革觀的精神實質是一致的。即便是具體的政策，也有不少共通相融的地方。社會福利、參與共決、國有化、結構改革等等，在每一個民主社會主義政黨裏都有所反映，有所提倡，隻是各自所強調的重點不同罷了。至於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變革論中對日常生活的重視，則是各國社會民主黨人共同的思想態度和行為方式。他們認為，“日常生活的各種關係對決定整個社會的性質具有決定性意義”，由於人們主要接觸的還是日常問題，僅僅憑某種抽象的思想或理念的鼓動是很難讓人們去盡義務的。因此，社會民主黨必須切實關注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問題，為改善人們的生活條件盡最大的努力，並以人們日常生活的質量狀況來衡量黨的政策的成敗。思想隻有通過艱難的日常工作才能成為現實，也才能贏得群眾的支持，並轉化為改造社會的物質力量。
然而，資本主義社會裏各種權力關係的製約並不如社會民主黨人的一廂情願，對日常生活的過分重視和對現實改良的根本依賴，使社會民主黨人時時麵臨原則和實踐的衝突。對此，勃蘭特曾無可奈何地承認，一個處於領導地位的社會民主黨人的日常工作，要十分明確地遵循根本方向是不可能的。帕爾梅也深有同感，認為社會民主黨人所經曆的一直是現實可能性同未來目標的矛盾對立。與他們一起討論這個問題的克賴斯基，則不無幽默地自嘲，政治理論就像一種間歇療法，並且主要就是為那些還不能治理的事物而存在的，可現實問題總是一個又一個地接踵而至。因此，盡管社會民主黨人自稱“充滿了承擔責任的傑出勇氣”，也呼籲承擔責任的政策要實踐和理論相互補充，目的和過程相互統一，要求“行動的基本依據與政治行為之間不允許出現鴻溝”，可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在實際的發展過程中卻充滿了矛盾。這些矛盾有的是從它自身的多元化理論派生而來，有的是同左右翼勢力產生的衝突，有的卻是其他種種社會因素作用的結果。既要保住執政地位，又要經受這重重矛盾的考驗，無疑會強化社會民主黨人的實用主義意識。這也是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在歐洲政治舞台上苦心經營幾十載，而對整個社會結構特別是社會性質的改變程度甚微的根本原因所在。
§§第四章 民主社會主義經濟綱領與政策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