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談到三個基本價值同等重要時，德國黨還指出，如果隻重視其中的某一二種而忽視另一二種價值，就會犯種種片麵性錯誤。比如，自由主義的錯誤就是隻承認自由、公正而不承認相助，以為在一個存在著明顯的不平等和人與人之間互相爭鬥的社會中，不必建立一種囊括整個社會的人類友愛的相助，就可以實現並保護自由和公正。保守主義的錯誤在於隻強調相助而忽視自由，認為在經濟、社會和文化的自由被少數人所壟斷的情況下，隻要富人和窮人之間、強者和弱者之間、有學問者和幼稚無知者之間建立一種真正的相助關係，每個人所享有的法律政治自由就能得到保護。反權威的浪漫主義的錯誤與自由主義的錯誤類似，認為不必對社會義務和休戚相關的共同結合（相助）給予有意識的和具有約束力的承認，便能建立起一種自由和公正的製度，這種製度是不受限製的個人自由的必然結果。共產主義和馬列主義的錯誤是不要自由，認為沒有自由的平等可以依靠、借助強製手段的相助來實現。法西斯主義的錯誤是抹煞自由、公正，認為可以在人與人之間截然不平等的基礎上和在沒有個人自由的情況下，建立一個休戚與共、互助互愛的民族共同體。由於對基本價值理解上的偏頗，以上種種主義均不可取，隻有民主社會主義對基本價值的全麵理解才是最佳選擇。
應該看到，民主社會主義從基本價值的相互關係出發對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反權威的浪漫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價值分析是比較客觀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確的。但是對共產主義和馬列主義的指責，歪曲共產主義和馬列主義沒有自由，隻有專製，是完全錯誤的。這一方麵體現出民主社會主義鮮明的反共、反馬列色彩，另一方麵也說明了他們的偏見。
自德國社會民主黨係統地闡述基本價值的相互關係是同等重要和互相協調的思想以後，除了瑞典黨突出平等的重要性、強調平等是自由的前提，在基本價值相互關係的理解問題上與德國黨稍有不同以外，其他黨都基本上接受了德國黨的提法。如奧地利社會黨1978年綱領指出，所有的基本價值（自由、平等、公正、相助）都是同等重要的，隻有全部（而不是部分）實現這些價值，才能保持所有的人，不分性別、民族或階級，不分宗教信仰或種族區別，在和平和自由中過著充實的生活。西班牙工人社會黨1990年《政治決議》也指出，自由、平等、相助的理想是密不可分和相互依存的，由於曆史所給予這些理想的重要意義和工人運動的成果，這些理想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是指導人們戰勝資本主義統治和一切不平等現象的原則。但是，隻有在個人發展的機會均等的條件下，通向一個自由、相助的社會的民主發展進程才能實現。社會黨國際十八大1989年通過的《原則聲明》在談到基本價值的相互關係時也認為，自由、公正和相助這些基本原則具有同等重要性，這些原則相互依存，互為必要條件。與此相反，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主要強調個人自由，無視公正和相助；共產黨人則聲稱實現了平等，而無視自由。可見，無論是其他社會黨還是社會黨國際，在基本價值相互關係的理解方麵都沒有超出德國社會民主黨。德國黨在這一問題上的理論主張集中代表了國際社會民主黨的思想觀點。如果說有區別的話，隻是社會黨國際的理論表述更加簡潔和明了。
從以上對民主社會主義基本價值的比較可以看出，盡管各黨在自由、公正、平等、相助、團結等基本價值的理解方麵有多多少少的差異，但透過這些差異，我們可以發現，各黨在談及自由、公正、相助時都拋開了意識形態，都是在超階級的基礎上抽象地將自由、公正、相助視作永恒的法權觀念和道德原則。在以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為主體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如果不從根本上變革生產關係，自由，公正、相助等基本價值是不可能完全實現的。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廣大勞動人民最大的自由就是出賣勞動力和任人剝削，這種自由，決不是那種充分發揮自己才能和個性的自由自在的全麵發展，在生產資料占有的不平等導致的剝削和被剝削、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下，是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公正和平等的。而相助從最終效果來看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水平和社會地位的同時，更多地是起到了維護資本主義社會的穩定的‘雙刃劍’的作用。所以，要真正實現社會主義，必須在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改變資本主義製度上下功夫，僅僅依靠帶有強烈的主觀唯心主義和倫理道德色彩的一廂情願的基本價值，是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的。無論民主社會主義者如何將基本價值翻來覆去，排列組合，社會主義也不會誕生在基本價值中。隻有緊緊抓住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這個曆史變遷的根本動力，才能將當代資本主義的社會變革推向前進。
四、民主論
民主社會主義用“民主”來限定社會主義，由此可見民主論在整個民主社會主義思想體係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民主是一個政治概念，講的是政治問題，屬於上層建築的範疇。所以，民主論的核心應該是政治民主問題。可是，從民主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演變來看，當代民主社會主義者尤其是歐洲社會民主黨人普遍認為，經過工人運動好幾代人的努力，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政治民主已得到相當程度的實現，社會黨人在爭取到執政地位，將自身上升為國家（即爭取到政治權利）以後，民主的運行模式的重心應放在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上。因此，目前民主社會主義者除了仍然一般地強調政治民主以外，越來越重視經濟民主、社會民主作為政治民主的有效保證。不過，由於政治民主的實現程度在歐洲三大地域並不完全一致，屬於地中海模式的各國社會黨人比北海-波羅的海模式和內陸模式的社會民主黨人更加強調民主的政治內容。作為上述幾方麵內容的具體體現，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論主要包括兩種形式：議會民主和參與民主。
1.議會民主
通過議會民主的、而非暴力革命的方法和手段走向社會主義，是民主社會主義一個很重要的（或者是首要的）特征。民主社會主義各黨在這一點上對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民主社會主義的鼻祖伯恩施坦認為，資本主義民主製的存在，資產階級議會製度的確立，使得社會民主黨完全可以利用有組織的合法的議會活動，通過普選、投票，爭取議會多數等點點滴滴的逐步改良，去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必搞流血的暴力革命。伯恩施坦由此主張，在政治上，社會民主黨應把工人階級組織起來，訓練他們運用資產階級民主和利用議會鬥爭的合法手段來改造國家製度；在經濟上，則可通過社會對經濟生活的監督，通過工人的經濟組織、地方自治機構等的活動，逐步使資產階級少數人的利益服從多數人的公共利益，使企業從私人管理轉變為公共管理。這是對民主社會主義的議會民主論最早作出的較為係統的表述。
繼伯恩施坦係統修正馬克思主義、提出民主社會主義的議會民主論之後，考茨基對德國社會民主黨民主社會主義的這一民主觀作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考茨基認為，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存在議會和議會民主的傳統，隻有這種議會民主才是通向社會主義的唯一道路，這“是一條最短、最可靠、最少犧牲的通向社會主義之路”，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不可替代的工具。不僅如此，考茨基還將這種原本帶有資產階級特性的議會民主高度抽象化為“一般民主”、“純粹民主”，將民主歸結為人自古以來就有的本性，認為“人按其本性不隻是社會的人，而且是要求民主的人，或者更正確點說，追求民主是人從他的祖先那裏繼承下來的社會本質的一個方麵”。此外，考茨基還把民主和專政對立起來，認為專政就是消滅民主，就是獨裁，無產階級專政“隻有把大多數勞動人民群眾從我們這裏嚇跑，並且使他們厭棄世界社會主義的民主。因此，我們將要而且應當要堅持民主，堅持我們為之奮鬥了半個世紀之久的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選舉權”。考茨基的民主觀對後來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內涵影響很大。不僅是德國社會民主黨，而且歐洲其他主要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對民主的認識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考茨基這一思想的影響。特別是考茨基將民主和專政絕對對立起來，這是戰後歐洲社會民主黨普遍反對“極權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而一致奉行“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先聲。戰後民主社會主義各黨都突出標榜之所以奉行“民主”社會主義，就是為了與蘇聯、東歐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明確區別開來。考茨基以及德國社會民主黨在這一點上遠遠走在歐洲其他各黨前麵。正是因為打出了“民主”社會主義而非“專政”社會主義這一的確很吸引人的旗號，才使得戰後民主社會主義在歐洲乃至亞非拉普遍流行開來。
瑞典社會民主黨通過議會民主製直接參政執政的實踐比德國黨早，分享民主權力的時間也更長。以妥協和讓步代替對抗、以討論和說服代替壓服，瑞典黨和平民主的改良之途幾十年來順通暢達，瑞典的曆史、社會和經濟實際以及工運的政治意願，都沒有提供采取暴力手段的條件。因此瑞典黨一貫主張以民主說服的方式使自己的政策取信於人，在公開和自由的辯論中聽取和尊重別人的意見。在實踐中瑞典黨一直把議會作為主要講壇，充分發揚、利用議會民主，與資產階級各黨分享議會民主權力。比如，在普選權問題上，瑞典黨同自由黨聯合；在農業問題上同中央黨合作；在核電站問題上征得溫和黨的同情；在雇員基金問題上，則充分考慮到資方的不同意見，對原方案作大幅度修改後才付諸實施。這種議會民主的理論和實踐使瑞典黨獲得和保持政權，並成為瑞典工人運動長期積累的一條曆史經驗。
比較德瑞兩黨的議會民主理論和實踐，前者理論影響大，後者則重實踐，通過議會民主參政執政比較早，時間長，二者在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中各有代表性。當然，這並不排除德國黨以及其他一些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也先後執政且持續時間不等，瑞典黨在理論上也有以卡爾鬆為代表的職能社會主義理論在民主社會主義理論中獨樹一幟。
2.參與民主
關於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模式如何運行，民主社會主義各黨都普遍認為廣泛參與是民主運行的重要特征。但由於各黨參政執政有先後之分，各國國情也有些微差別，所以在認識程度和時間上是有些區別的。
就德國黨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該黨自以為有資格參與締造現代國家，獲取國家權力。因此，對它來說，民主已不是外在之物，而是成為黨自身的一個組成部分。那麼，這種民主是什麼樣的民主呢？其民主模式又是如何運行的呢？德國黨在《哥德斯堡綱領》和1989年《柏林綱領》中對這種民主進行了詳盡的闡述，並在執政參政時期將其付諸實踐。
德國社會民主黨認為，民主是自由得以生存的形式，因此，民主必須成為國家和生活的普遍製度，成為普遍的生活方式，因為隻有民主才能體現對人的尊嚴和人的自我負責的尊重。為達此目的，社會民主黨在《哥德斯堡綱領》中強調：“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手段就是進行最廣泛的政治教育。”在《柏林綱領》中，進一步指出，在國家和整個社會中，任何人不得被排斥在民主參與之外，任何人不得由於社會壁壘的障礙而使自己行使民主參與的權利受阻。民主要從整個社會和社會的政治文化中汲取自己的生命力。但由於現代社會使經濟權力或新聞媒介權力日益集中，治國知識日益為個人或國家所把握，民主受到威脅，這就向國家提出了一項重要任務，即保障和維護公民基本的民主權利。國家應當在整個社會和經濟領域實現民主和社會公正，並應保證實行為此所必須做的決策過程的公開性。為此，德國黨明確提出：民主依賴於公開性的原則而生存。國家和管理部門必須有透明度，公民必須監督國家，而不是國家監督公民。由於議會民主並未減少和取代公民應盡的責任，因此要擴大公民的參與，讓公民更充分地運用請願權。為使公民進行有效的政治參與，黨內民主的黨內意向形成過程的透明度是十分必要的。
參與民主思想的確立，表明社會民主黨已經不僅僅隻是將民主理解為一種國家政體，而是理解為“包括職業生活在內的社會各領域的生活形式”，即將民主概念外延到經濟生活領域和廣泛的社會生活範疇，並由此提出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社會民主黨認為，在經濟民主方麵，單靠國家調節和建立中小私人企業還遠遠不夠，還要利用一個不斷擴大的、其意義日益重要的中間地帶，如職工參與決定、職工入股、擴大消費者的權利以及分散經營的其他形式等。社會民主黨提出的關於經濟民主的主張和措施主要有：限製大企業的權力，反對壟斷，以期社會經濟製度的民主和公正，為此，必須加強效率高的中小型企業，保護和促進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為防止私人企業控製市場，支持國有企業參與競爭，但公有製作為一種有效的公共監督的合法形式，也不能壟斷經濟權力，而應以自治和分權為原則，這種民主管理的最好方式是所有參加者高度負責的共同合作；為防止濫用經濟權力，必須實行有效的公共監督，使公民深入了解經濟的權力結構和企業的經濟行為，讓公民和輿論成為實施經濟民主、反對濫用權力的一個重要手段；利用國民收入再分配和工資、薪金政策，削弱大企業日益增長的資本權力，達到國民收入和財產分配的社會公正；工會作為經濟民主化進程中的重要支柱，要為爭取更大的自由，為保持和加強職工的法律地位而鬥爭。
總之，德國黨的民主運行模式是從政治民主向經濟民主轉化，以經濟民主來保證和完善政治民主。人的尊嚴和社會公正要求實現經濟的民主化，而經濟民主的內在要求必須防止經濟壟斷，於是開混合經濟理論之先河——公有製和私有製相互並存，尤其是保護和促進中小型企業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經濟民主據此才有廣泛的物質載體。這種民主運行模式的很重要的操作手段是共同參與決策，這種參與滲透到廣泛的社會經濟層麵，不僅在社會輿論、新聞監督等方麵，而且更重要的是參與企業決策和福利分析過程（詳見本書第三章第二、第三節）。“共決”可視為德國民主社會主義民主觀中極具模式特征的思想和實踐。
瑞典黨由於參政執政較早，所以較之於德國黨來說，它早在本世紀20年代就提出政治民主向經濟和社會民主的轉變和過渡，以及在此後提出勞動者參與管理的問題。早在1924年，當時黨的領袖布蘭亭就指出，由於資產階級強烈反對生產資料的社會化，因此社會民主黨在議會民主製條件下參政執政，這種政治民主的實現並不意味著社會革新的自然實現。政治民主隻有以經濟民主作為補充，並進一步擴大成為經濟和社會民主，瑞典整個社會的和平過渡才有必要的保證。瑞典黨在這種認識基礎上，放棄了社會化的主張，提出“人民之家”的思想，該思想的核心是通過實行社會和經濟民主，消除階級差別和一切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現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瑞典黨廣泛參與的民主思想逐漸成型，至90年代，瑞典黨在第三十一次黨代會上通過的黨綱中開篇指出：“社會民主黨的目標是以民主的思想影響整個社會和社會成員的相互關係，進而使每個人都能有機會享受豐富而有意義的生活。為此，社會民主黨希望用這種方式改造社會，即由全體人民掌握生產和分配的決定權；使社會成員不再依賴他們控製不了的各種權力集團；用在自由平等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人民夥伴關係的社會取代在階級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秩序。”由此，瑞典黨在黨綱中充分肯定了廣泛參與的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在改造社會中的作用。
從瑞典的民主運行模式來看，與德國黨一樣，瑞典黨也特別強調雖然政治民主是根本，但為使民主充分發揮作用，則必須將它擴大到生產領域。瑞典黨是這樣認為的：民主的根本在於所有人有同等的權利去影響他們所在的社會，為他們自己的生活創造條件。隻有在充滿機會均等的發達的民主社會中，人類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生活，並在與其他人自由結合中尋求解決共同的問題。這種能夠增加影響的同等權利必須包括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因此，瑞典社民黨願意為政治、經濟和社會民主而奮鬥。特別是從經濟領域來看，如果勞動生活的條件仍舊由不受勞動者控製和監督的權力集團所決定，那麼人們就不可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生活。人們如果在自己的職業生活中隻去執行別人的意誌，如果沒有可能去影響自己的勞動內容和計劃，那麼他們就沒有獨立發揮的平等機會。如果經濟生活的條件迫使人們為了維護自己的福利而相互排擠，那麼他們就不可能團結一致地去解決社會公民所麵臨的共同問題，民主也就無從談起。因此，要使民主在社會生活中得以實現，就是要使它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得以實現。而由於在社會生活諸領域中，生產秩序對其他社會秩序起著決定性作用，那麼，要使民主在整個社會中能夠全麵實現，生產秩序就不能脫離民主運行的規律，職工廣泛的參與以及勞資協議、集體談判就不可避免（參見第三章第二節“共同參與政策”）。
英國工黨宣稱，其“綱領的核心是不可動搖的民主原則”。它認為：“真正的民主就是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地、有效地參與決定影響他們生活的那種民主，是任何特權和官職都不能對政治的決定起支配作用的民主，是宣傳工具具有多樣性並為社會全體成員所利用的民主，是一切形式的權力（包括大公司）都對人民完全負責的民主。”
英國工黨特別強調工會在民主運行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和民主的多元化。為此，英國工黨在1988年3月全國執行會議通過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與價值觀》中指出：“我們認為每個人都應有能力和機會去參與各種影響我們生活的決策活動——工作之外作為公民進行參與；工作時通過工會進行參與。真正的自由隻存在於國家受製於人民，而不是人民受製於國家的多元化民主之中。”英國工黨特別重視由其成員民主管理並獨立於國家和雇主的自由工會，認為這是所有社會的一種至關重要的民主因素。工作時通過工會進行的參與是民主的擴大和延伸。因此，英國工黨還認為有效的參與民主的關鍵不僅僅是對民主製度的捍衛，而且需要社會中的每一個成員對自己的權利了如指掌和充滿信心。人們應該加入代表其利益的機構（如工會），在其中闡述自己的觀點並了解情況，以便能夠利用每個機會影響一切涉及他們生活的決策。
綜觀以上各黨對民主的理解，雖然在民主的廣泛性問題上認識有先後之分，在民主與專政的關係問題上也常有微小的差別，但總的來看，在以下幾點上，各黨基本上是一致的：
第一，堅決反對任何專政，主要指法西斯專政和共產主義專政；
第二，政治民主是根本，但必須有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為保證，否則政治民主並不能得到真正實現；
第三，民主必須滲透到一切社會領域，其中，在經濟領域的廣泛參與和共同的決策是民主最重要的物質載體；
第四，提高決策的透明度和提高公民民主參與的水平和技巧，是民主得以廣泛推行的有效保證；
第五，民主參與與生俱來，人人都有民主權利，民主無階級性。分析以上幾點，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盡法西斯獨裁的統治之苦，社會黨人在專政問題上采取激烈反對態度可以理解。但是，不加分析地反對一切專政，將民主和專政絕對對立起來，尤其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與法西斯獨裁混淆起來，相提並論，這一立場和觀點顯然是錯誤的。民主社會主義各黨將民主的廣泛參與建立在超階級的基礎之上，絕口不提民主的階級性，這是與階級社會的曆史現實不符的，因而也是不可能完全實現的。在階級社會中，隻有階級的民主，而沒有超階級的民主，任何民主本質上都表現為一定階級的政權和專政。民主社會主義幻想建立一種既不同於資本主義、又不同於共產主義的第三類社會，走第三條道路，實際上是行不通的。但他們在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社會民主關係問題上的認識，對於他們提出將經濟領域和廣泛參與作為民主最重要的物質載體以及提高決策透明度，讓公民監督國家而非國家監督公民等主張，有其一定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