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社會黨的自由觀分為個人自由和集體自由。所謂個人自由，第一，思想言論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以及私人住宅不受侵犯、私人生活不受損害的人身自由。第二，因政治問題而要求避難的自由，“凡因追求自由而遭受迫害的人都有權在共和國避難，享有政治避難者的地位”。第三，隻有使各個人在企業、學校和各級集體中承擔責任，才能使人擺脫資本主義的束縛，成為自由的生產者、自由的消費者、自由的學習者和自由的公民。所謂集體自由，第一，保障遊行、出版、集會和結社的自由，最高法院應保證這些憲法條文得到尊重。第二，保障成立工會的自由，確保工會不受國家和黨派的控製，允許工會自由地選擇參與國家生活的形式，鞏固和擴大工會的自由權利，保障罷工權。第三，德國社會黨的集體自由還包括在黨內承認各少數派有自由存在的權利，有轉變成多數派的權利，有在黨內自由發表自己觀點和個人意見的權利。從黨與其他社會主義政黨的關係來講，作為一個集體的黨應該而且能夠自由製訂本國的社會主義模式。從法國社會黨的自由觀可以看出，個人自由的核心是強調個人的自由民主權利，而集體自由中的結社自由、黨內少數與多數的關係必然導致多黨製。
英國工黨竭力維護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等公民自由權利，但對於另一種所謂的自由，如剝削別人的自由、為自身利潤而降低工資、抬高物價的自由、剝奪使人們生活美滿、健康快樂的生活資料的自由則堅決反對。因此，英國工黨為了保衛和增強個人自由和人權，主張法律麵前平等的權利以及訴諸法律程序的權利，主張保護所有的公民免受國家、多國公司或任何一種私人機構或公共機構所施加的專橫權力的危害，反對一切形式的歧視，英國工黨認為，在一個有錢有勢的人可以通過他們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和控製，或者通過他們強壯的體質得以支配窮人和弱者的社會裏，不可能有真正的個人自由。沒有對一切形式的權力的民主監督，沒有使每一個人免除貧困的束縛和侮辱的自由，就不可能有一個自由的社會。除了以上的政治自由權利而外，英國工黨還關注經濟自由權，認為自由與經濟實力密切相關，因為擁有選擇的自由僅僅是自由的開端，而要享有真正的自由，就必須具備在自由所賦予的選擇中有自我選擇的能力，即必須擁有一定量的資源，這就牽涉到社會財富的平等分配問題。所以，英國工黨在1988年3月23日全國執行會議上通過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與價值觀》的宣言中聲明：“工黨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都將致力於財富和權力的重新分配。理智的思考和曆史的教訓告誡我們，財富和平均分配會擴大自由。”但是，英國工黨並不是鼓吹無限製的自由，而是主張應給自由劃一個邊界，這個界點“應劃在個人或一個團體行使自由權時不損害他人自由這一點上”。為此，一個民主的政府應該保證在法律規定之內可以提出異議或抗議的自由，以及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自由。總之，英國工黨的自由觀可歸納為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和自由有邊界。
瑞典社會民主黨主張在改造社會的過程中，促進人類全麵的自由，盡力維護通過艱苦鬥爭才贏得的公民自由權利，並將這看作是黨本身最重要的任務：“公民的自由權利——普遍和同等的選舉權、思想和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是社會民主黨的根本。”但由於存在著經濟和社會差別，為公民行使這種自由、運用公民權利製造了不同的前提條件。因此，把人們從經濟、文化和社會的低下地位中解放出來去捍衛和鞏固公民的各種自由，通過消除人們對私人經濟的權利集團的依賴去擴大這些自由，就成為社會民主黨的最重要的任務。為了在更廣泛的範圍內使大多數人得到自由，不使自由實際上為少數人所占有，瑞典社會民主黨主張削減少數人的權力，在財產、收入、文化教育方麵給大多數人以平等權。同時，瑞典社會民主黨讚同個體主義而非個人主義。
前者指獨立思考和與他人攜手並進，後者是無所顧忌地發展個人利益和侵犯他人的生活。個人主義是少數人的自由，而個體主義的個人行動的自由則是大多數人的自由。此外，瑞典黨的民主觀還包括各個民族在沒有外國或者非本民族經濟利益的強迫或幹涉下，有權自主決定自己的事務，隻有在自願基礎上形成的各自由國家之間的合作，才能消除對人類生存的全球性威脅。政治自由，多數人的自由（即個體主義的而非個人主義的自由）和國家的自由構成瑞典社會民主黨自由觀的主要內容。
從以上幾個黨的自由觀可以看出，政治自由是各黨共同奉行的首要準則，在這一主要之點上沒有什麼差異。稍有不同的是，德國和英國都強調他人自由是個人自由的前提條件，英國而且更明確提出經濟自由，充分體現出這兩黨民主社會主義的倫理色彩和實用主義色彩。相對於德國和英國來說，法國和瑞典則較為注重集體自由和國家的自由，強調自主地進行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和給大多數人以自由權。總的來看，民主社會主義各黨針對資本主義生產資料占有不均因而使大多數人喪失自由權利提出的政治自由、個人自由、集體自由等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特別是將個人自由建立在他人自由的基礎之上的辯證的自由觀，以及將個體主義與個人主義明確區別開來，是有利於推動社會有序發展的。但是把自由和任何專政都對立起來的觀點則有失偏頗。無論哪一種專政，都在不同程度上保護著部分人的自由，將專政絕對化為沒有任何自由，無論是從哲學（辯證法）的角度還是從曆史和現實來看，均不能成立。法西斯式的獨裁和專政剝奪絕大多數人的自由權利，遭到全世界愛好和平之士（包括廣大社會民主黨人）的深惡痛絕，當然應該堅決反對。但無產階級專政（在中國則是人民民主專政）保護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我們一定要牢牢堅持，須臾不可放棄。否則，人民的自由權利就成了一句空話。
2.公正（平等）
對基本價值中“公正”的理解，各黨有著不同的表述。德國黨和瑞典黨在談到公正時也說到平等，但前者的平等是包括在公正裏麵的，後者則將平等和公正分開，英法兩國則主要談平等而很少講公正。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公正強調必須建立在所有人具有同等尊嚴這二基礎之上，這也就意味著，人們應享有同等的自由，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要求具有同樣的政治參與和社會參與的機會和社會保障，要求實現男女之間的社會平等。公正還意味著在收入、財產和權力分配方麵，在教育、培訓和文化程度方麵都應機會平等。但德國黨同時又強調。平等的生活機會並非意味著千篇一律，而是指有的人都有發揮個人愛好和個人才能的可能性。也就是說，公正並不是絕對平等，公正也承認由於才能不同而造成的差別。
英國工黨在其1988年3月全國執行會議通過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與價值觀》中專門論述了平等問題，其中重點涉及的是財富和權利的平均分配。英工黨認為，要實行平等，首先要消除社會貧困並實現收入和財富的公平分配。英國雖然已比較富裕，但仍有將近250萬兒童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隻占成年人的1%的人卻占有全部個人財產的1/4左右，因此英國工黨主張要打破財富分配不均的狀況，就必須采取有利於平等的措施，實現收入和財富大規模的重新分配，個人收入不應受性別和種族的影響，保證人人都有權利得到像樣的收入，縮小以至最終消除貧富不均。在權利分配方麵，英國工黨認為，經濟的不平等導致了權利分配不均。慣有的偏見與社會的歧視是與那些仍不能享有自由社會充分權利的集團和個人的經濟狀況分不開的。如果婦女被迫去幹薪水低的工作，如果少數民族的失業率高於其他種族，如果殘疾人仍被拒絕從事他們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果法律麵前的真正平等或教育機會的真正平等取決於經濟情況，那麼，成千上萬的人們就會失去完全的自由。那些父母無技能和工資微薄的人就會繼承父輩的貧窮和無權。這種權利不平等造成的社會不公的狀況對於民主社會主義者來說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在基本價值理論方麵，法國社會黨與其他一些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相比，很少談或幾乎不談公正問題，而是特別強調公民平等。該黨1973年黨章第一條就指出：“社會黨的宗旨是把人從壓迫他的各種束縛中解放出來，從而確保男人、婦女、兒童在以平等、博愛為基礎的社會裏，自由行使自己的權利。”進入90年代，法國社會黨仍然強調，為了通過改良主義實現革命的願望，爭取自由的鬥爭和爭取平等的鬥爭不可分割，所有公民應一律平等，反對一切建立在性別、種族、哲學或宗教信仰個人生活選擇基礎上的歧視。為了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在黨內，在黨員的構成和實踐中實行男女黨員間真正的平等。由於法國黨主張自由和平等不可分，所以，法國黨所謂的平等，就是使每一個人充分發展，這種平等是自由的結果，自由也就意味著不平等的減少。至於作為社會基本要求的公正，與自由、平等相比，在法國黨看來相對不甚重要，所以在法國黨所有重要文獻中幾乎從未作過深入闡述。
對公正和平等談及較多的是瑞典社會民主黨。該黨在基本理論方麵長期追隨德國社會民主黨，因而兩黨在價值取向方麵基本一致，但也有細微差別。瑞典黨認為，平等是自由的前提，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裏，遭受不平等待遇的人比享有特權的人必然更少有自由支配自己的生活。因此，從自由的願望和對所有人具有同等尊嚴的信念出發，瑞典黨反對各種形式的階級差別和任何歧視，反對階級壓迫和性別壓迫。而要做到階級平等和男女性別平等，就必須以公正的分配為前提條件，把減少勞動生活中、財產、住宅以及男女之間的鴻溝和不公正的措施置於優先地位。除了同工同酬和把足夠的資源用於向每個公民提供生病、殘廢、失業和晚年的經濟保障以外，社會必須根據人們的需求，通過征收所得稅和財產稅對資源進行再分配，使財力強者為社會福利多做貢獻，社會平等政策必須特別注意那些沒有受到良好教育、從事最低工資職業、體質衰弱、個人生活和職業發展可能性較小的處於福利邊緣的階層，以防造成新的階級差別。瑞典社會民主黨在1990年9月第三十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如年代綱領》中還特別強調：“社會民主黨的首要特征是尋求一種公正的分配。為公正而鬥爭是20世紀90年代中心任務之一。”然而，瑞典社會民主黨追求的公正和平等並不等於希望一切都一模一樣。平等包含減少工資差別，但完全一樣的分配並不完全是公正。公正包含著按照勞動的性質或要求取得有差別的工資。也就是說，公正和平等相比，前者可以有差別，後者則要求減少差別，特別是要求減少由於性別不同或階級地位不同帶來的差別。為此，瑞典黨還專門設計了一個“90年代爭取公正的總體戰略”，諸如充分就業和福利製度的有保障的投資、對勞動和資本實行均等納稅的更加公平的稅製、男女之間的工資和勞動條件平等化、地區之間平等地分配教育和就業機會等等。
從民主社會主義各黨的公正（平等）觀可以看出，其共同的價值是階級平等、男女平等以及資源和收入的公正分配，但由於各國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不同的曆史傳統，它們對基本價值的理解又有不同的側重。英國黨曆來是經濟改良為主，所以其平等觀主要是經濟平等、財富的均分，政治平等的要求不甚強烈。法國黨較為激進，強調平等與自由的因果關係，以擴大人的自由權利來實現革命的平等；公正與平等相比，其政治色彩要淡得多，對政治觀點較為激進的法國黨來說，不以公正作為其基本價值也是必然的。而德瑞兩黨則介乎於英法之間，其公正、平等觀既包括政治平等，也包括經濟平等和社會公正，同時也承認公正中還包含著差別。應該說，德瑞兩黨的公正、平等觀比較全麵，更具代表性。當然，民主社會主義所謂要求消滅階級差別，爭取實現社會公正，並沒有脫離資本主義的結構框架，在以私有製為主體的資本主義社會內是不可能從根本上實現全體人民的真正的平等和全社會的公正的。徹底的平等和公正隻有到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才能實現，而共產主義是與私有製完全決裂的，民主社會主義不拋棄私有製或避開私有製空談公正、平等，這種基本價值就隻能是如空中樓閣那樣可望而不可即。
3.相助（團結）
相助在民主社會主義的三個基本價值中，最能體現出工人運動的色彩。因為從曆史發展來講，相助在各國工人運動史上起了決定性作用，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都將相助（有的稱“團結”）作為基本價值予以尊崇。
法國社會黨認為，相助曾經創建和鼓舞了為爭取自由和平等而鬥爭的工人運動，而且至今在爭取人道的社會的鬥爭中仍然具有重要意義。相助產生的社會和經濟基礎是社會分工和合作，其外在表現是各階層之間的同舟共濟。但這並不意味著相助隻是個別利益的簡單相加，也不意味著相助僅僅是社會鬥爭的一種武器。相助更重要的意義在於，作為自由平等的人，在意識到彼此間負有責任並相互幫助時友好相處。因此，相助具有一種普遍性的和人類友愛的意義——相助沒有國界，當然，作為在法律權利之外彼此承擔義務的意願，相助不能強加於人。相助是自覺自願。對全社會而言，相助要求社會為陷入苦難中的單個人承擔責任，絕不允許把社會的風險推到個人或者推到樂於助人的個人身上。在一個社會中，當樂於助人者、從事福利活動的集團和公共機構提供的幫助取代了福利國家的照顧時，個人自由和社會公正的空間就會大大擴展。這正是民主社會主義推崇相助的價值所在。同時，相助並不僅僅局限於一國內部，而是要讓整個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人都過上符合人的尊嚴的生活；相助也不隻局限於當代人，對於其他生活機會今天已被預先決定的今後世世代代人亦同樣要求互相幫助。總之，相助沒有時空，超越國界，是曆史的延續、現實的要求和未來的指向，是一種自覺自願，有助於擴展自由和公正，這就是法國社會黨的相助觀。
英國工黨在其80年代通過的綱領中專門闡述了相助概念，認為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原則。該黨認為，相助意味著強者支持弱者，健康者照顧病人，富裕地區援助貧困地區，郊區支持城市，男子支持婦女解放，白人支持黑人戰勝種族歧視，總之社會有責任為弱者提供幫助，以促進社會團結，創建真正的平等和自由。
瑞典社會民主黨以“團結”代替相助作為該黨的基本價值，瑞典黨1978年黨綱指出：“團結是指真正了解相互間的條件和要互相關心，互相幫助。”團結是弱小者爭取正義的鬥爭武器，是每個人有權得到的安全的基礎，是一個理想社會應該具有的社會觀點。黨將根據團結的精神製訂全麵的社會政策，以團結的思想支配社會發展，促進社會平等。進入90年代，瑞典黨在1990年9月第三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新黨綱中對“團結”的思想有了新的發展，主要是特別強調各國之間和各民族之間的團結，即人類的團結。瑞典黨認為，各國和各民族之間的團結是實現世界持久和平的前提，一個部分人生活奢侈、部分人生活貧困的世界，一個一些國家或民族壓迫另一些國家和民族的世界，將是一個陷於不斷衝突的世界，無論對哪一個人自由的威脅都是對所有人自由的威脅，因此，團結不能局限於本國界線之內，而必須包括所有人民。團結的核心是相互關心和尊重，對於那些正在為擺脫低下地位而鬥爭的人們來說，團結便是對爭取公正的鬥爭的支持。對所有人來說，無論其能力大小，團結是實現社會生活穩定與和諧的前提，團結也隻有在信任而不是在鬥爭和競爭中產生。瑞典黨希望以團結來支配社會的發展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種團結需要每個人根據各自的能力對社會和勞動生活做出貢獻，也需要滿足每個人的需求，這種團結意味著體諒相互間的條件，並願意互相關心、互相愛護。總之，通過社會團結（人們互相幫助）、國際團結（各國互相合作）來保持社會穩定和世界和平，就是瑞典黨基本的價值追求。
西班牙工人社會黨也將相助作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觀念，該黨1990年11月第三十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指出，相助和合作的精神是人類共處的基本條件，是反對不公正現象的不可替代的前進動力。要建設一個人道的、進步的和人人平等的社會，隻有以相助為基礎才是可能實現的。這就將相助擺在了一個極重要的位置上：沒有相助，就不可能實現社會公正和社會平等；沒有相助，就不能實現社會主義。
從以上民主社會主義各黨對相助（或團結）的理解可以看出，各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基本上持有較為一致的看法，這也是由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特性所決定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是工人運動的某種延續。在近現代社會，工人階級處於受壓迫受剝削的地位，唯有團結起來互相幫助，才能爭得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平等。在民主社會主義運動演進過程中，相助概念逐漸充實。主要是法國黨和瑞典黨，更具有世界的眼光和曆史的眼光：使相助超越國界，發展為國際團結和合作；使相助超越時代，成為人類聯接曆史、現實和未來的延續不斷的義務和責任。社會黨國際1989年《原則聲明》在談到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原則“相助”時也曾指出，相助的內容無所不包，是全球性的。它表達了共同的人性和對不公正的受害者的同情意識。相助得到了一切人道主義重要傳統的強調與弘揚。在個人之間與各國之間空前相互依存的現時代，由於相助為人類生存所迫切需要，其意義就更為重要。社會黨國際關於相助的原則聲明，是對各黨相助觀的總體概括。
應該看到，相助作為工人運動的一個基本原則，對鼓舞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形成強大的力量與剝削階級作鬥爭，具有重大的曆史進步意義。但民主社會主義所理解的相助，更多的（或主要的）是經濟鬥爭和爭取福利以及改善社會狀況的鬥爭，而很少指（或基本上沒有涉及）政治鬥爭，即通過相助和團結一致地鬥爭去奪取政權，改變自己受剝削壓迫的命運。而且民主社會主義的相助過分強調相助的世代延續性，即永存性，將相助作為共同的人性的同時忽視了在階級社會中相助也必然要受到階級性的製約。無緣無故的相助是不存在的。所謂“相”助，是互相幫助，一般而言是以互利為前提的，而各階級由於受階級利益的驅使，從根本上來說，相助也是有階級性的。所以，我們在看到民主社會主義的相助有重大的社會功用的同時，也要看到其有著相當的曆史局限。
4.基本價值之間的相互關係
關於基本價值之間的相互關係，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闡述最早也最係統。70年代中葉，德國黨在其《1975-1985年經濟政治發展大綱》中首次闡述自由、公正、相助三個基本價值的必然聯係及其同等重要性，1989年《柏林綱領》中又將其進一步係統化。其他社會黨基本上未對基本價值之間的相互關係進行係統闡述，但在排列順序上與德國黨是一致的，因此可看作是對德國黨思想的接受和認可，隻有個別黨（如瑞典黨）在這方麵有些不同看法。
德國社會民主黨認為，自由排在基本價值的首位具有特殊意義，因為民主社會主乂不僅僅是滿足物質目的，而且首先要維護人的尊嚴，即尊重個人的自由選擇和自由發展。沒有意誌自由，就談不上公正和相助。自由意味著每一個人都有權在公正和相助的限度內發展個性。當然，自由列於首位，並不意味著絕對的自由，他人的自由是個人的自由的界限和條件。同時，自由也不是不負責任的放任自流，而是要承擔社會責任，負責地參與社會和政治生活。由於每個人在實現其價值的過程中，免不了要和他人發生衝突，因此，沒有公正和相助，就不能實現真正的自由。公正意味著平等的自由，亦即人人都有平等的權利，但公正絕不是搞平均主義，而是以均等總能得到實現為目的，即在於生活機遇的平等所能實現的程度。就像自由隻有在具備物質和社會條件的情況下才能實現一樣，公正也隻有在社會全體成員都有平等和真正的機會自我實現時才能達到。相助是自由和公正之間的環節，因為隻有通過彼此承擔義務的行為（相助），才能使盡可能多的公正與盡可能多的個人自由協調一致。因此，相助這一基本價值的目的並不在於個性的消除，而是在於甘願為他人承擔責任和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後，在於有意識地準備通過自我約束擴大所有人的自由。作為人們相互依存的外在表現，相助鼓勵人們互相幫助和用負責的態度處理相互關係。人們愈是把他人看成自由和平等的人，相助的情誼愈有可能形成。總之三個基本價值的出發點都是個人，它強調人的個體性，反對那種“集體無意識”地實現客觀曆史規律。在人的基礎上，三者關係協調一致。德國社會民主黨《柏林綱領》突出將人的尊嚴貫穿於三個基本價值之中：“自由要求擺脫有損於人的尊嚴的依附，擺脫貧窮和恐懼”、“公正的基礎是每個人都有同樣的尊嚴”、“相助也要求……過一種合乎人的尊嚴的生活”。這樣，三個基本價值以人的尊嚴為主線，體現出強烈的道德自律和意誌自律。三者互為條件，互相支撐；在等級上互相平等，同等重要；在內容上，互相解釋，互相補充；在貫徹實施上，互相製約，互相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