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這一形勢？如何確定工人階級今後的鬥爭方向和鬥爭手段？國際工人運動內部已經存在的革命與改良的分歧又被注入了新的內容，並以組織分裂作為根本的鬥爭方式。1918年3月，俄國社會民主黨率先改名為共產黨，表明了同中、西歐蛻化了的社會民主黨分道揚鑣的決心。在國際聯合方麵，部分右翼社會民主黨人1919年2月聚會伯爾尼，試圖複活第二國際。作為這一行動的反應，代表左派社會主義者的共產國際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並於次年通過了加入共產國際條件的決議，明確規定加入共產國際必須同改良主義和“中派”徹底決裂，必須改名為共產黨。從此以後，在共產黨人的有關文獻中，一般都把20年代初革命高潮的失敗歸因於社會民主黨的投降和叛賣，並相對固定地把它們的理論和實踐稱作“社會民主主義”，這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通用術語，這裏卻作為右傾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同義語使用。
不過，無論是伯爾尼國際還是莫斯科國際，事實上都沒能真正實現社會主義勞工運動的國際聯合。伯爾尼國際由於中派的拒絕合作而變成純粹的右派社會民主黨人俱樂部，顯然已無力完成這一使命；而共產國際的成立本身就是為了同改良主義決裂，要同“歐洲社會投降主義和機會主義的黨”進行聯合是難以想象的。並且，共產國際所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原則在當時還沒有為大多數中、西歐工人群眾所理解，改良主義思想還大有市場。這些工人鬥爭的中心任務和主觀要求還是關於直接的經濟利益，他們所掀起的“不準幹涉俄國”運動也大多是出於對蘇俄的同情，對工人兄弟間友好情誼的維護和對戰爭的強烈反對，而不是在政治行為上的認同。革命形勢持續高漲與工人運動實際水平的這種差距，在組織上正好反映了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對立狀態。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一部分工人運動活動家認為，有必要在兩者之間尋求一種製約力量，避免過於激進和過於保守的政治主張，以迎合工人群眾的主體心理，實現一種有彈性的國際聯合，以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英國獨立工黨、法國工人黨龍格派為代表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派勢力由此產生並一度十分活躍。當伯爾尼國際在機會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完全唯幾個右翼團體的主張所俯仰時，這些中派黨領導人對此極為不滿，拒絕參加右派分子把持的日內瓦會議（1920年），並打算加入共產國際，後由於拒絕接受《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而作罷。因為他們並不想同共產黨人采取一致的觀點和行動，而隻是謀求一種妥協性的聯合。在他們看來，“現在自稱為第二國際的組織，隻是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屬於純粹改良主義和民族主義派係的那些黨的聯合組織”。而“共產國際把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工農革命中運用的一切方法奉為金科玉律，強加給各國工人政黨……”，“提倡宗派主義運動”。鑒於此，他們決定單獨成立一個聯合組織，左右斡旋，為建立所謂“真正世界性的國際”創造條件。1921年3月，社會黨國際聯合會（即“第二半國際”）成立大會在維也納召開。奧地利的弗·阿德勒被選為常務書記，他在發言中指出，原擬1914年3月在維也納舉行國際社會黨人代表大會，今天的國際會議正是在這裏舉行，因此，維也納會議應該繼承第二國際的所有優良傳統，並力求團結各國社會黨人，因為“他們隻有一個敵人——世界資產階級”，社會黨國際聯合會應該成為建立新國際的第一步。
可見，社會黨國際聯合會是以一種過渡機構的形式成立的，它在章程中聲稱：“聯合會不是一個包括全體革命無產階級的國際，而隻是建立國際的一個手段”，其“任務是統一所有加入聯合會的各社會黨的活動，確定一致行動，努力恢複聯合全體革命無產階級的國際”。因此，它成立之後除了繼續和伯爾尼國際聯係以外，也努力爭取共產國際的支持。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機關刊物《自由報》曾載文指出：“我們想要的國際是包括莫斯科國際在內的。我們希望把尚軟弱無力的國際變為一個有活動能力的國際。”當時，共產國際也正提出建立工人階級統一戰線的主張。弗·阿德勒趁機加緊活動，積極張羅，試圖把分裂的國際重新聯合起來。在他的倡議下，伯爾尼國際、共產國際和社會黨國際聯合會的代表終於坐到了一起，三個國際的執行委員會聯席會議於1922年4月2-5日在柏林舉行，弗·阿德勒擔任三個國際共同委員會（九人委員會）的主席。雖然三個國際都作了一些讓步，最後還一致通過了一個聯合宣言，九人委員會的報告也認為“朝著積極的方向取得諒解比這次會議剛開始的時候所設想的要容易得多”，但會後的實際活動表明，原則分歧絲毫沒有減弱，聯合嚐試並沒有取得進一步的成果。列寧是這樣分析國際聯合失敗的原因的：“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的代表需要統一戰線，……希望通過統一戰線的策略使工人相信改良主義策略是正確的，而革命策略是不正確的。我們需要統一戰線，因為我們希望使工人持相反的看法。”在三個國際聯合無望的情況下，社會黨國際聯合會的中派立場站不住了，與伯爾尼國際一脈相承的改良主義實質促使它加快了與伯爾尼國際合作的步伐。對弗·阿德勒等人來說，聯合比原則更重要。因此，三個國際聯席會議才結束4個月，社會黨國際聯合會和伯爾尼國際就迫不及待地舉行了聯席會議，商討合並問題。隨即德國的獨立社會民主黨與社會民主黨合並，為兩個國際的合並鋪平了道路。同年12月，在海牙國際和平代表大會上，兩個國際達成了反戰問題的協議，並組成了一個共同委員會負責合並的籌備工作。經過近一年的準備，兩個國際的合並大會於1923年5月21-25日在漢堡召開，一個複活了第二國際改良主義的新國際——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產生了，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中派和右派終於實現了思想、行動和組織的全麵合流。社會民主黨人自己聲稱，新國際“旨在聯合所有民主和社會主義派別，作為專製的、以莫斯科國際為中心的布爾什維主義的對立麵”。至此，現代意義上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正式產生。
以上論述表明，從第一次世界大後期工人運動的重新高漲到1923年革命高潮的結束，是民主社會主義作為獨立派別產生和發展的重要時期。但由於這一時期工人運動的激烈性和短暫性，不可能給理論研究提供足夠的比較成熟的現實材料，而且民主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分化伊始，還帶有濃鬱的論戰色彩，因而並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係。社會主義工人國際所實現的組織合流僅僅表明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產生和工人運動的這一獨特思想流派的形成，但作為一個理論體係，它的成熟還必須有更多的實踐和研究。隨後十幾年中歐、西歐的工人運動（即社會主義工人國際時期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和與之相關的一係列政策理論，無疑具備了這樣的意義。
社會民主黨成為合法政黨參加競選並陸續參政或單獨執政，這一民主社會主義的典型特點在社會主義工人國際時期已經明顯表現出來。如果說社會民主黨參加資產階級政府，在當初米勒蘭入閣時曾引起軒然大波的話，那麼，對20年代的社會民主黨人來說，雖不能絕對地說成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卻也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了。參政執政的社會民主黨盡可能地采取一係列措施，使某些企業國有化，建立社會保險，擴大公共建設，發展教育事業，改善工人經濟狀況，這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工人利益，緩和了社會矛盾，為民主社會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有利的社會環境。議會外的鬥爭手段往往被視作對統治階級施加壓力，不具有決定性意義，爭取選票成為各國社會民主黨的首要目標。1926年英國工人總罷工的直接後果是“蒙德主義”的出現，談判和仲裁成為解決工人和企業主之間衝突的唯一有效方式；1927年奧地利工人的武裝鬥爭，帶來的是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領袖們“看到了自己的軟弱，因而試圖用讓步來消除壓在頭上的威脅”，充其量隻提出“防禦性暴力”的口號以警告資產階級政府，而不真正拿起武器。在此期間，德國社會民主黨1925年通過了《海德堡綱領》，奧地利社會民主黨1927年通過了《林茨綱領》，考茨基、鮑威爾、弗·阿德勒、希法亭、勃魯姆、麥克唐納、漢森、王德威爾得等各國社會民主黨活動家發表了大量講話和著述，比較係統地闡述了社會改良主義的基本原則和理論，提出一係列構成民主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思想、觀點和主張。這裏麵，尤其值得一提的有：鮑威爾的社會主義思想及“紅色維也納”的巨大成就、希法亭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麥克唐納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漢森在“人民之家”旗幟下實施的一係列新型社會福利政策、勃魯姆為反對極右的法西斯勢力而倡議組建的“人民陣線”等。他們為戰後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全麵展開及諸模式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鮑威爾是第二國際後期和社會主義工人國際時期著名的理論家和政治活動家，奧地利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社會主義思想內容很廣、富有創見。在國家學說方麵，他所提出的“階級力量均勢論”為民主社會主義運動迂回而廣泛地展開提供了社會前提，其“職能民主論”則成為民主社會主義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理論依據。在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問題上，鮑威爾反複闡述的“社會力量因素決定論”和“防禦性暴力論”也大多為後來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家所繼承，分別成為他們肯定議會民主和肯定拉美反獨裁暴力的思想基礎。在晚年，鮑威爾還提出了“整體社會主義”的思想，即建立一種新的社會主義，超越改良的社會主義和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局限，互相補充，在思想上克服內部的對立，在行動上成為分裂的社會主義運動的一種整體化力量。這種整體社會主義實際上已隱約表達了克賴斯基70年代所聲稱的現代民主社會主義是在傳統的改良觀念和革命觀念都進入死胡同之後建立起來的“高標準的改良運動”的思想。鮑威爾對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理論貢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段時間裏曾由於它的“激進”而遭到日益“溫和”的各國社會民主黨的忽視，70-80年代則隨著民主社會主義重新意識形態化運動的展開而引起了歐洲（特別是德國和奧地利）社會民主黨人的關注和重視。他們屢次召開鮑威爾思想研討會，明確提出“奧地利馬克思主義對於民主社會主義的現實意義”的問題。至於同鮑威爾的名字緊緊聯係在一起的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所創下的“紅色維也納”奇跡——大片大片的工人住宅區、各種形式的文化教育設施、滲透著社會主義思想的精神生活等等，在經過法西斯獨裁、戰爭破壞和社會主義民主黨人為改變這一切而作出種種努力之後看來，儼然已具備了現代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改良樣板的意義。
希法亭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分析了資本主義新的發展趨勢以及社會民主黨人應該采取的相應戰略，為民主社會主義的經濟民主實踐奠定了較為完備的理論基礎。其基本思路是認為經濟的有組織性正日益取代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影響日益加強。因此，社會民主黨人有必要“依靠國家的幫助，依靠社會的自覺調整的幫助，把這個由資本家組織和領導的經濟轉變成一個由民主國家領導的經濟”。“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經過《金融資本》（1910）、《曆史的必然性和必然的政策》（1915）、《這是階級的合作嗎》（1915）等著作和論文的反複闡述論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就已基本形成，魏瑪共和國建立以後得到進一步完善。特別是在1927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基爾代表大會上，希法亭作了《社會民主黨在共和國中的任務》的長篇報告，把“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理論同“政治民主”、“經濟民主”思想有機地結合起來，認為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實際上意味著在原則上用有計劃生產的社會主義原則來代替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原則，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魏瑪共和國的政治民主製度同經濟的計劃性組織一樣，都是與社會主義十分相似的組織形式，兩者的發展和逐步結合構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過程，因而社會民主黨人必須充分地參與這一過程，以實現社會的良性運轉。這些思想雖然也曾受到30年代經濟大危機和法西斯專製統治的深刻挑戰，一度引起不少社會民主黨人的懷疑，但從戰後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特別是其經濟民主實踐的整體考察看，是不難發現它們之間的繼承性的。
正如費邊主義是英國社會曆史環境的產物一樣，麥克唐納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也是英國社會曆史環境作用的結果。其核心是利用英國較為健全的議會民主製度，通過漸進改良的議會道路實現社會主義。圍繞這一核心，有兩個基本點：一是用公共財產製原則和工人參與管理原則對資本主義進行經濟改造，二是通過把民主與社會主義融為一體對資本主義進行政治改造。麥克唐納還十分強調不同的國家要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選擇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到達同一個彙合點的路各不相同。俄國的同誌們可以從一條路上到達，英國的同誌們則可以從另一條路上到達。成功的方法是在社會主義範疇內各不同意見的合作，而不是把進步的自由全部都消滅的哪種形式上的統一。”社會黨國際和戰後各國社會民主黨特別是英國工黨所通過的有關決議、綱領和原則，事實上都程度不等地反映了麥克唐納的上述思想。此外，麥克唐納作為工黨“第一流的真正領袖”，通過20年代工黨屢次上台執政而把自己的改良思想付諸實踐，也為戰後曆屆工黨政府定下了大致的形象和基調。
從政治社會平衡漸進發展這一特質來看，瑞典同英國十分接近，因而瑞典社會民主工黨在信奉階級合作和漸進改良方麵，自然而然步英國工黨之後塵，不但極盡異曲同工之妙，而且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勢。1925年出任該黨主席的漢森，在1928年的一次國會辯論中提出了著名的“人民之家”思想。他把國家比作一個家庭，認定“這個家庭的基礎是一致與團結”，因而“必須廢除階級差別，發展社會福利，實行經濟平等，並在實現經濟平等的過程中，實現工人對經濟的參與管理，同時把經濟民主原則運用到社會和政治的一切領域”。瑞典社會民主工黨1932年開始其長達半個世紀的連續執政之後，漢森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思想，以“人民之家”為旗幟，全麵推行社會改良。他對社會化問題避而不談，隻強調社會民主黨人要遵守民主義務，要為了公眾利益而進行階級合作；在經濟政策上動用國家財政擴大公共工程，支持工人對企業參與決策；同時根據“新福利主義”的觀點，完善社會福利，使整個福利製度向社會保險體係的方向發展，改變了以往福利的濟貧性質。由此出發，經過不斷的改進和完善，斯堪的納維亞同大不列顛交相輝映，以完備的社會福利製度為主要內容和特征的北海-波羅的海型民主社會主義悄然而決然地登上了曆史舞台。
法國是一個很奇特的國家，社會主義思想在這裏發育最早，且門類齊全，各種社會主義應有盡有，可總是難以成體係，民主社會主義的發展也由此受到限製。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出現了費邊主義、德國出現了伯恩施坦主義和考茨基主義、奧地利出現了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法國卻隻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以及蓋得派和饒勒斯派的爭端和分裂。20年代，鮑威爾、希法亭等德意誌社會民主黨人創立了一套套影響深遠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麥克唐納、漢森等北海-波羅的海國家的社會民主黨人也開展了一係列卓有成效的民主社會主義實踐，可法國仍然沒有對世界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做出任何值得稱道的貢獻。直到30年代法西斯的陰影異常沉重之際，勃魯姆領導的“人民陣線”才在民主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寫下了輝煌燦爛的一筆，被法國社會主義史學家克洛德·維拉爾稱為“美好而又短暫的春天”。就其最基本的特征而言，“人民陣線”的曆史意義在於提倡左翼合作，實行結構改革，捍衛自由民主，這些都作為重要的思想遺產，為後來形成的以法國社會黨為代表的地中海型民主社會主義留下了一係列富有特色的內容。
30年代的大危機以從未有過的規模降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歐洲大陸的政治、經濟和國際和平陷於崩潰，改良主義者的全部熱情和努力都隨著幾百萬失業大軍的湧現和整個社會的動蕩而付諸東流，他們自己也在絕望中成為法西斯獨裁運動的順從犧牲品。強大的德國和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全麵失敗，英國工黨失去了作用，法國社會黨利用人民陣線取得了某些成功，但並沒有能夠確立全國一致的局麵。隻有在斯堪的納維亞，民主社會主義者以政治權力的絕對優勢，踏上了一段新的裏程，但卻付出了相當的代價：思想原則的獨立性讓位於社會觀念的普遍認同。因此，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理論的發展在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中期出現了一段空白；不過，若就民主社會主義克服學說和運動的背離，最終成為一個協調一致的廣泛的社會改良運動而言，這卻是一個重要的過渡時期。它使社會民主黨人更加看重現實的政治成就，而不再拘泥於任何理論原則的界定了。這一點為戰後民主社會主義的繼續發展定下了基調。
戰後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國際性發展是以社會黨國際的活動為代表的。如果說社會主義工人國際還可以從它的名稱上看出一定的意識形態色彩，理解為“社會主義”的和“工人運動”的國際，盡管那隻是特指改良的社會主義和改良的工人運動；那麼，1951年成立的社會黨國際則完全成為一個政黨聯盟，成為一種力量的組合而不是一種思想的認同。由此，我們可以大致把握社會黨國際時期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一些典型特征。
社會黨國際的成立，《法蘭克福聲明》的發表以及各國社會民主黨50年代新綱領的製定，標誌著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在社會民主黨人紛紛走向參政執政的過程中完成了自身體係的建構。一方麵，社會主義的思想熱情逐步讓位於改良主義的現實功利，理論的原則性向實踐的實用性屈服了，體製內的改良和對體製本身的改革被統一在一個不間斷的民主進程之中。用社會民主黨人自己的話來說：“民主社會主義已正式擺脫早期那種不現實的幻想，……使黨綱同實現黨綱的任務相協調。”再不允許“行動的基本依據與政治行為本身之間”出現“鴻溝”。另一方麵，階級基礎由工人階級的唯一性向社會各階層的多元性開放，民主社會主義運動被完全理解為一個廣泛的社會改良運動，而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工人運動。社會民主黨成為“人民黨”，它所關注的問題已不再僅僅是提高工人階級的地位，而是從保護生態環境、改善生活質量到和平運動、人權運動，涵蓋全社會，無所不包。隻要能擴大自己的選民基礎，社會民主黨都列入議事日程，予以相當注意並采以相應措施。主觀的靈活迎合著現實的需要，是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在戰後歐洲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歐洲大陸風雲激蕩。伴隨著西方社會從50-60年代的暫時繁榮進入70年代的經濟困難，以及因片麵強調經濟增長而帶來的環境汙染問題日益突出，新左派運動蓬勃興起，一種以批判資本主義製度、重估社會主義價值、探討人類生活質量為主要內容的重新意識形態化傾向迅速蔓延。意識形態的鬥爭很快從思想理論界進入社會實踐領域，法國、意大利等國出現了大規模的社會動蕩，素以穩定著稱的瑞典也發生了學潮和罷工。社會的動蕩導致政治力量的重新組合。政治勢力的分化組合，現實社會的混亂、對立以及整個政治氣候的左傾偏向，使民主社會主義贏得了新的發展機遇。社會民主黨是以傳統左翼的形象開展活動的，而如何發揮這一傳統形象的優勢，如何對正在發生的一切作出民主社會主義的解釋並回擊來自左右兩麵的對民主社會主義的詰難和攻擊，如何使民主社會主義理論以更加堅定的、更為通俗的方式同政治實踐相結合，成了擺在70年代社會民主黨人麵前的迫切問題。為此，聯邦德國總理、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維利·勃蘭特致信奧地利總理、奧地利社會黨主席布魯諾·克賴斯基和瑞典首相、瑞典社會民主工黨主席歐羅夫·帕爾梅，發起了一場以通信和會談為主要方式的持續三年之久（1972年2月17日至1975年5月25日）的討論，對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理論和社會民主黨的現實政策原則作了較為充分的闡釋。作為各自政府的首腦和黨的領袖，他們的討論在很多方麵都圍繞“黨的綱領和政府實踐”的矛盾而展開，因而對理論的闡述具有較強的代表性和現實針對性。在他們的帶動下，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思想自認和行為自覺都大大加強，進而根據時代的變化及時調整自己的發展戰略，既迎合民眾的激進變革情緒，又充分肯定西方民主的價值，抵製“蘇聯威脅”，從而為民主社會主義贏來了自產生以來最為輝煌燦爛的一個時期，西歐各國幾乎成了社會民主黨人的一統天下。當然，成功隻是就選票而言，若論社會變革程度就未必了。民主社會主義在60-80年代的拓展過程中，50年代所確立的核心價值原則和基本理論框架都沒有什麼變動。因此，戰後民主社會主義不以理論創見見長，而以實踐活動取勝，主要表現為各國社會民主黨人在參政執政過程中對本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各方麵施加自己的影響，以及社會黨國際在協調歐洲成員黨關係的同時，把民主社會主義的價值原則推向全世界，尤其是非洲和拉美地區。這種政治行為的投機性和力量增長的偶然性實際上已為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在80年代後期以來所麵臨的種種困難和相對衰落提供了部分答案。
鑒於民主社會主義的主要表現已落腳在具體的活動之上，對理論的探究已退居次要，其主要的活動舞台又轉向了各國國內，不像戰前的社會主義運動那樣帶有濃厚的國際色彩，各國社會民主黨人便優先關注於怎樣摸清自己的國情，迎合自己的國民，爭取選舉獲勝，出麵組閣，並盡可能做出較好的政績，為繼續執政做準備。因而，民主社會主義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表現出更加鮮明的民族特性，成為各國民族文化傳統、經濟運行機製、政治變革進程、社會關係結構在意識形態上的一種特定表現形式，並相應地在歐洲三大地理區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三種模式：（1）內陸模式，即聯邦德國、奧地利和瑞士等以德意誌人為主的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2）北海-波羅的海模式，主要指地處北海-波羅的海地區的英國、愛爾蘭和斯堪的納維亞三國的民主社會主義，同時包括情況比較特殊的芬蘭和冰島；（3）地中海模式，即南歐的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地中海北岸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在三大模式之間，是低地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運動，其表現比較複雜，往往兼有三大模式的特征。不過，由於地緣和曆史發展的影響，盧森堡更接近於內陸模式，荷蘭則在很多方麵類似於北海-波羅的海模式，而比利時則由於同法國的淵源而傾向於地中海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