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費邊主義者開始出頭露麵了。他們最初表現為一個純粹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小集團，利用他們在牛津、劍橋的學生聯合會和各種專題研究所裏形成的種種關係，同政界、企業界以及工會的“關鍵人物”廣泛接觸，提出建議，影響國家決策。同時，他們還向工人階級和部分資產者群眾講課，大量寫作並廣泛發行宣傳社會改良的小冊子。總的看來，費邊主義者的工作作風是盡可能地避開根本的原則問題，進行一些純粹經濟管理、人道主義、慈善救濟等方麵問題的討論，並開展一些相應的社會活動。他們不打算得罪任何人，而隻希望得到任何人的喜歡。“從他們的立場來說，用談論革命和階級鬥爭使資產階級這個狩獵目標警覺到危險，無異於發瘋。階級意識的覺醒，正是他們所要避免的，至少開始時應該如此，因為這將使和平地但是有效地傳播他們的原則到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的政治和行政機構中去成為不可能”。
費邊主義是19世紀末英國社會的產物。當時英國工人階級所需要的，正是能夠委婉地表達自己階級要求的某種合法組織，而不是率領他們“攻打巴士底獄”的先鋒戰士。生活水平逐漸提高所必然滋生的維護既得利益的心理普遍存在，使激進的階級鬥爭失去了群眾基礎。費邊主義者是社會改良主義者，但同時也是社會主義者，因為他們的目的是要幫助社會通過逐步的漸變而達及根本的重建，使經濟事務和政治權力成為所有社會成員的公共事業。並且，更為重要的是，當他們認為時機臻於成熟的時候，極大地幫助了獨立工黨的建立，同1900年的勞工代表委員會也開展了多方麵的合作，使工會工作開始從純經濟領域走向政治領域，使社會主義思想的委婉宣傳同工會運動的實際改良逐漸融合起來，為英國工黨的產生和活動（英國式的民主社會主義）準備了必要的物質前提。
之所以說費邊主義是民主社會主義最早的理論體現，既是因為它表現為一種係統的、有組織的理論表述，更是由於它的思想實質同現代民主社會主義是完全一致的：集中注意於實際政治範圍內的問題，同社會的自身進化保持一致，讓終極目的自己去完成自己的事，不對資本主義的“災變”抱任何幻想，堅信社會主義化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並認為這個過程會把社會的一切階級的態度轉變過來，使整個人類過上一種完全理性的生活。
費邊主義就這樣同英國社會合拍了，並在英國新工會運動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引導工會運動轉向政治領域，進而轉向社會主義的橋梁作用。這對英國民主社會主義的發展所起的巨大推動作用是不容忽視的。熊彼特認為：“費邊主義者之在英國，或者他們所體現的態度，正和馬克思主義者之在德國一樣地重要。”並且，由於時代特征的作用，與費邊主義類似的理論和策略很快又在歐洲大陸社會環境相似的地方贏得了自己的市場，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出現了一種被稱為“修正主義”的國際現象。德國的伯恩施坦主義是其中的代表。
德國的經濟發展程度遠遠落後於英國，政治上的二元君主政體也沒有英國的君主立憲政體的民主參與程度高，但統治階級特有的統治風格，卻使德國的政治社會也具備了英國政治社會的主要特征——妥協。
直到1911年英國自由黨領袖勞合·喬治創立醫療和失業社會保險製度以前，德國政府在“社會政策”方麵一直是領先的。同俾斯麥的名字聯係在一起的一係列社會保險立法，嚴格說來並不是由於工人群眾自下而上的鬥爭所施加的壓力所致，而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創議的。工會活動在它自身所能達到的程度範圍內通常也是“不受拘束”的。當然，這都與那些類似於初期費邊主義者的德國“講壇社會主義者”的有效建議分不開。加之，普法戰爭使德國獲得了豐富的資源和統一的國內市場，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不斷滿足著勞動階級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而多半由教育良好、知識豐富、生活清貧、富於理想主義、熱衷社會改良的容克組成的運轉良好的文官係統則保證了政府和民眾之間存在的妥協可能變成現實。
但是，德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並不一直是改良主義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一度贏得了絕大多數德國社會主義者的擁護。不過，這與其說是社會環境所造成的，還不如說是政府政策的一個結果。這項政策就是1878年國會以不太明顯的多數（221票對149票）通過的《反社會黨人非常法》。對俾斯麥來說，非常法的頒布對於維護帝國的權威固然有益，但對於政治統治來說，顯然並非明智之舉。它促使所有社會主義者——不管是原來的拉薩爾派還是原來的艾森納赫派——站到政府的對立麵，對政府的軍國主義擴張的軍事光榮意識產生嚴重的抵觸情緒。正是俾斯麥的“非常法”使德國社會主義者加深了對國家階級統治實質的認識，普遍接受了以尖銳階級對抗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1875年哥達合並給黨留下的拉薩爾主義遺產，1879年以伯恩施坦、赫希伯格、施拉姆的“蘇黎世三人團”為代表的改良主義思潮，都很快被“非常法”所掀起的反社會主義塵埃掩沒了。全黨的思想和行動以一種令人驚異的速度統一起來，成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實踐體現。
然而，隨著“非常法”的日益鬆弛和最終廢除，以及社會民主黨議會鬥爭巨大成就的取得，德國政治社會固有的妥協特性又顯露出來了。90年代的德國，處於經濟上急劇上升、政治上和平發展的“黃金時期”。特定的曆史條件造成了一種階級矛盾空前緩和的景象，統治階級又及時調整了統治方式，以溫和代替強硬，改良主義情緒和思潮由此在工人政黨內部以及整個社會上蔓延。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舒爾茨一梅弗尼茨、沃爾夫等經濟學家發表了《論社會和平》、《大生產——經濟和社會的一次進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製度》等著作，以資本主義的經濟繁榮和財富的巨額增長為依據，否定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鬥爭的理論，主張拋棄被他們稱之為“災變論”的無產階級革命學說，代之以全麵的“社會和平”。他們認為，對於從事“實際政治”的社會主義者來說，最終目標是“無關緊要的”，關鍵在於如何有效地提高勞動階級的生活條件。這些“科學著作”的出現，既反映了當時德國政治社會的妥協程度，同時又加深了這一程度。
長期的和平鬥爭，社會民主黨已開始官僚主義化了。黨報、黨校、黨的顧問機構，都有充足的經費來源，主持黨務的上層人士的地位十分穩固，身分也十分體麵，所接觸的人大多是政界和企業界的權貴。這一切反映在黨的思維方式之中，使黨的意識形態日益為和平主義的迷霧所籠罩。當時，考茨基、伯恩施坦等黨內主要理論家也曾試圖根據資本主義發展的新變化，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但事實證明這是很困難的。早年深受費邊主義和講壇社會主義影響的伯恩施坦，在懷著批判的目的讀了舒爾茨一梅弗尼茨、沃爾夫等人的“科學著作”之後，卻無法抗拒他們的分析方法，更無法批駁他們的責難，對馬克思主義的一些根本原則發生了懷疑。他1890年發表在《社會民主黨人報》和1891年發表在《新時代》的一些文章，盡管也對舒爾茨一梅弗尼茨等人的某些觀點進行了批評，但同時又公開讚同他們對馬克思的某些指責，特別是對他們所論證的資本主義社會決不會像馬克思預言的那樣走向崩潰的觀點深以為然。
正是在這個時候，恩格斯發表了他的最後一篇重要著作——《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一書導言》，把多年來反複考慮並在一些文章、書信中已零星談到過的革命鬥爭策略問題作了比較係統的論述。恩格斯指出，1848年的突然襲擊和1871年的輕易勝利都是沒有什麼結果的，根本原因是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而德國工人1866年以來利用普選權取得的巨大勝利，證明了普選權是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使得資產階級害怕選舉、害怕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起義。無產階級革命是多數人的革命，它的性質決定了必須讓多數人覺悟並參加到鬥爭中來，為自己的利益而鬥爭。多數人的覺悟要靠長期堅韌的教育工作才能達到，因此，由覺悟的少數人帶領不覺悟的多數人實現革命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隨著鬥爭條件的深刻變化，“舊式的起義，在1848年以前到處都起過決定作用的築壘和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
恩格斯作為一個偉大的辯證法思想家和革命領袖，深刻地認識到了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方式決定性地取決於鬥爭的主客觀條件，而不是取決於無產階級單方麵的主觀願望，無產階級必須根據革命形勢的發展隨時調整自己的鬥爭方式。但是，恩格斯雖然主張盡可能充分地利用和平的革命手段，但並不主張完全放棄暴力革命的準備，這在《導言》和隨後給費舍、考茨基、拉法格的信中都可以明顯看出來。並且，恩格斯還明確認定，政治鬥爭本身不是目的，它隻有在世界革命的前景下才有意義，對政治鬥爭方式的及時調整也不應該導致機會主義。然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家們，尤其是伯恩施坦，卻對恩格斯對合法鬥爭方式的肯定作了完全機會主義的理解。在這一點上，法國學者雅克·德羅茲的下述結論不無道理：“盡管如此，在為工人政黨的觀念下定義並為它在資產階級國家裏規定活動範圍的時候，馬克思主義仍然為民主社會主義開辟了道路，不過，後者很快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超出了馬克思主義在議會活動方麵所規定的範圍。”
恩格斯逝世以後，伯恩施坦以馬克思主義的繼承人自居，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開始全麵修正馬克思主義。從1896年10月至1898年6月，伯恩施坦在《新時代》雜誌上以“社會主義問題”為總題目發表了一組文章，進而在1899年1月出版了充分反映自己立場和觀點的總結性著作《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他從分析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現象入手，認為隨著世界市場的擴大，通訊和交通的改進，信用製度和卡特爾的興起，現代資本主義已具有了抗衡普遍經濟危機一類經濟災變的適應能力；而民主製的廣泛發展，工會、合作社參與立法活動作用的逐步增強，巨大政治災變的必然性和機會也隨之減少了。因此，資本主義作為一種“自由製度”，“是有伸縮性的、有變化和發展能力的，用不著炸毀它，隻需要發展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已經可以看到許許多多的社會主義的東西得到實現”。其中，包括社會主義範圍的不斷擴展，社會通過國家對經濟生活實施監督權的加強，地方自治機構的建立及其職能的擴大等等，都是“向社會主義的發展”，是“社會主義的一部分一部分的實現”。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民主黨人的任務，就在於“促成和保證社會製度在不發生痙攣性爆發的情況下，過渡到一個更高的製度”。黨必須拋棄過去基於“災變”的傳統策略，代之以和平的、漸進的、改良的策略。伯恩施坦公然聲稱：“我對於人們通常所理解的‘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非常缺乏愛好和興趣。這個目的無論是什麼，對我來說都是微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所謂運動，我所指的既是社會的總運動，即社會進步，也是為促成這一進步而進行的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組織工作。”
雖然伯恩施坦修正主義還不能等同於今天的民主社會主義（後者的理論體係更為龐雜，涉及範圍更為廣泛），但它對資本主義民主的態度和對社會主義運動的總體看法，卻在根本上反映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原則，因而成為民主社會主義最為完備的早期理論體係。托馬斯·邁爾公開承認，“在由德國曆史進程所決定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幾個發展階段中，民主社會主義逐步用修正主義來表達自己的理論和綱領。195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通過的哥德斯堡綱領使修正主義的主要內容成為現代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
當然，相對於個別理論家思想的“脫毛”來說，一個群眾性的政黨要完成自己性質的嬗變，將是一個艱難得多的過程。當伯恩施坦主義剛剛出現的時候，毫不意外地遭到了德國社會民主黨主要領導人和大多數理論家的反對。以倍倍爾、李卜克內西、盧森堡和考茨基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保持革命理想的純潔性而同伯恩施坦主義者展開了多次的反複鬥爭。最後，黨的代表大會以大會決議的形式，重申工人階級的曆史任務是奪取政權，並依靠政權實現生產資料的社會化，推行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重申黨在自己的活動中，要處處保持完全的獨立自主，並把它獲得的每一次成就隻看作是使它更接近最終目的的一個步驟。這表明，黨在意識形態上贏得了對伯恩施坦主義的完全勝利。
可事態的發展很快就打破了德國黨領導人所幻想的“團結一致”的革命假象。大會決議的條文被各種不同思想觀點的人根據自己的願望任意地作了理解，修正主義思潮已經廣泛地滲透到黨的實際活動之中。前麵所提到的黨的官僚主義化現象日益嚴重，對日益增多的相對固定的官僚人員來說，他們關心的首要問題是從物質上改善工人階級的待遇，思想意識問題已變得無關緊要。這些人成了伯恩施坦主義滲透的現存對象。
更加危險的苗頭出現在工會的態度方麵。早在19世紀90年代，工會就曾多次對黨的意識形態要求表現出不耐煩的情緒，它希望保持某種中立的姿態，一方麵可以同政府實行妥協，另一方麵可以擴大自己在非社會黨群眾中的影響，因而與敵視任何“革命浪漫主義”，主張把“工人階級解放鬥爭”、“通革命奪取政權”之類提法從政治詞彙中完全清除。政府也不斷地用改善社會服務事業和勞動立法等措施，引導工會走經濟實用主義的道路，並通過拉攏、收買工會領導人，竭力消除社會民主黨對工會活動方式的影響，將工會領導集團納入改良主義軌道。事實證明，德國妥協的政治文化這時候再次發揮了它的巨大威力。對工會領袖們來說，“他們早就是一貫的修正主義者了”。所以，他們對黨內的修正主義問題之爭嗤之以鼻，完全不以為然，但“隻要黨不幹擾他們眼前的事務，隻要黨不要求他們做什麼他們實在不喜歡的事，他們是不很介意這些的。……他們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們的態度，不管黨的哲學如何，事業總是事業”。
然而，工會力量的增長速度已經大大超過了黨的實力增長。90年代初，工會會員數尚為黨員總數的2/3，1895年前者就已趕上並超過後者。從此以後，兩者的距離越拉越大，到1906年，工會會員數已達黨員總數的439%（168.9萬比38.4萬）。日益為經濟實用主義者所把持的工會領導集團，憑借這樣一支強大的力量，同黨相抗衡，不斷對黨施加壓力，使之聽命於己。而黨的領導集團在理論上對黨與工會的關係存有誤解，並力圖憑借單純的革命熱情保持意識形態的純潔性，在實踐上則又不得不求助於工會，屈服於它的壓力，以保證自己的選票和議席優勢。這便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理論上具有毫不妥協的獨立性，而在實踐中卻又日趨怯懦”的根本原因。
隨著修正主義的廣泛流傳，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革命派和改良派越來越難以協調。作為修正主義實踐體現的“米勒蘭事件”甚至引起了法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公開分裂。第二國際對各國社會民主黨的約束力已越來越小。為了促成運動的統一和思想的一致，同時也是為了彌合黨與工會之間越來越大的裂痕（實際上反映了社會民主黨理論和實踐的背離程度），考茨基中派主義作為某種妥協的理論形態出現於加世紀初的國際社會主義思想界；在各國社會主義運動內部，則紛紛掀起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同本國實際結合起來，探索符合本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高潮，以擺脫糾纏不休的革命和改良之爭。其中，俄國布爾什維主義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最為典型，前者後來成為共產主義的經典意識形態，後者則同費邊主義、伯恩施坦主義、考茨基主義一樣，成為民主社會主義的一種理論體現。
考茨基在伯恩施坦開始發表修正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時，曾一度“表示深有同感”，並把它看成是適應條件變化、不斷改變黨的活動形式的一種探索，這本是恩格斯和他自己都曾作過的嚐試。但隨著伯恩施坦1897-1898年文章的連續發表，考茨基“就感到它們愈值得懷疑”。最後終於站在馬克思主義者一邊積極投入了同伯恩施坦主義者的論戰，為保持德國黨的思想純潔性和保證第二國際一係列正確決議的通過做出了重要貢獻。
可是，如前所述，德國社會民主黨在理論上取得反修正主義勝利的同時，實踐上卻日益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這種矛盾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對國家的態度，二是對自己行為方式的界定。作為社會民主主義者的組織，它不可能接受德意誌帝國這一專製的、半封建性的、軍國主義的政治秩序，但作為參與國內政治活動的組織，它又不可能不向民眾崇拜國家統一和軍事光榮的情緒妥協，因而不可能對帝國采取激進的反對態度。這就部分地解釋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理論中為什麼處處殘存著拉薩爾主義的痕跡。此外，社會民主黨是通過普選勝利來塑造自己的強大形象的，這就決定了它的行為方式必定要陷於無法克服的矛盾之中——“社會民主黨越是堅持它的革命目標，越是堅持保持完全的獨立，以便奪取國家機器，它在實踐中就越是需要溫和，以便從其他政黨手中把資產階級選民和農民選民爭取過來”。
正是在這樣一種矛盾處境的壓力下，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集團不得不日益向改良主義妥協。考茨基作為黨的理論權威，也日益向改良主義靠攏，為黨的種種機會主義行為進行辯護。在1910-1912年間，德國黨內的理論論戰十分激烈，以盧森堡、卡爾·李卜克內西為代表的左派和以弗蘭克為代表的右派，就階級鬥爭的形式問題展開了無法調和的鬥爭。考茨基開始力圖保持一種“正統”的形象，不偏不倚，站在“巴登和盧森堡之間”，可隨著論戰的繼續和戰爭危險的日益逼近，他的理論活動也就從主要批判改良主義轉向了主要反對“激進革命情緒”之上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及戰爭期間，考茨基發表了一係列論文和小冊子，全麵闡述了後來被稱為“考茨基主義”的中派主義思想內容，諸如超帝國主義和平、以議會選舉代替革命暴力、以保持中立求得黨的團結和統一、以普遍的民主代替獨裁專政等等。中派主義作為一種特定的機會主義，在當時還得到了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龍格主義者以及德國的哈阿茲、英國的斯諾頓、美國的希爾奎特、瑞士的格裏姆、俄國的阿克雪裏羅得等人的讚同，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形成了一股影響巨大的思潮。其中，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不但繼承和發展了中派主義，而且通過自己卓有成效的實踐活動，把它深深根植於奧地利的社會主義實踐之中，在20年代中、西歐的社會主義運動中造成了極大影響。如果考慮到20年代正是民主社會主義從學說走向運動、從運動產生走向體係形成的關鍵時期，那麼，中派主義作為民主社會主義的一種理論體現，其重要意義就不言而喻了。
總之，修正主義思潮出現於社會主義世界舞台，現代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輪廓就已經呈現出來了。我們知道，民主社會主義之所謂“民主”，並不是或主要不是指某種民主作風，而是指一種政治秩序，即國家政權組織形式，具體而言，就是指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形成的議會民主製度；民主社會主義之所謂“社會主義”，也不是指純粹的勞工運動及其奮鬥目標，而是指由各階層社會成員廣泛參與的社會運動，以期建立起一種團結互助的社會秩序。因此，民主社會主義不主張階級分析方法（或者不以此作為主要方法），不承認自己隻是某個特殊階級的運動，更不承認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運動中具有獨一無二的權威地位。它認為，作為一項廣泛的社會事業，一切社會階層都可以程度不等地為社會主義承擔責任。在民主社會主義者看來，現存政治統治秩序不但是完全可以容忍的，而且還是向未來社會漸變的基礎。這樣，要判斷一種學說或思潮是不是屬於民主社會主義的，首先就要看它是否認為社會主義者必須運用現存的議會民主政體給予公民的製約手段對國家政權施加影響，是否認為社會主義運動是一個可以由一切社會階層共同作出努力的運動。用這個標準來衡量，前文提到過的英國憲章運動可以被視為民主社會主義最重要的思想先驅。早在19世紀30年代，憲章派就已經明確認識到，取得各種政治權力，特別是取得普選權，乃是確保對社會財富進行重新分配的唯一手段，在議會中獲勝可以極大地提高工人階級在生產關係中的地位。這一認識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行動，其實已經構成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內核，體現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行為準則。除了英國憲章派以外，法國路易·勃朗的工場社會主義和德國拉薩爾的王朝社會主義也比較明顯地體現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精神實質。路易·勃朗在有關著作中對社會主義的表述甚至比憲章主義者的表述更接近於後來的民主社會主義。他說，為了建立用以取代資本主義剝削的國家工場，確保工場運轉的國家必須預先通過普選得到改革，並做到代表全民。這其實就是民主社會主義“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另一種表述方式。拉薩爾的社會主義學說，係統地提出了要求實施普選權，在國家幫助下建立生產合作社，和平實現社會主義的主張，從而為民主社會主義運動作出了最早的理論規定。但是，無論是憲章主義，還是工場社會主義和王朝社會主義，都隻是從某一個方麵給民主社會主義提供了思想啟示，充當了它的思想先驅。真正要從整個理論體係的吻合程度來看，隻有屬於19-20世紀之交廣義的修正主義思潮的幾個主要學派，才具有民主社會主義理論體係的意義。本世紀20年代以後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的興起及其理論體係的形成和完善，都是以此為基礎展開的。
三、從社會主義工人國際到社會黨國際
民主社會主義運動經過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分化和修正主義思潮的泛濫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不久正式產生了。當時，戰爭造成的災難和十月革命帶來的影響，把由於戰亂而陷於沉寂的歐洲工人運動再次推向高潮。繼1918年芬蘭革命和德國十一月革命之後，匈牙利、奧地利、法國和意大利也相繼爆發了不同形式的革命鬥爭。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在1919年3月25日提交巴黎和會的一份備忘錄中也不得不承認，“整個歐洲充滿革命的思想，……工人不僅對他們像戰前一樣的生活條件深感不滿，而且異常惱怒和憤慨。從歐洲的一端到另一端的居民群眾，將對整個現行社會、政治和經濟製度提出疑問……。”然而，高漲的革命熱情受到現實環境的強力掣肘，這些革命運動無一例外都失敗了，資本主義世界秩序不但沒有被打破，反而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原因何在？一是社會改良主義政黨是這次革命咼潮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改良主義傾向已經病入膏肓，它們不可能采用暴力的手段一舉將革命進行到底；二是戰爭並沒有把資產階級拖垮，無論是戰敗國還是戰勝國，資產階級都程度不等地發了戰爭橫財，千百萬無辜群眾的屍骨和血汗換來的資本積累，使資本主義獲得了新的活力，凡爾賽一華盛頓體係的建立又暫時緩解了帝國主義各國的矛盾，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的重新瓜分為資本主義持續發展創造了條件，無產階級革命的主客觀條件尚未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