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是最能夠做到“麵對問題，不要退縮”的人，麵對生老病死的問題，佛陀投入整個生命去體證解脫的方法；麵對親情感情的問題，佛陀用智慧的言語來感動他的父親及未出家前的妻子；麵對人我是非的問題，佛陀用平常心及實際的行動來破除謠言；麵對政經社會等問題，佛陀簡明扼要地提出淨化的要點。我有幸出家，在佛法教育的熏陶下，每當麵對問題的時候，總能抱定不退縮的精神，勇往直前，從而解決了許多問題。
記得我童年祝發之後，就奉家師誌開上人之命，在棲霞律學院就讀。那時，我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夾雜在二十歲以上的同學當中，不要說別人嫌棄我什麼都不懂，我自己也覺得不夠資格，但我知道如果退縮畏懼，不加緊腳步努力學習，將來就沒有前途，所以硬著頭皮麵對問題，在自我鞭策之下，居然也由每年扛榜，讀到名列前茅。
一九四一年，家師命我參加三壇大戒。本來按照規矩，受具足戒的戒子必須年滿二十歲以上，而我那時才隻有十五歲。或許由於家師當時是棲霞山寺的監院，因此所有的戒師都看在他的麵子上，破格錄取我進壇受戒。起初我也懷疑自己是否能堪受大戒，後來我想到人生的曆史必須要由自己去創造，既然已經出家，又在佛教學院打下了基礎，如果再延續個五年才去受戒，也是拖延時光，不如及早麵對問題！如今回想往事，很慶幸當年沒有退縮，使我在佛法的體驗上提早邁進一步。
我在焦山佛學院就讀的時候，曾經代表學校參加全國佛學院聯合舉辦的演講比賽，和六百名僧青年一起角逐勝負。我當時連什麼叫做演講都不知道，但想到既被推選為院方代表，是一次難遭難遇的學習機會，隻能向前，不能退縮，因此在一番準備之後，鼓起勇氣上台，沒想到竟能入選，為院爭光。
二十歲那年，我從佛學院結業出來之後，第二年被地方人士推選為小學校長。由於過去十年所接受的都是封閉式的教育，自己也從未讀過公立小學，一下子麵對兩百多名活潑蹦跳的學生，其中還有幼稚園的兒童，內心實在有點茫然。但以往的經驗告訴我：每一次的挑戰都是成長的契機，所以我“沒有退縮”，因此又獲得了教學上的經驗。
我慢慢發覺，其實有些問題是因為不曾經曆過，不懂得訣竅，所以覺得是問題，如果能用“不退縮”的鎧甲將自己的心理武裝好，就不會被問題擊倒。
在佛教地位低落時，我則始終抱持永不退縮的態度麵對問題，不意竟為佛教開拓出一片天地，一路走來，頗有“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感覺。
在新竹教書時，我應當地派出所要求，為民眾國語補習班授課，人數從第一天十四人，增加到第二天八十人，第三天兩百多人……解決了過去派出所下達傳票也沒有人前來聽課的問題。因此，連所長都親自登門道謝，告訴我：“以後外出弘法可以不用到派出所報備。”
麵對問題，不要退縮，若能做到結緣而不結怨，固然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但也有許多時候，我們想溝通協調，對方卻來勢洶洶，不願罷休，這時，我們還是要秉持“麵對問題，不要退縮”的勇氣，才能夠立於不敗之地。
記得有一次我在龍潭弘法時，警察命我將聽眾解散。我和警察說：“是我找大家來聽經的，我怎麼能宣布解散呢？你要解散，那你自己上台去宣布。”他回答：“不行，我怎麼能講？”我告訴他：“既然你不能講，那就讓我上去講，講完了，大家自然就會解散。”警察無理可辯，隻得眼睜睜地看著大家聽我講經。當時一般百姓唯恐被治罪名，大多怕得罪軍警，而我敢理直氣壯地麵對他們，不知得到多少人的喝彩。
還有一次，我在花蓮弘法，警察以沒有事先申請為由，強行取締，我當即表示：“我在台北弘法都沒有申請過，花蓮是什麼化外之區？”在四五十年前，從台北來的人都被視為有來頭的人，所以對方一聽也愣住了，我又獲得小小的勝利。類似這樣的問題不知凡幾，但都因為我不退縮，智取而不力奪，所以總能迎刃而解。
一九六三年，創建壽山寺，也為我帶來不少問題。首先是警察局將壽山公園通往壽山寺的路砌了一層一層的階梯，好讓汽車不方便到寺院裏來。我找來工人改成斜坡，警察馬上跑來取締。記得那天，我正在二樓主持皈依典禮，從窗口一眼望見，連忙停止儀式，下樓與警察交涉，結果還是答應讓我鋪成斜坡。
佛光山最初開山的時候，信徒們看到光是偌大的竹林有待整理，就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所以個個裹足不前。我與弟子、學生們誓言要將荒山辟為聖域，但天公不作美，經常狂風暴雨，造成山洪暴發，將平日的心血毀於一旦。初鋪的草坪、初種的樹苗，在一陣台風過境之後，馬上化為烏有，我們不退縮，重新來過，才有現在綠蔭滿山的景觀。為了將溝壑填平，我們搬砂運土，但是一場洪水來襲，砂土流失殆盡，我們不退縮，再去開山挖土，甚至從山下買了一萬卡車以上的砂土填補，才有現在處處平坦可行的地麵。
不定時的天災與不合理的法令還算好應付，最無奈的是山下一些鄉民見利忘義。像麻竹園和東山男眾學部之間原本是深不見底的溝澗，我們倒了數千卡車的砂土，鋪上柏油，才成為一條壯觀的大道，但鄉民偏說那是他們原有的道路，通車未果，便聚眾滋事，有一次還用鐵牛車圍山示威。縣裏唯恐事情鬧大，建議我將麻竹園前麵的柵欄拿掉，讓村民搬運農產品的卡車通行。我覺得遇到問題，應該勇於麵對，而非苟且姑息，我便對縣裏負責人說：“要拆掉佛光山很容易，但是要拿掉這個柵欄可不容易。”僵持數日之後，為了來山信眾的安全及道場環境的安寧，後來還是由縣裏及佛光山在後山會勘地點，做了一條產業道路，才算解決問題。
佛教徒經過長年累月的教訓，終於從睡夢中慢慢覺醒：問題來了，不能逃避現實，唯有勇於麵對，不要退縮，用理性的方式提出訴求，用團結的力量抵禦外侮，才能解決問題。
許多人見我邀眾聚會，侃侃而談，以為我樂於此道，其實我最怕應酬吃飯，最怕到公共場所亮相，也不喜歡寫信、打電話，但是麵對社會大眾的問題，我不能不設法解決；許多人看我行事快速，說到做到，以為我神通廣大，其實一生中也曾遇到力有未逮的時候，但麵對義之所在的問題，我不能不秉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戮力以赴。
二十二歲那年，我擔任南京華藏寺監寺，必須應付寺內舊僧與地方土豪勾結作惡所加諸的種種迫害，盡管生命危在旦夕，但問題既然來了，我自覺更要堅守原則，不能退縮，所以力挽狂瀾，和惡勢力周旋到底。雖說革新計劃沒有成功，卻很自豪僧格立場終究沒有失敗。
許多人以為自己修行就好了，不必管社會上這許多問題，但你逃得了這個問題，另一方麵的問題你能逃得了嗎？隻要你存在一天，你的問題和社會就有密切的關係，社會的問題也和你有密切的關係。
佛教向來不怕問題，甚至禪宗還主張提起疑情，注重當下，真參實學。世界上許多偉人也都是由於“麵對問題，從不退縮”，所以能建立永垂不朽的功勳偉業，其中艾森豪威爾總統就因為從小謹記母親的一句話而立誌向上，她說：“人生好像玩橋牌，無論你手上的牌多麼不好，你都要好好地打完這場牌局。”這就是一種“麵對問題，不要退縮”的理念。所以，真正的修持，真正的生活，必須麵對問題，不要退縮；真正有抱負的人，真正有操守的人，也應該麵對問題，不要退縮。唯有人人麵對問題，不要退縮，我們的社會才能更加祥和進步。
先做牛馬，再做龍象
家師誌開上人是佛教的實業家，他除了教書課徒之外，還興辦宗仰中學、棲霞律學院，同時也非常重視佛教的經濟實業發展，並效法百丈禪師自食其力農工的修行生活，曾經整治山林、創辦農場、燒窯生產、設置染織場。家師在成立這些事業的時候，為了要向政府辦理登記，必需湊夠人數，所以把當時十五六歲的我也登記了進去。他恐怕我不懂得此中的意義，而有所異議或感到疑惑，還特地叮嚀我說：“你將來要想做佛門龍象，現在就得先做眾生牛馬。”這句話我一直奉行不渝，回想佛門的高僧大德不都是“先做牛馬，再做龍象”嗎？
像佛世時，舍利弗尊者除講經說法之外，還負責精舍工程的監督，所以能威服群倫，助佛宣化。陀驃比丘在悟道之後，自願充任知客，每天起早待晚，提燈幫忙前來參學的比丘安單，後來感得手指發光的瑞相。唐朝的誌超法師勤勞眾務，每有苦役，必事身先，晝夜克勤，攝引後學，因而得到時人擁戴，數百僧侶翕從學習，法席隆盛。道亮法師六載舂米，曾無廢惰，後來講律，聲被東夏。宋朝道法禪師白天將乞食所餘，鹹施蟲鳥，夜晚則脫衣露坐，以飼蚊蚋，一日入定，見彌勒菩薩放光照耀，因而更加精勤。雪竇禪師甚至不願出示大學士曾鞏的推薦信函，寧可陸沉靈隱寺中，操持作務三年之久，後為龍天推出，駐錫雪竇山資聖寺時，海眾雲集，宗風大揚。溈山靈佑禪師及趙州禪師更是令人敬佩，一個發願來世做老牯牛服務大眾，一個希望往生後到地獄度眾。而在社會上，以牛馬精神服務大眾，終能以龍象之姿成就事業者，更是不勝枚舉，如王永慶以賣米起家，高清願從基層學徒做起，林肯童年時曾做過木工、雜工學徒，富蘭克林少年時曾擔任蠟燭工、印刷工。所謂“英雄不怕出身低”，真正的龍象，不怕牛馬般苦役的考驗；真正以眾生牛馬自居者，也不畏龍象的踐踏磨煉。
記憶中，我的一生似乎都和勞動、苦行結下不解之緣，好在我從小出生在農家，練就了結實的體力，舉凡車水、除草、牧牛、收割等莊稼人必備的本領，我都必須學習，甚至農忙之餘，我還得陪著外婆開辟菜園，種植果蔬，以維持家計。記得那時，外婆就經常對我說：“有誌沒誌，就看燒火掃地。”不時地告誡我：“從小一看，到老一半。”要求我做事時必須認真努力。我將這些話謹記在心，一直把“工作最神聖，服務最偉大”視為一生的格言。
出家之後，我到棲霞律學院就讀，也是從為人添飯、管理茶水、看守山林、搬運木柴等基本作務開始學起。到了暑假，我們每天得早出晚歸到山上采無花果，以增加常住收入；寒假雖然為期稍短，但仍然忙得不亦樂乎，尤其農曆春節的大掃除，單單擦拭全寺的玻璃就要花掉一個月的時間。每逢幹旱時期，我還發心到江邊挑水，一次來回要三個鍾點左右。後來，到焦山佛學院繼續學業，除了上課之外，還兼做管理油燈、燒煮飯菜等事務。總之，勞動的工作從來未停息過一天。由於白天忙於勞動服務，晚上沒有照明設備，因此我就以拜佛、打坐來消磨時間，真正讀書的時間並不多，但奇怪得很，我對佛法的體會卻能夠與日俱增。現在想來，才明白那種如牛似馬般忙碌的作務生活，使我活學活用，讓我讀遍長老大德行事的風采，讀盡寺院運作的方式，讀通生活中修持的要訣。佛學院結業之後，我回到祖庭大覺寺，因為那裏擁有數百畝的土地農莊，我在教書之餘，又恢複兒時農家的生活，與稻麻菽麥、鋤頭耙鏟為伍，從大自然中擷取源源不斷的資糧。
我初到台灣時，雖然在寺院裏從事的都是一些像拉車、打水、收租、采購等粗重的事情，但是因為一直習於勞力的工作，所以不但不覺得厭煩疲累，反而深深感念能有繼續鍛煉身心的機會。尤其最令我高興的是，盡管過去在大陸不曾有過建築道場的經驗，然而由於具備長久的農工雜務基礎，一旦有了機緣，就能夠得心應手，勝任愉快。像最初在宜蘭建設念佛會講堂時，因為我每天觀察施工情形，對於砂石計算、門窗裝置、磚瓦搬運、刨木雕刻、澆灌水泥等了然於心，所以後來再開工興建慈愛幼稚園的時候，在土木工程方麵也就十分駕輕就熟了。
我從宜蘭來到高雄之後，麵對一個與宜蘭鄉鎮截然不同的城市，我必須更加兢兢業業，努力以赴。所以從高雄佛教堂到壽山寺的建築，對於一磚一瓦、一沙一石，我都不敢掉以輕心，總是觀察再觀察，研究再研究，所以在如何節省、如何趕工等細節方麵，又多加一層認識，由此奠定我對土木工程的興趣。
那時，我每天除了忙著寫稿、編書、教課及一些行政事情之外，一有餘暇，便關心各地建築的外觀式樣及內部設計，並且不斷地思考：“如果是我，我會如何如何去做……”因為有了這些概念，所以後來建設佛光山時，雖然請不起專業的工程師、建築師，隻是和木工出身的蕭頂順先生在泥地上邊談話，邊計劃，既沒有辦公室，也沒有籌建處，連一張辦公桌都沒有，三十多年來，佛光山一棟棟的建築就在路邊談話商量中一一完成了。
記得剛辟建佛光山時，經濟十分拮據，每逢假日，我還得親自下廚，為來山的遊客服務，希望多得一些油香，來補助建築經費。為了節省工資，我經常將很多工作從蕭先生的手中再包回來自己做，舉凡搬運砂石、攪拌水泥等需要用力的粗活，都由我和早期的徒眾，如心平、心定、依嚴、依恒等人扛起重任，像淨土洞窟兩邊的圍牆、靈山勝境的廣場、大雄寶殿前麵的成佛大道、大悲殿前麵的丹墀，還有龍亭、放生池等多處地方，都是在我們師徒同心協力之下完成的作品，外觀雖不精美，但很堅固實用。像牛馬一樣的勞動生活不但凝聚了師徒之間的道情法愛，也錘煉著弟子們的道心悟性。
最不可思議的是，蕭頂順先生和我合作至今，三十年來，所有建設佛光山的水泥工、木工、電工、油漆工仍然還是原班人馬，未曾換人，他也因為承辦佛光山的多項重大工程，而成為工程界的龍象，許多建築公司高薪挖腳聘請他，但他還是覺得在佛光山做事，可以賺到更多的歡喜及功德，所以一一婉拒。
天生具有服務性格的我，注定我終此一生要如牛馬般奉獻人群。記得初到台灣時，我雖上無片瓦覆身，下無立錐之地，但隻要看到貧苦的人，我就會不顧一切，盡一己之力給予幫助。一九五二年，花蓮大地震，我連一張公車票都買不起，卻本著“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願心，各地行化，勸募救濟震區的災民。多少次台風過境，我和黎元譽先生搶先到災區運送食物；後來世界各國的水澇、旱荒、震災、風難，我除了召集各地信徒捐助外，自己也是罄其所有，解囊紓困，明知杯水車薪，如鸚鵡救火，但隻想要盡一點微薄的心意。
由於從童年時代，我就曾經為病患療傷喂食；弱冠之齡，也曾經為亡者更衣安葬，對於生、老、病、死有著特別深刻的感觸。所以一俟佛光山開山之後，我便陸續興設佛光診所、雲水醫院、佛光精舍、萬壽公墓。佛光山開山時，我將在工程土堆中挖掘出來的骨灰罐暫厝於工地草寮中，與之同寢共眠，直到萬壽堂成立之後，將它們安奉其中，才放下心中的掛念。鄉民將路邊拾來的小孩送到佛光山，常住為他們添購新衣，送他們上學。後來，送來的小孩越來越多，大家同心協力，興建育幼院，好讓他們享有家庭的溫暖。盡管誠心奉獻，如馬負重，如牛犁田，但也隻是點點滴滴，猶如微塵爪泥，無法拯救苦難重重的世界。所以，後來弘揚佛法，淨化人心，成為我一直戮力以赴的目標。
四十多年前的台灣，民風保守，佛教不振，現成的布教場所難得一見，即使有，也不見得肯出借作為弘法之用。我以露天廣場作為道場，從搬桌椅、拉電線、安裝電燈、放幻燈片中，領略到場地布置的要點。在徒步弘法、單車布教的途中，眼望山河，腳踩大地，引發不少說法的靈感。從接觸各式各樣的信徒、各行各業的民眾當中，感悟到各個階層的人所麵臨的苦楚。在身經各類人為阻難、各種天災變化中屢仆屢起，深深體會到佛法無限的妙用。五十年來，這許多的體驗躍然於心，後來，觸目遇緣無非妙諦，信手拈來皆是法語，我將之書成條目，從軍營兵團講到監所牢獄，從企業工廠講到學校會館，從家庭客廳講到機關團體，從寺院道場講到街頭巷尾，從國內山河講到國外海港，從電台電視講到計算機網絡，這一生中，不止講了千餘會以上。有人說：“人永遠處於兩難的狀態，因為活著為自己很自私，活著為別人又很辛苦。”而我卻有幸接受佛法的洗禮，自許為眾生牛馬，在為芸芸眾生奔波忙碌的同時，還能享有一份自利利他的法樂。
多年來，為了對佛教文化盡綿薄之心力，我好像牛馬馳騁於道，一意想著如何前進，幾乎到達忘我的境界。記得拙作《釋迦牟尼佛傳》出版時，因為寺內沒有多餘的桌子，我就用板車將全部的書載到郵局的前麵，一口氣包裝了兩千多本寄給讀者，當包完最後一本的時候，已是汗流浹背，濕透衣衫，郵局員工也一直催促離開，因為他們要下班了，但那種歡喜直到現在仍回味無窮。發行一份雜誌，從開始到出版，我一周多次來回印刷廠，經常日食不到兩餐，有時饑腸轆轆，也覺得興趣盎然；為了一本新書的印行，我搭乘數小時的火車到印刷廠去看校樣。當時隻有一個心願：“我要為眾生做些事情！我要讓佛法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所以即使一包包的書籍，一堆堆的刊物，無處收藏，我還是歡天喜地地從事佛教文化工作。有時大風大雨來了，為了怕書籍文件給水淹沒了，還得東搬西搬，但我依然樂此不疲。一九六三年，台灣北部淹水，在三重埔的一部藏經被水漂走，當時我正在外國訪問，回來聽說之後，心中一片茫然，隻想為這一部大藏經舉行追悼會。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我編印過《覺世》旬刊、《人生》雜誌、《今日佛教》，從寫稿、編輯、校對、發行，都是我一人包辦，尤其《覺世》旬刊，每十天一次的發行，無或暫息，光是寫稿、改稿的辛苦，看稿、催稿的繁瑣，不曾經曆者很難了解其中的味道。
盡管多少個晨昏在文字堆裏度過，多少個深夜在絞盡腦汁中煎熬，既沒有拿過一文稿費，也沒有得過一句鼓勵，但是我心甘情願，在所不惜，尤其看到許多人因此而走入佛門，更是高興不已。後來得慈惠、慈怡、依晟相助，又經過了數十年，目前已經發行到一千四百多期，不但在佛光山與信眾之間負起溝通的功用，而且被許多人視為初入佛門的指引要津。由於《覺世》旬刊的順利發行，又帶動了《普門》月刊的出版，一批批的有誌青年投入其中，接受挑戰。多年來，盡管法務倥傯，我卻未曾放棄“文化牛馬”的職誌，不時推陳出新。像近兩年來，三百萬字的《佛教叢書》和三十萬字的《佛光教科書》陸續推出，無不是多年來如牛馬般服務大眾的切身體會。
二三十年前，創辦佛教教育事業，高雄師資不多，南部許多老師都是特地從台北延請到佛光山來授課，常常抵達的時候已是深更半夜，但無論多麼晚，我都會佇立在山門口，恭候他們駕到，甚至為他們煮宵夜點心，看著他們吃完就寢，我才安心返回寮房。學院草創初期，沒有經費聘請行政人員，我不但一人身兼數職，還得到殯儀館、太平間通宵誦經來彌補學生食宿開支。後來，慈惠、慈嘉、慈怡、慈容、慈莊陸續赴日深造，我一個人從工友打雜、編印講義到教務行政、輔導訓育，忙得不可開交。一些沒有恒心的學生中途退學，我的心中不知生起了多少的歎息，多少的無奈，但三十多年來，我仍像牛馬一樣，無怨無悔地耕耘著這片菩提園地，隻為了作育僧才，讓佛法能遠播四海，光照普世。
我這一生，對於某些信徒，或有慚愧照顧不周之處，但我對於大眾的福利，自問一向都是恪盡心力，不辭辛勞。就以農曆過年而言，早年我不是在朝山會館幫忙典座，就是到果樂齋炒麵、炒飯，後來有好幾年的春節期間，我都是在指揮交通中度過。記憶中最深刻的，要算是五年前的春節期間，台北道場為募集佛光大學籌建基金而舉辦書畫義賣，我在義賣會的前夕才從泰國弘法歸來，雖不曾學過裝潢美工，但因嫌其會場布置簡陋，即刻召集徒眾們通宵達旦重新擺設，直到第二天開幕時，雙眼都未曾合過，沒想到來賓們讚語連連，聽在耳中，真是比什麼獎賞都來得更好。後來，我們以此經驗在各地開設美術館，獲得許多好評，可見無論什麼事都要從牛馬做起，才能穩紮根基，立於不敗之地。
除夕夜是大家圍爐團圓的日子，我也經常都是在開示完畢之後，立即趕到山上各個區域視察，從懸吊花燈到工地灑掃，從通宵擺設陳列館的寶藏到熬夜布置展覽館的物品，我都曾參與其中。六年前，佛光山增購山下土地作為停車場，由於人手有限，負責畫停車線的員工直到晚間圍爐時還未完成工作，我自告奮勇前往幫忙，一直到第二天清晨四點多才完工，一共畫好大客車停車位八十輛，小客車停車位四百輛，大年初一我守候山頭，看到車輛整齊有序地排在停車場，給予信徒們多少方便，雖是一夜未眠，那種無與倫比的成就感卻足以讓我興奮良久。
弟子中具有牛馬精神者也是不勝枚舉，像三四十年前，心平從清理環境到印刷傳單，辦事之謹慎，顯出他老成忠厚的特質，直至擔任佛光山住持之後，因積勞成疾，圓寂往生為止，種種行儀見證了“欲做佛門龍象，先做眾生牛馬”誠非虛言；慈莊在寺院裏從掃地抹桌到推銷書籍，無一不做，如今憑著流利的外語及親切的風儀，拎著一個小布包，獨自一人走遍天涯海角，建寺安僧；慈惠出家之後，赴日留學，每年寒暑假仍不忘回山幫忙寺務，數十年來以文教弘法聞名於海內外佛教界，四所大學籌辦工作效率之高，也令大家讚歎不已；慈容從幫我帶領幼稚園的小朋友做起，種種活動無一不與，近十年來在世界各地成立國際佛光會，對於教會事務的嫻熟，同儕中鮮有出其右者；慈嘉從香燈行堂到燒水洗碗，包辦一切雜務，其教課認真，學問紮實，說明了從日常作務中磨煉心誌，在胸膛間自然流露出來者，方為真才實學；心定在開山期間搬砂挑土、鏟地推車，有求必應，從不推辭，兩年前他被推舉為佛光山第六任住持，實是眾望所歸；餘如依空、依淳，大學畢業之後來山出家，也都是從擔任知賓及端茶服務開始做起，他們分別在日本東京大學及文化大學佛學研究所深造期間，還參與文化編輯工作，學成後受命掌管《普門》、《覺世》的編務及普門中學的校務，如今久煉成鋼，成為文教界的尖兵，這一切都是他們從辛勤作務中結成的花果。
佛光山在短短三十年間，之所以能有現在的規模，是許多人做牛做馬，服務大眾得來的成績，我絲毫不敢以龍象自居。隨著時代的進步開放，佛門僧伽的數量普遍提升，這本來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但目睹許多人出家之後，即高高在上，自稱“僧寶”，借自修之名，懶於說法，懶於度眾，懶於活動，懶於利生，長此以往，不僅是個人的墮落，也有違於佛教的真義。社會上也有許多人隻知道坐享其成，一旦失敗，就怨天尤人，甚至為了名利虛榮而作奸犯科，結果一失足成千古恨。在此奉勸大家不要隻看到別人的開花結果，要知道最初的播種耕耘是十分重要的，所謂“想要千人頭上坐，先在萬人腳下行”，唯有先做眾生的牛馬，才能成為頂尖的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