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一生當中，多次與死神擦身而過……我很坦然地接受，因為我知道人生必須要經過千生萬死才能走過來，是生是死，是好是壞，我都要去麵對。
要有向困難挑戰的勇氣
一九六七年，剛開辟佛光山時，一片刺竹荊棘，到處深壑崎嶇，可謂“地無三尺平，竹比三丈高”，許多人見了都卻步搖頭。有一天夜晚，我在草寮裏看工程藍圖的時候，對身旁的心平說道：“看來開山建寺很不容易啊！”心平立刻回答說：“師父，記得您過去在宜蘭時，常常告訴我們：‘要有向困難挑戰的勇氣！’我願意跟隨您的腳步，突破一切難關。”心平不愧最早隨我出家，最能了解我的心意。
記得一九四九年剛來台時，這裏的佛教因神佛不分，不重義理的提倡，被知識分子譏為迷信之流。宜蘭偏處一隅，居民更是保守難度，當我在一九五二年來到此地，目睹信佛者多為不識字的老先生、老太太時，不禁心生一念：“我不相信這麼好的佛理，知識青年會不向往，我偏要如過去所願，向青年人弘法傳教，我要向困難挑戰！”於是一向羞澀的我鼓起勇氣麵對大眾，凡見到一個青年來到寺院，就為他端茶接待，並且耐心地和他講話。我就是在那個時候認識心平，翌年他發心隨我學佛，四年後出家。
後來前來道場禮佛聽經的人日漸增多，記得當時有一位有“金嗓子”之稱的張姓女青年，高中剛畢業，隻喜歡唱歌，一來寺院就向我抗議：“為什麼要拜佛？”我告訴她拜佛的意義，她聽了以後，竟然說：“我還是不喜歡拜佛。”我回答她：“那你以後來就不要拜佛，坐著看別人拜佛就好了。”後來她看到我教其他人拜佛，又說：“拜佛這麼好，那我以後也要拜佛，但為什麼要繞佛呢？……”聽完她一陣強辯之後，我對她講：“如你所說，你可以拜佛，不要繞佛，站在旁邊看大家繞佛就好了。”後來，她看著看著，情不自禁地和大家一起繞佛，覺得繞佛也很好，從此她常常來宜蘭念佛會聽經聞法，要求念佛繞佛，我就這樣一次一次地降伏其心。三十年後，我成立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她率先組織分會共襄盛舉，成為佛教的尖兵。
另一位天資聰穎的張姓女青年，在父親的命令下前來和我學佛，剛開始時她很不情願，每次來寺院一下子，看到念佛法會的磬魚響起，就在人群中渾水摸魚地溜走，但我都佯裝不知道，每次她的父親問起她學佛的情況時，我也幫她掩飾。後來她上我的語文課，越上越有興趣，還拿日記給我批改，此後一路跟著我從北到南弘揚佛法、開山建寺，她就是現在教界著名的才女——慈惠法師。
年輕的學佛者日漸增加，我帶著這批生力軍到各地去弘法。我們得付費拉電線、買燈泡，並且搬板凳、貼標語、製作道具、招呼信徒，每次開講以前，還巡回大街小巷，一麵敲鑼打鼓，一麵高喊：“咱的佛教來了！咱的佛教來了！”我們用這種克難的方式，以宜蘭為中心，竟然將菩提種子撒播到台灣各地。
為了引起社會大眾對佛教的注意，一九五五年，我在佛誕節這天舉行迎佛活動，本來我們計劃從宜蘭市的南門遊行到北門，無奈當時聚眾遊行乃法所不許，但為了增加信徒對佛誕節的認識，我們還是鼓起挑戰的勇氣，在雷音寺左右繞了幾圈，引起不少民眾圍觀。
一九七五年，第一屆華僧大會在台灣召開，當來自各地的華僧到達高雄火車站時，我鼓動信徒前往熱烈迎接，原本擬以歡迎方式接到高雄佛教會，遽知來了幾萬人，因事出突然，我隻得靈機應變，向困難挑戰。當大批人車走出火車站的大道時，我自告奮勇，高喊一聲：“跟我走！”隨即拿著教旗在前麵闊步領隊，隻見一路上所有紅燈都變成綠燈，整個隊伍如入無人之地，浩浩蕩蕩地通過街衢大道，震動了整個高雄市，第二天成為《台灣新聞報》的頭版消息。在當年佛教徒備受壓抑的時代，這次揚眉吐氣的成果，發生了極大的鼓舞作用。
也由於這個因緣，一九八一年，“世界僧伽會議”在台灣召開時，大家一致要求到佛光山參訪，這本不在佛教會的預定行事之內，但礙於眾議難違，乃安排上午十一點到下午一點的行程。按理說，這短短的兩小時包括巡禮及吃飯，是怎樣也不足夠的，但我不為困難所挫，那天，我們將來自世界各地的五百餘名僧伽接來佛光山，前一個鍾頭，分成二十隊，由嫻熟各種語言的出家弟子帶領他們參觀全山設施；後一個鍾頭，在朝山會館席開五十桌，每桌由兩個侍席給予親切的款待，使他們大感意外，鹹認在此地感受到台灣佛教蓬勃的朝氣。
年輕時讀到法顯、玄奘等諸位大師印度參學的壯舉，時生向往，直到一九六三年，我才有機會隨團走訪印度。在出發以前，就有很多人說印度人對中國人如何不友好，我們仍然克服溽暑，排除萬難，來到這佛教的祖國，以親善的態度贏得當地民眾寶貴的友誼，最後連印度總理也在百忙之中接見我們。這一次的訪問經驗之後，增加了我的信心。
一九七○年，我親自率領近二百人的弘法團朝禮印度聖跡，是佛教史上陣容最龐大的朝聖團。當時，印度的觀光事業不發達，衛生條件也不好，在困難重重中，我們居然包了兩架專機，一架載人，一架除了運行李之外，裝滿了賑濟當地貧民的糧食、衣物、毛毯，最難得的是二十一天的行程當中，團員們個個都歡喜愉快，健康無病，讓當地導遊都嘖嘖稱奇。
經過這一次的帶團曆練，後來的幾次朝聖就不為難了。直到第七度，應北印山區拉達克佛教徒之請前往弘法，才感到最為艱辛困苦。記得我們爬上四千米、寸草不生的峻嶺時，已是上氣不接下氣，秉持著“向困難挑戰”的決心，我忍著頭痛欲裂的高山症，到各處訪問開示，主持皈依典禮。
一九九○年，為了凝聚佛教徒的力量，我組織國際佛光會，短短六年之間，我走訪世界各地，在全球五大洲成立了一百多個協會，會員近一百二十萬名，成為世界五大社團之一。一九九一年，我跌斷腿骨，從手術後的第三天，便開始到各地佛光會弘法開示。一九九五年，我心髒開刀之後，也在一個月以內，借著走訪美加視察會務之便，登上海拔四千公尺的落基山脈。凡此，都證明了困難並不足畏，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正視困難，化解困難，視困難為人生進步的踏腳石，要有“向困難挑戰”的決心。
在推動佛教藝術方麵，我也是憑著“向困難挑戰”的毅力開創新局。初到台灣，看到許多青年男女閑時以歌唱自娛，不禁感歎佛教過去雖然借著優美的讚偈梵唄度化了許多信眾，但到了今日，因詞意難懂，樂曲古雅，以致不易融入現代人的生活之中，殊為可惜！於是我開始撰寫歌詞，卻苦於沒有韻文的素養，但憑一顆“不向困難屈服”的願心，居然也完成了《弘法者之歌》、《菩提樹》、《快回歸佛陀座下》、《西方》等許多首現代佛教歌曲。
一九五三年，為了弘法的方便，我首開先河，組織佛教歌詠隊，一向不喜歡歌唱的我，不但為隊員請老師、抬風琴、印樂譜、搬椅子，還要勇於承受保守人士的抨擊毀謗。四十年來，我們從鄉村唱到都市，從國父紀念館唱到展演音樂廳，從台灣唱到島外，從錄音帶製作到碟片發行，佛教樂曲終於被大家所喜愛接受。回憶當初如無向困難挑戰的精神，何有今日？
年輕時我就立誌為佛教設立一座寶藏館，同道們得知，都笑我一文不名，異想天開。如今許多人見我在全世界擁有七個佛教寶藏館，都以為我神通廣大，其實三十多年來一點一滴收集佛教文物的辛酸，實非筆墨可以形容。
辦佛教雜誌弘揚佛法也是一連串“向困難挑戰”的奮鬥史，撇開寫作的艱辛不談，像《覺世》，從旬刊到雜誌，光是工作的地點就搬來搬去，從台北三重埔的大同南路到信義西街，從高雄市的中山一路到鼓山區的壽山寺，從大樹鄉佛光山的智度堂到東禪樓，到現在的如來殿。出版的方式則由報紙代印到郵局發行，從幾個人從事包裝到現在佛光山數百位學生幫忙套袋。記得一九六三年時的一場台風下來，社址所在的三重市變成水鄉澤國，我們拖著疲憊的身軀連夜搶救；在佛光山又遇到幾次洪水泛濫，我們冒著生命危險將資料檔案運送到較高的地麵。今天《覺世》能夠擁有一九五七年創刊以來的合訂本，可說是全體工作人員不畏困難，得來不易的成就；每月發行四十萬份以上的雜誌，曆四十餘年，也可以傲視曆史，如無向困難挑戰的決心，何能臻此？
一九七九年，我另行創辦佛教第一本綜合月刊——《普門》，在當年人力、物力、財力都很欠缺的情況下，又是一件“向困難挑戰”的創舉，我們憑著廣度眾生的信念，勇渡難關。近十年來，台灣的雜誌社有如雨後春筍一般林立各地，為了吸引讀者，充實內容，我作不請之友，在忙碌之餘，發心為普門提供“日記”，這一記就記了八年歲月。後來又增辟“百語”專欄，一寫又寫了六載。我剛來台灣的時候，曾經就著草地、縫紉機或撿來的木板上寫作度眾，如今在忙碌的行程中，為了及時提供《普門》的文稿，汽車、飛機的座位、講經弘法的角落全都成了我的書房。
弘法度眾的艱辛還不足道，開山建寺才是無比困難，佛光山深溝連連，光是搬運砂石、移山填壑就十分困難，而這裏土質又奇差無比，遇水鬆軟，常常好不容易建好的工程，一場雨下來，就被洪水衝垮。為了擋水，我經常率領徒眾冒著狂風暴雨，搬沙包，運石頭，甚至連自己的棉被都拿出來應急。一九七七年，初創普門中學時，正逢台風來襲，不但吹來的焚風所到之地草木皆枯，而且過境之後豪雨不斷，處處成災。普門中學生活大樓坍塌了，我們一麵冒雨搶救，一麵為新生辦理報到。
數年後，又一場台風，高雄縣多處成了水鄉澤國，普門中學的山壁也被洪水衝倒，我們一麵自力救濟，一麵為台灣災區籌募賑濟款項。
隨著來佛光山的信眾日增，相繼興建的朝山會館、麻竹園、檀信樓已不敷使用。數年前，為了建一座可容八千人一起吃飯的大樓，我再度“向困難挑戰”，在經濟拮據、施工不易的情況下動工，光是奠基時，打到地下的木樁就有四十公尺之深，如今雲居樓終於完工，計有三萬六千米建坪，一、二樓沒有一根梁柱，上麵還有四層樓，人稱世界第一。
佛光山北海道場因位於台灣北端山區，一年四季雨水寒天，工程經費龐大不說，當地的悍民想盡辦法削切山路、阻斷交通才是最為棘手的事情。後來在慧傳和慧義的建議下，決定另辟道路，東借西補地湊了五千萬元的工程費用，總算一勞永逸，解決行車的困難。有一天，擔任北海道場監寺的慧傳載我上山時，指著那條路對我說：“您看！北海道場多麼雄偉壯觀！”我笑著回答：“我一路上沒有看到你們開辟的道路，我隻有看到萬分困難下付出的鈔票！”
《聯合報》副刊描寫前柏克萊大學校長田長霖先生在該校奮鬥的甘苦曆程，其中述說他在柏克萊大學初執教鞭時，因為是東方人，所以租房子常被房主拒絕。讀到這一段時，我心裏有一種戚戚焉的感覺，因為我在歐美購屋建寺也遇到同樣的困難，往往找了一年半載都徒勞無獲。像現在的巴黎道場原是一座廢棄的倉庫，還是幾經尋覓，才由江基民居士找到的；目前西來大學的校址，也是輾轉周折之後才得到手。島外開山之艱辛，可見一斑。幸好我的許多弟子都具有“向困難挑戰”的精神毅力，才使得弘法利生的工作不致中輟。一九七八年在洛杉磯建西來寺的時候，美國政府抱持質疑態度，偏偏又逢度輪法師暗中誣告，使得申請建寺的過程倍加艱辛，幸虧慈莊、依航不向困難低頭，每天冒著寒風一家家拜訪，經過六次公聽會、一百多次協調會，最後連基督教徒都說“我們的家庭需要西來寺”，天主教徒也出麵說明“佛教是正派的宗教”，美國政府終於核準建寺。
永光初到天主教國家菲律賓時，屢逢兵變、地震、風災、水澇，但他不畏艱難危險，每天都到菜市場去度化信徒，許多貧窮人家的小孩也因此得到如沐春風的教育，當地人對他感戴有加，天主教徒也對他刮目相看。一九九七年二月，他應岷侖洛教區副主教拉米瑞茲神父的邀請，率領佛光山馬尼拉講堂的僧信二眾前往有四百年悠久曆史的王彬岷侖洛天主教堂，首度代表佛教祝禱菲國新年平安，社會安寧。
數年以前，我們一行數人初抵加拿大多倫多，因人地生疏，租不到房子，到了即將去飛機場的時候，我隻好在路邊停車，把依宏放下，告訴他：“你自己想辦法吧！”他不負所望，盡管遇到諸多困難，仍勇往直前，如今不但借著在當地所學的英語及廣東話廣招來者，建寺度眾，而且還將弘法的腳步拓展到北極地區。
所謂“師資相承”，“克紹箕裘”，千百年來，佛教徒就在相繼不斷的接力當中完成許多宏偉的事業，也延續了聖教的長遠命脈。像棲霞山的千佛岩是父、子、孫三代相繼不斷的成果；敦煌石刻則是從前秦時期沙門樂樽試鑿開始，曆時千餘年所完成的偉績，我們在追思驚歎之餘，對於前賢“向困難挑戰”的遺風，能不勤行效法？月霞法師創辦華嚴大學，因出資者羅迦陵女士堅持學生（裏麵包括出家人）向她拜年，立即將大學由上海搬到杭州，在一般人看來，禮拜一下很容易，易址遷校卻非常困難，但月霞法師為維護佛製，不惜一切，“向困難挑戰”。古德仁風，實令人不勝瞻仰！而佛教的教主釋迦牟尼佛為上求菩提，下化眾生，曆經萬死千生，累劫精進，終於成就佛道，廣度有情，更說明了挑戰困難所憑借者，並非自私鬥狠的匹夫之勇，而是悲智兼具的大仁大勇。所以外在的困難並不可畏，它正是內在慈悲、智慧、信心、願力、精神、誌節最好的試金石。“向困難挑戰”，其實是在向自己挑戰，能一鼓作氣，通過考驗，我們的人生才能從突破創新中獲得無限的意義。
要爭氣，不要生氣
一九三七年，日本出兵侵略華北，在杭州經商的父親於返鄉途中突然失蹤，根據判斷，應該是在槍林彈雨中喪生了。我家本來貧窮，遭此變故，一門孤寡更是受盡鄰裏欺負。母親卻從來沒有自憐自艾，反而以堅強的語氣鼓勵我們四個稚齡的子女：
“孩子們，我們要爭氣，不要生氣！”
我聽了以後，下定決心要力爭上遊。
那時家鄉的經濟十分落後，往往要擺渡到運河對岸采購日常用品。然而自從抗日戰爭爆發以後，沒有人肯為了賺一兩毛錢而冒著生命的危險渡河。那年我才十歲，看到這種情形便自告奮勇，將衣服一脫，往頭上一紮，跳下湍急的河流裏，不一會兒的功夫，就將大家所需的用品買辦齊全。鄉人們常豎起大拇指稱讚道：“李家的二小子真不簡單！”看到母親綻開欣慰的笑容，我默默地告訴自己：“我還要更加爭氣！”
次年，我攙著病弱的母親離鄉尋父，路過棲霞山寺，在偶然的機緣下，我答應寺裏的大和尚披剃出家。母親知道我意向堅決，隻好含著眼淚，獨自回鄉。望著她孑然的身影漸漸消失在眼前，我在心中呐喊：“母親！您放心好了，我會爭氣的！”
剛到叢林參學時，由於年紀還很小，我什麼都不懂，常常被同學取笑。這時，母親的話浮上心頭：“我們要爭氣！”於是，我加緊用功，發心工作，果然獲得了許多讚美。
初摸索寫作時，也有一段令人難忘的心路曆程。有一回，老師出的作文題目是“以菩提無住直顯般若論”，雖然當時連題目都看不懂，還是非常用心地寫了好幾張作業紙。老師閱畢發回，評語欄中寫著兩句詩：
兩隻黃鸝鳴翠柳，
一行白鷺上青天。
同學們看到，在一旁嘲笑：“老師的意思是不知所雲啊！”
下一次的作文課，題目是“故鄉”，我認真地構思布局，在交出去前看了又看，自覺是得意之作，數天後發回，老師的評語又是兩行詩句：
如人數他寶，
自無半毫分。
先前寫得不好，是不知所雲；這篇寫得好，卻被誤會有抄襲之嫌。雖然如此，我並沒有生氣，也沒有泄氣，反而更加細心地觀察事物，揣摩思考。經過一番努力之後，我的佳作頻出，老師漸漸對我刮目相看，有時還在課堂上予以褒獎。這時，我隨手塗鴉的小詩數篇也陸續在報端披露，更是受到矚目。我更加深信：受到挫折委屈時，隻有自己努力爭氣才有用處。
或許因為我是家師誌開上人唯一的入室弟子，他對於我總是分外嚴厲。記得有一回，我受到一位師長的責罰，家師知道我受了委屈，遣人叫我去問話。在一番開導之後，問起我的近況，我坦然告訴他，衣單不全，紙筆不周。他不但沒有給我絲毫安慰，反而端起桌上的一杯茶，說道：“你以為沒有錢，我就會給你嗎？明白告訴你，我把喝茶的茶葉錢省下來給你，你也用不完，但我就是不給你。什麼道理，我現在不說，你將來自然會明白。”
另一次，我在焦山佛學院讀書時，全身生滿了膿瘡，無錢醫療，在等死的狀況下，我強耐病痛，寫了一封信給家師，報告我的近況。沒想到家師回信的第一句話竟然是：“你那裝腔乞憐的信，我已收到。”
麵對這些事情的當下，心裏的確也感到有些委屈，但是事後仔細反省，我覺得家師是真正愛護我的，如果他對我和顏悅色，百般安慰，乃至給我錢用，讓我生活過得舒適一點，我會很歡喜，他看了也會很高興。然而，他卻故意反其道而行，為的就是要我學習在遇到挫折困苦的時候，能夠堅強忍耐，自我爭氣啊！
一九五五年，當我撰寫的《釋迦牟尼佛傳》出版時，浮現在心中的第一個念頭就是要呈給家師指教。由於當時海峽兩岸來往困難，我隻有輾轉托人由香港帶到大陸，直到家師有了回音，我才放下心中懸宕的石頭。我這樣煞費苦心，為的就是要讓他老人家知道：我是爭氣的弟子，我不會讓他失望！
一九四九年我初來台灣時，善導寺一張八人座的圓形飯桌，卻圍坐了十五六個人，我常常知趣地默然離去。
在走投無路之下，我想到或許可以去基隆某寺找我過去的同學。當我們一行三人拖著疲憊冰冷的身軀，冒著寒風細雨走了半天的路程，好不容易到達山門時，已是下午一點多鍾。寺裏的同學聽說我們粒米未進，已經一天，趕緊請我們去廚房吃飯。可是就在這時，另外一個人說話了：“某老法師交代，我們自身難保，還是請他們另外設法好了！”當我正想離開之際，同學叫我等一等，他自己拿錢出來買了兩斤米，煮了一鍋稀飯給我們吃。記憶中最深刻的是，當時捧著飯碗的雙手已經餓得不停顫抖。吃完稀飯，向同學道謝以後，在淒風苦雨之中，我們又踏上另一段不知所止的路程。
由於這段刻骨銘心的經曆，我立下誓願：日後我一定要普門大開，廣接來者。結果，二十年以後我實現了願望，先後在台北設立普門精舍、普門寺。我教導所有的徒眾都必須善待信徒香客，直到現在，佛光山的每個分院都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那就是每一餐必須多設兩桌流水席，方便來者用齋。對於前來掛單的出家人，則一律供養五百元車資。在現代社會裏，雖然清茶淡飯、杯水車薪也許不算什麼，但是自信誠摯的心意卻是無價的。
後來，我在佛光山開辦中學、幼稚園，乃至佛教雜誌，也都以“普門”為名，凡此都是取其“普門示現”之意，希望徒眾都能效法普門大士的精神，接引廣大的眾生。
我常常在靜夜裏回憶往事，想到當年的一些同道們在生活的壓力和人情的難堪之下，憤而另作打算，如今不少人潦倒落魄，心中真是不勝感慨！
至此我堅信，所謂的“爭氣”，並不是爭一時的情緒，而是爭千秋大業；所謂的“爭氣”，更不是求一己之私利，而是求眾生之福祉。
也就因為這一份為教為眾的認知，時時在心湖裏激蕩起澎湃的浪花，我一生從來不因眼前的挫折阻撓而怨天尤人，或失望退縮。
過了兩年，我受聘擔任第一屆台灣佛教講習會的教務主任。當時民風保守，一些人又擔心我的觀念太新，會把學生“帶壞”，講習會從新竹搬到台北後，就不再請我教書。甚至後來圓融尼師創辦東山佛學院時請我教書，也終因道源長老的反對而作罷。
我想到與其和他們爭論，倒不如自己到別處去爭氣，所以，我決定暫時放下文教工作，勇敢地麵對大眾，走上社會弘法的道路。
我並不為個人的榮辱得失感到生氣，隻是目睹教界的短視近利，不免感到遺憾。為了佛教的發展，為了眾生的福祉，我隻有另辟天地，自我爭氣。
“路遙知馬力”，“疾風知勁草”。當年大家嗤之以鼻的“人間佛教”理念，如今已成為教界一致認同的目標。這十年來，我馬不停蹄地應各地信眾請求，在五大洲巡回弘法，甚至世界各地的佛教團體也經常邀請我參加相關的活動。
我以自己的堅持與努力證明了：當我們遭逢橫逆時，既不需要哀求憐憫，更不需要憤怒抗爭。以願心為動能，我們一樣可以逆流而上；化悲憤為力量，我們依然能夠撥雲見日。
隻要自己肯爭氣，我們盡可以不卑不亢，擇善固執，因為自助而後人助，辛苦的血汗不會白流，大眾的肯定終將為我們的努力作最佳的證明。
政治的導向與觀念的偏差，往往也使得弘法工作的推展倍增困難，最明顯的例子，如三十年前的台灣，隻準基督教人士四處傳教，對於佛教的弘法活動卻不予認同，即使自己出錢製作電視節目，也遭有關單位駁回，說和尚不可上電視。有一回，我問他們：“連續劇中不是常有和尚出現嗎？”所得到的答案竟然是：“那是假和尚，可以說法，真和尚不可以說法。”令人啼笑皆非。我告訴自己：“總有一天，我一定要扭轉這種不公平的待遇與似是而非的觀念！”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終於在一九七九年首開先例，製作台灣佛教史上第一個弘法節目。此後，由“甘露”到“信心門”，由佛經講座到“星雲禪話”，由“每日一偈”到“星雲法語”，我遊走三家電視台，非但邀約不斷，而且從過去自掏腰包的自製到現在電視台自願出錢的內製。應觀眾要求而將節目內容付諸文字，所出版的書籍也受到外界出版商的喜好，紛紛前來洽商，希望我能給予他們出版的權利，想到佛法能借此普遍流傳，我也都欣然應允。
目睹社會人士對佛教的觀感，漸漸由排斥轉為接受，由肯定到進一步地讚許時，心中最欣喜的莫過於為佛教爭得了發展的空間。
我不但在弘法上努力開拓天地，還積極興辦文教事業、慈善事業，而且都先後獲得台灣當局的表揚和肯定。我之所以費盡心力擘畫各種佛教事業，固然主要是為了廣利眾生，另一方麵也是想替教界爭一口氣，改變大眾對佛教的誤解與否定。
建寺安僧本來是好事，但也麻煩。佛光山一九六七年開山，經過十年的申請，至一九七六年才拿到寺廟登記；福山寺也是曆經八年的奮鬥，才成為合法的道場；圓福寺則因為地方財稅單位主管的刁難，險些被充公拍賣，靠著慈惠過去同事的幫忙，暫緩查封的時間，才在千鈞一發中拯救出來。
披覽聖典，翻閱教史，諸佛菩薩的不為惡魔所擾，曆代祖師的不被亂世所惑，不也是“爭氣，而不生氣”的最佳例子嗎？他們基於“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的慈心悲願，將全副身心拋灑於生命的時空裏，往往所爭回的，不僅僅是佛教事業的振興開展，更是千萬人法身慧命的亙古長新。我雖自愧有所不足，但常思追隨效法。
反觀今日的社會，心中不免感慨萬千！一些人為了爭取私利，而不惜爭狠鬥勝，他們即使贏得了一時的勝利，卻往往輸掉了一生的幸福；即使自己獲得了富貴榮華，卻危害社會，貽禍子孫。還有一些人在困境當頭的時候，不但一籌莫展，反而自暴自棄，徒然使親者恨仇者快，遑論對國家社會的貢獻了。
忙，就是營養
有一段時間，一連有好幾位徒眾因身體有病而住在如意寮中靜養。為我開車多年、曾經擔任人事監院的永均法師問我：“那些人看起來身體很好，但每天又無所事事，為什麼那麼多病？我們每天忙碌不已，身兼數職，為什麼反而身體健康不生病呢？”我隨口回答他：“因為忙，就是有營養啊！”不料這句話在徒眾間流傳起來，成為一句法語。回想起來，我的一生的確是因為忙，才少病少惱，身健心安。
童年時代，我就很喜歡忙。每天雞鳴而起，忙著幫大人插秧、除草、放牛、養雞，忙著和同伴捉泥鰍、找蟋蟀、玩紙牌、說故事。甚至連吃飯、睡覺都是在忙中度過。即使生病，也是在忙的裏麵似有似無地打發過去。忙，不但強健我的體魄，也長養我的耐力。
及至我十二歲出家之後，雖然生活方式有所改變，但是忙碌依舊，所以我從來沒有適應上的困難。記得那時我忙著早晚課誦、上課讀書，忙著出坡作務、挑柴擔水，忙著看守林園、捉拿山林小偷、護衛山門，甚至忙著立菩提願、發增上心，忙著念佛號，忙著打腹稿……幾乎到了無事不忙，無處不忙的地步。這樣從早到晚，忙此忙彼，不但於己絲毫無損，反倒強化我的身心，增加我的人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