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達長途車站的時候他還沒有到。如今的長途汽車也經常晚點。我們國家的交通工具晚點的情況非常平常，不晚點倒是一件讓人覺得奇怪的事情。
不過長途車晚點的情況在一般情況下還不是很嚴重，所以我大約隻等了不到二十分鍾就接到了他。
他隨身帶著一隻行李箱，除此之外別無它物。我們相見的時候沒有想象中的那種驚喜與熱情，隻是相視一笑。他的模樣變化不大，隻是看書去比以前沉穩多了。
小時候我和他經常在一起玩，用親密無間來形容我們那時候的關係一點也不為過。而現在，此時，我分明地感覺到了我們之間情感上的那種生疏。
我從他手上接過行李箱，他還對我客氣了幾句。將他的行李箱放到車上後，我請他上車，然後我開車回家。
他上車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給他自己係上安全帶。隨即他看著我，“你怎麼不係安全帶？”
我笑道：“習慣了這樣。係上那玩意覺得不舒服。”
他笑了笑不說話，我忽然發現他真的變了。以前，他的性格可不是這樣，在我的記憶中，曾經的他可是十足的憤青，中學時候的他，看不慣所有的一切：小縣城的破舊，父母的保守，甚至本地濃濃的家鄉口音等等。
可是我發現他現在完全地變了。出去了這麼多年，這次回來，他在與我說話的時候滿嘴的家鄉口音，而且一上車就係安全帶，顯得是如此的遵守規則。
所以，我就禁不住地問了他一句：“你出去這麼些年了，口音怎麼一點沒變？”
他回答我道：“家鄉口音很好啊。在複旦讀書的那些年想改變自己的口音，結果別人聽了還是說我是江南人。後來到了國外，除了和中國人說話的時候用普通話之外，其餘的時候都是講英語。這次回到江南，我才忽然發現鄉音好親切。”
他的話我完全相信，我們都是這樣，骨子裏麵其實早已經被傳統的東西浸染，葉落歸根這樣的思想，作為中國人來講永遠也難以抹去。
這時候我才問他：“小林，你爸爸媽媽什麼時候去世的？這麼些年了，你們怎麼都與我們聯係？”
他歎息著說道：“就在他們剛剛到美國那年，出車禍去世了。為了這件事情，我愧疚了好多年。我心裏經常在想，假如他們就留在國內，至於會出這樣的事情嗎？說到底還是我的錯啊。所以，我不想把這樣的事情告訴你們，免得你們傷心，我也不想回來麵對你們。”
我心裏頓時傷感不已，“小林，我爸也去世了。”
他很是驚訝，“啊？怎麼了？”
我歎息著說：“肝癌。”
我沒有告訴他我父親自己後來的那個選擇。那件事情直到現在都讓我感到傷心難受，不過有時候我心裏也會這樣想：假如今後我也患了那樣的病，說不定我也會那樣做的。那樣的疾病在現有的醫療技術下根本無法治療，而且那種痛苦非常人可以忍受。雖然那樣的方式對自己和家人太過殘酷，但是用那種方式結束自己的痛苦又何嚐不是最好的選擇？
我曾經是醫生，因為見過病人太多的痛苦，所以我是讚同安樂死的。可是，正因為我曾經是醫生，也就更加明白這其中存在著太多的倫理學方麵的問題。正因為如此，在全世界範圍內隻有極少數的國家對安樂死問題有著合法性。
說到底，安樂死的實質是一個“死”的權利問題。任何人都有“生”的權利，這是一個天經地義的法則，法律也規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權。可是，既然人有“生”的權利，那麼，人究竟有沒有“死”的權利呢？對此，人們都會說，人，沒有選擇“死”的權利，如果說人有選擇“死”的權利，那就是準許人的自殺行為；更進一步說，如果一個人選擇自殺，在請求別人幫助他自殺的時候，也應當提供幫助。如果是這樣，這個世界就不會安寧了，就會出現謀殺也可能“合法”的情況。但是，如果將無權選擇死亡絕對化，那也將會出現新的問題。那就是，對於身患絕症，瀕臨死亡，“生”不再是他的幸福，而是巨大的痛苦的時候，病人選擇寧靜、有尊嚴的死亡的願望，終將無法實現，因而隻能忍受“生”的劇烈痛苦，在痛苦中等待自然到來的死亡，才能夠得到最終的解脫。
我認為，生命權既然是一個“生”的權利，就應當包含在一定的條件下選擇“死”的權利。
這就是有限的生命支配權。這不是說輕生是合法的，人沒有選擇自殺的權利；但是，到了身患絕症，臨近死期，正在遭受“生”的極度痛苦而又不堪忍受，醫務部門也予以認可的時候，人選擇寧靜、有尊嚴的“死”，應當符合生命權的定義。
這樣做，才是對個人權利的尊重。他頓時沉默。此時我開車正經過鬧市區，馬路上堵車的情況比較嚴重，出租車和部分的私家車見到縫隙就往裏麵擠，喇叭聲隨時響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