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了想後說道：“馮市長，你想過沒有？榮書記是女幹部，她上升的機會本身比男性幹部要多，說不定她還幹不滿一屆就有被提拔的可能呢。不然的話她為什麼在現在隻研究幹部的問題而把文化方麵的事情放在了一邊？”
我頓時笑了，因為我發現他的思緒也是亂的。我說道：“得。我們不要去分析了，我們把自己的事情幹好就是。今後就一點，我們都要多多支持她的工作。還是那句話：支持她就是成就我們自己。”
其實我們也就是私下裏在一起閑聊，這樣的問題除非是榮書記親自告訴我們，我們肯定不會知道她的真實意圖。不過在經過了我們兩個人的這一番討論之後，我覺得我們大體上的方向是沒有什麼問題的，畢竟我和吳市長都是經曆過很多事情的人，特別是他，他可謂是官場上的老手了，他的分析應該有一定的道理和先見之明。
這天，我從會場出來後就直接讓市政府辦公廳的秘書長把死者的家屬和開發商一起叫到了我的辦公室，也叫來了市工會的主席。我想一次性地把問題給解決了，因為我覺得對於這樣的事情，說到底還是補償金的問題。
人的生命是最可貴的，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都隻有一次。對於我來講，內心裏麵確實是把對生命的尊重放在了第一位。但是在我們這個國家，生命在很多時候卻是在被金錢所衡量。特別是當一個人的生命消失之後，那就更容易用金錢去衡量了，因為我們都很現實，心裏都清楚生命一旦失去就不會再回來，所以也就隻能用金錢去衡量。
其實這樣的事情處理起來並不難，至於吳市長為什麼沒有處理下來的原因我也問過他，他告訴我說是死者的家屬要價太高，而開發商方麵卻不願意讓步。作為商人，他們更看重金錢，甚至對弱者有著一種鄙夷的心態。
吳市長隻是常務副市長，而且他這個人做事情比較沉穩，有些話，有些事情他不可能會去堅持。我覺得自己和他不一樣，因為在我的內心裏麵是同情弱者的，金錢對弱者更重要，雖然有時候他們會獅子大開口，但是這更說明了金錢對他們的重要性。而對於開發商來講，他們失去那麼點錢並不會因此傷筋動骨。所以，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能夠說服開發商拿出更多的錢來。
當然，這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錢在人家的手上，他們該交的稅都交了，我們不能強迫人家。
死者家屬一進來後就大聲地哭，“馮市長啊，您可得替我們做主啊！都說您是青天大老爺，您不給我們做主的話我們怎麼活啊……”
我哭笑不得，不過嘴裏還是柔聲地對他們說道：“請你們安靜吧，今天我叫大家來，就是為了把這件事情處理好。開發商和死者說到底就是一種雇傭關係，現在你們的親人不幸離開了這個世界，這無論對你們還是對開發商來講都是不願意看到的事情，你們失去的是親人，開發商失去的是好工人，這都是巨大的損失。
但是，事情已經出了，現在我們大家都應該冷靜下來，暫時克製住內心的悲痛，我們一起來協商，在雙方都能夠接受的前提下把事情處理好。你們說是不是？”
死者的家屬即刻停止住了哭泣，我繼續地說道：“你們可能都知道，我以前是當醫生的。可能你們很多人會覺得當醫生的人早已經對生命麻木了，其實這樣的看法是錯誤的。
正因為我以前是當醫生的，見過那麼多的病痛與生死，所以在我的心裏才更尊重生命。我認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比我們的生命更重要，因為生命對於我們每個人來講隻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對死者來講，死去了就什麼都不知道了，但是他們卻留下了無數的傷痛給我們這些活著的人，特別是死者的親屬們。
所以，我希望你們開發商也應該理解死者親屬心情，盡量滿足死者親屬提出的要求。”
開發商說道：“馮市長，我們同意您說的這些話，可是我們也有難處啊。第一，他們提出的要求是在是太高了。第二，如果我們按照他們的要求進行賠付的話，今後再出這樣的事情怎麼辦？那我們豈不是隻能選擇破產？第三，我們完全是按照《勞動法》在進行賠付，所以，我們的賠付也是有法律依據的。”
開發商的話講得振振有詞，而且似乎也很有道理。我淡淡地笑了笑，然後問道：“現在，死者家屬提出要多少賠付？”
死者家屬正準備說話，我即刻用手勢製止住了他們，我在看著開發商，希望他來回答我這個問題。
開發商當然明白我的意思，不然的話他們的事業也做不到那麼大了。可以這樣講，中國的商人大多都可以算是半個官員，他們對官場的那一套非常熟悉，除了會察言觀色之外，對官場的規則也都比較懂得。
有人講過這樣的笑話，說我們國家不少的商人在賺了錢後移民去了美國，但是他們很快就又回到國內來做生意了。為什麼？因為他們到了國外後才發現，原來自己到了國外後根本做不了生意，根本就不會做生意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發現，自己在國內采用的那些做生意的方式和手段到了國外之後一點都不起作用了，反而還成了犯法的事情。比如行賄、請客吃飯什麼的，這些手段對自己做生意一點作用也沒有，於是就隻好回國去做老本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