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說舊注的三種解釋均錯，還有一條理由，就是《老子》中凡“使民”者，“民”必明言；如“使”後省略稱謂，則必指“使上（君主）”。舊注三種解釋，除“兵器”為君所用勉強說得通外（但與下文“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義重複。也有注家認為是相呼應，引“雖有甲兵”為注“什伯之器”為“兵器”作證。但若這樣呼應，則“甲兵”應為全章中心詞，而本章要旨在“反戰”，顯與全章文義不符。但過去注家是不管這一點的），其餘兩種“什伯之器”（什物，十倍百倍於人工的器械）都應為民所用，而非君用。若說“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指“使民”，則上句不明言“民”而下句明言“民”，也不合語法規則，遑論不合《老子》用語慣例。
把上句理解為“使君”，則與下句“使民”發生了因果聯係。這樣解，文氣明顯也通順了。民為何能“重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第三十八篇德章［王本七十五章］》）君主飲食如此靡費，為民作出了“求生之厚”的榜樣，民“是以輕死”。或如《墨子》所說：“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雖欲無亂，不可得也。”富貴者奢侈所費，乃民脂民膏。“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第三十八篇德章［王本七十五章］》）“民以食為天”，官逼民反，“是以輕死”。“不遠徙”，帛書甲、乙本均作“遠徙”，此從王本。“遠徙”之“遠”，乃“遠離”義，“不遠徙”之“遠”乃“遠途”義，故帛書之“遠徙”與王本“不遠徙”義同。然細辨全章文義，不用“什伯之器”隻是使民“不遠徙”，再加上不乘“舟車”、不陳“甲兵”，才能使“民至老死”不共往“鄰邦”，即“不近徙”。“徙”雖為苦事，“遠徙”更苦於“近徙”，更迫於無奈，故從王本。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舊注都把“舟輿”作一般的交通工具解，於是“無所乘之”者便成了普通民眾。這樣與下句“無所陳之”者所指就不一樣了。“無所陳之”者顯然唯君主能當之，則“無所乘之”者應該也是指君主，所指“舟輿”同樣應該專指君主的船與車。
一查《墨子》，乖乖不得了，當時君主玩船玩車之奢華，絕不亞於今天的豪富顯貴玩遊艇與轎車。與君主的飲食一樣，君主的舟車也已成民眾的沉重負擔，社會的一大公害。請看——
古之民，未知為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為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為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為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修刻鏤，故民饑。人君為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為奸邪，奸邪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舟車，不可不節。”（《墨子·辭過》）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顯然就是《墨子》所說的“當為舟車，不可不節”。不讀《墨子》，真想不到，當時君主及其左右“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其後果會嚴重到使民廢織離耕，“饑寒並至”的地步。所以，這句話實際上是指的“輕徭役”。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這句話容易理解，指的是“輕兵役”。但我看以往之注，覺今人對這句話所指事實的嚴酷性的感受總嫌不足。對此，《墨子》同樣有論述，但《管子·小匡》篇中所述更為明顯。管仲當政後，桓公幾次三番要修兵興伍，“從事於天下諸侯”，也就是憑軍事實力在天下稱王稱霸，都被管仲以民未親、民未可使、民心未安的理由拒絕了。“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為高子之裏，為國子之裏，為公裏，三分齊國，以為三軍。擇其賢民，使為裏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製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製五家以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裏，裏有司；四裏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五人為伍，軌長率之；十軌為裏，故五十人為小戎，裏有司率之；四裏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率之；十連為鄰，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振旅’；秋以田，曰‘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裏，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遊，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歡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
管仲給齊桓公出的點子，以行政單位與軍事組織相結合，以平居與戰事相結合，訓練民兵，在當時已是輕兵役的先進製度了。由此可見其時各國建立一支數萬（大國有十萬軍眾）常備軍，對民眾是多麼沉重的負擔。不說打仗，即使是操練演習，撂下農活不算，還要自備鎧甲、兵器與戰馬等，農民豈但是義務服役，還要帶資入場，所以這“陳之”的代價，對民眾來說是夠昂貴的了。就按管仲的辦法，還有春、秋兩次演練，還要“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還要“人與人相保”（日後的保甲製度，即由此發展而來），民眾的壓力已經夠重，遑論其他的邦國。所以，兵役是足夠使人家破人亡的。
另外，《管子》對“飾舟車”之害也有所論，《立政》篇：“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繡，國之貧也。”《權修》篇：“舟車飾，台榭廣，則賦斂厚矣。”《管子》所言“刻鏤”、“文繡”，不僅指“舟車”，還指“台榭”，但亦可見“舟車飾”已是社會公害。
又，《孟子·盡心》篇曰：“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誌而弗為也。”可見《墨子》所指責的，到孟子時代，還是一般人“得誌”所追求的。
從本章所言“舟車”、“甲兵”於《墨子》、《管子》中均有對應論述，也可知“什伯之器”必《墨子》所責之當時人君飲食。
“舟車”雲雲指輕徭役，“甲兵”雲雲指輕兵役，則“什伯之器”雲雲也可視為指輕賦稅。搬去民眾頭上這三座大山，就可以——
使民複結繩而用之。
“結繩”，各注本無不解為“結繩記事”，出典在《易傳·係辭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有意思的是，除《高詁》、《徐注》、《黃原》明引《係辭下》中這段話外，其餘注本都視“結繩”乃“結繩記事”為理所當然、事所唯然，隻解釋《老子》說要回複到結繩記事狀態是什麼意思，對證明此文中“結繩”為“結繩記事”不置一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