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你提到的與名山有關的不同菩薩信仰，這是在唐武宗到明清之際形成的禪淨合流思潮的體現。在曆史的發展中，漢傳佛教中的菩薩信仰逐步凸顯出來，形成了“六大菩薩信仰”。它們分別是：普陀山的觀世音菩薩信仰中心，峨眉山的普賢菩薩信仰中心，五台山的文殊菩薩信仰中心，九華山的地藏菩薩信仰中心，狼山的大勢至菩薩信仰中心和雪竇山的彌勒菩薩信仰中心。
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佛教經曆了一個全新的複興時期。我就是閩南佛教養正院恢複以後的第一批學生。所以在當代中國的佛學界來說，我們這一批人也都算是老頭子了。
問：為什麼有的師父頭上有六個疤點，有的師父頭上沒有呢？我們怎麼區分真的和尚和假的和尚呢？
師：關於頭上有點和沒點，這是有緣由的。東方有一句成語叫做“引火自焚”，魏晉南北朝的時候，由於亂世，自焚的現象就變得非常風行，這種觀念和燒戒疤以示信仰這一習俗的形成可能存在一定的聯係。
相傳元世祖時，釋誌德主持天禧寺，每與七眾受戒，就會燒香於頂，此為燒戒疤之始，但當時這一現象尚不普遍。到了朱元璋的時候，由於他在寺廟裏麵當過一陣和尚，所以對寺廟裏的種種規矩都很精通。後來他揭竿而起，當了皇帝。為了防止許多男人剃光頭冒充和尚以逃避兵役、賦稅，他就下令僧人在受戒時需要在頭上燙六個戒疤。中國傳統的思想認為，“身體發膚，受之父母”，所以不敢輕易損毀，這樣，冒充僧人的人就大大減少了。明清之際，這種區分僧俗的方法也得到了廣泛應用。清兵入關以後，清朝與漢人約好有五個條件，其中有“俗投僧不投”一項，在家人投降，出家人不投降，所以，現在出家人所穿的衣服，還是明朝的款式。但是許多反清的知識分子都跑去當和尚、道士了，政府為了防止他們造反，特別要求燒戒疤。燒了戒疤的和尚在確認身份之後，會拿到一份“度牒”，也就是僧尼的身份證，這樣，就可以區別僧俗了。在解放以前，僧尼都是要求在受戒的時候燒戒疤的，用香灰在頭上鋪蓋好以後，就用點燃的香來燙出六個戒疤，這是非常殘忍的。我們在汪曾祺的《受戒》中，就可以了解到一些關於受戒的儀軌。解放以後，燙戒疤轉而成為自願的行為，而不再是區別僧俗的標誌了。我的很多同學都去燙了戒疤，但是我沒有去，就是因為我怕疼。
現在路上那些要賣給你們護身符的僧尼，一律都是假扮的，請大家提防，不要上當受騙。在日本，我看到一些和尚修頭陀行的方式是這樣的：他們戴上鬥笠，坐在大樹下，手裏托著一個缽，坐上幾個小時都一動不動。這才是真正的頭陀行，你願意給他什麼他就接受什麼。要修頭陀苦行的出家人，有十二種修行方麵的規定：
（1）要選擇空閑的地方；（2）要過托缽的生活；（3）次第乞食不擇貧富；（4）每天日中一食；（5）要適量飲食；（6）午後不得飲漿；（7）要穿糞掃衣；（8）隻有三身衣；（9）要常樹下坐；(10) 要常露地坐；（11）要在墳間坐；（12）要常坐不臥。那些拽著你問你乞討要錢，你不給還罵你的，絕對不是托缽乞食的出家人。
問：我有兩個問題想問，第一，佛教主張寬以待人，但是像當年日本侵華這樣的國恥，在佛教看來是不是也可以寬容呢？第二，很多人失戀了，或者遭受了嚴重的打擊後都會想到要去拜佛，甚至要出家。那麼佛教是不是弱者的安身之處呢？
師：關於在抗日戰爭時期出家人的態度，我可以舉太虛大師的例子來回答你。太虛大師是近現代曆史上著名的高僧大德，他的功德不僅僅在於提倡人間佛教，培育僧材，還在於他在國難當頭之時所表現出的崇高愛國主義精神。在1937年抗戰爆發後，他積極為抗日救國奔走，呼籲全國佛教徒行動起來，投入抗日救國運動。並首先發表《電告日本佛教徒書》，要求日本佛教徒以佛教“和平止殺”的精神，製止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同時又通電全國佛教徒，播講《佛教與護國》的論述，動員組織“佛教青年護國團”，積極參加救護工作、宣傳工作以至地下鬥爭工作，並響應“航空救國”和“傷兵之友”等抗日愛國活動，募資捐款支援前線。1938年，發起並組織佛教“國際訪問團”，遠赴緬甸、印度、錫蘭以及新、馬各地，宣傳抗日救國，發動各地華僑、華人和廣大佛教徒、佛教團體，積極支援祖國抗戰。1942年，與於斌、馮玉祥、白崇禧等著名將領和宗教界首要人物組織中國宗教徒聯誼會，呼籲全國各宗教團體和全體宗教徒團結起來，一致抗日。因其積極參加抗日救國活動，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元旦，國民政府授予他宗教領袖勝利勳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