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時割？”我問。心中很鬧得慌，像要吐的樣子。
“今天下午！”
隨著劉主任，我去交了費，定了房間。
沒有吃午飯。托青兄給買了一雙新布鞋，因為舊的一雙的底子已經有很大的窟窿。心裏說：穿新鞋子入醫院，也許更能振作一些。
下午一時。自己提著布袋，去找趙先生。二時，她送我入院——她和大夫護士們都熟識。
房間很窄，頗像個棺材。可是，我的心中倒很平靜，順口答音的和大家說笑，護士們來給我打針敷消毒藥，腰間圍了寬布。諸事齊備，我輕輕的走入手術室，穿著新鞋。
屈著身。吳醫生給我的脊梁上打了麻醉針。不很疼。護士長是德州的護士學校畢業的。她還認識我：在她畢業的時候，我正在德州講演。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她低聲的說：“舒先生，不怕啊！”我沒有怕，我信任西醫！況且割盲腸是個小手術。朋友們——老向，蕭伯青，蕭亦五，清閣，李佩珍……——都在窗外“偷”看呢，我更得紮掙著點！
下部全麻了。劉主任進來。吱——腹上還微微覺到疼。“疼啊！”我報告了一聲。“不要緊！”劉主任回答。腹裏搗開了亂，我猜想：劉主任的手大概是伸進去了。我不再出聲。心中什麼也不想。我以為這樣老實的受刑，盲腸必會因受感動而也許自動的跳出來。
不過，盲腸到底是“盲腸”，不受感動！麻醉的勁兒朝上走，好像用手推著我的胃；胃部燒得非常的難過，使我再也不能忍耐。吐了兩口。“胃裏燒得難過呀！”我喊出來。“忍著點！馬上就完！”劉主任說。我又忍著，我聽得見劉主任的聲音：“擦汗！”“小腸！”“放進去！”“拿鉤了！”“摘眼鏡！”……我心裏說：“壞了！找不到！”我問了：“找到沒有？”劉主任低切的回答：“馬上找到！不要出聲！”
窗外的朋友們比我還著急：“壞了！莫非盲腸已經爛掉？”
我機械的，一會兒一問：“找到沒有？”而得到的回答隻是：“莫出聲！”
苦了劉主任與助手們，室內沒有電燈。兩位先生立在小凳上，打著電棒。夾傷口的先生們，正如打電棒的始終不能休息片刻。整整一個鍾頭！
一個鍾頭了，盲腸還未露麵！
我的鼻子上來了點怪味。大概是吳醫生的聲音：“數一二三四！”我數了好幾個一二三四，聲音相當的響亮。末了，口中一噎，就像刮大風在城門洞中喝了一大口風似的我睡過去，生命成了空白。
睜開眼，我恍惚的記得梁實秋先生和伯青兄在屋中呢。其實屋中有好幾位朋友，可是我似乎沒有看見他們。在這以前，據朋友們告訴我，我已經出過聲音，我自己一點也不記得。我的第一聲是高聲的喊王抗——老向的小男孩。也許是在似醒非醒之中，我看見王抗翻動我的紙筆吧，所以我大聲的呼叱他；我完全記不得了。第二次出聲是說了一串中學時的同學的外號：老向，範燒餅，閃電手，電話西局……弄得大家都莫名其妙。生命在這時候是一片雲霧，在記憶中飄來飄去，偶然的露出一兩個星星。
再睜眼，我看見劉主任坐在床沿上。我記得問他：“找到沒有？割了嗎？”這兩個問題，在好幾個鍾頭以內始終在我的口中，因為我隻記得全身麻醉以前的事。
我忘了我是在病房裏，我以為我是在伯青的屋中呢。我問他：“為什麼我躺在這兒呢？這裏多麼窄小啊！”經他解釋一番，我才想起我是入了醫院。生命中有一段空白，也怪有趣！
一會兒，我清醒，一會兒又昏迷過去。生命像春潮似的一進一退。清醒了，我就問：找到了嗎？割去了嗎？
口中的味道像剛喝過一加侖汽油，出氣的時候，心中舒服？吸氣的時候，覺得昏昏沉沉。生命好像懸在這一呼一吸之間。
胃裏作燒，脊梁酸痛，右腿不能動，因打過了一瓶鹽水。不好受。我急躁，想要跳起來。苦痛而外，又有一種渺茫之感，比苦痛還難受。不管是清醒，還是昏迷著，我老覺得身上丟失了一點東西。我用手去摸，像摸錢袋或要物在身邊沒有那樣。摸不到什麼，我於失望中想起：噢，我丟失的是一塊病。可是，這並不能給我安慰，好像即使是病也不該遺失；生命是全的，丟掉一根毫毛也不行！這時候，自憐與自歎控製住我自己，我覺得生命上有了傷痕，有了虧損！已經一天沒吃東西；現在，連開水也不準喝一口——怕引起嘔吐而震動傷口。我並不覺得怎樣饑渴。胃中與脊梁上難過比饑渴更利害，可是也還掙紮去忍受。真正惱人的倒是那點渺茫之感。我沒想到死，也沒盼禱趕快痊愈，我甚至於忘記了趕寫小說那回事。我隻是飄飄搖搖的感到不安！假若他們把割下的盲腸擺在我的麵前，我也許就可以捉到一點什麼而安心去睡覺。他們沒有這樣作。我呢，就把握不到任何實際的東西，而惶惑不安。我失去了自信，不知道自己是幹什麼呢！因此我煩躁，發脾氣，苦了看守我的朋友！
老向，璧如，伯青，齊致賢，席微膺諸兄輪流守夜；李佩珍小姐和蕭亦五兄白天亦陪伴。我不知道怎樣感激他們才好！醫院中的護士不夠用，飯食很苦，所以非有人招呼我不可。
體溫最高的時候隻到三十八度，萬幸！雖然如此，我的唇上的皮還幹裂得脫落下來，眼底有塊青點，很像四眼狗。
最難過的是最初的三天。時間，在苦痛裏，是最忍心的；多慢哪！每一分鍾都比一天還長！到第四天，一切都換了樣子；我又回到真實的世界上來，不再懸掛在夢裏。
本應當十天可以出院，可是住了十六天，縫傷口的線粗了一些，不能完全消化在皮肉裏；沒有成膿，但是汪兒黃水。劉主任把那節不願永遠跟隨著我的線抽了出來，腹上張著個小嘴。直到這小嘴完全幹結，我才出院。
神經過敏也有它的好處。假若我不“聽見風就是雨”，而不去檢查，一旦爆發，我也許要受很大的苦楚。我的盲腸部位不對。不知是何原因，它沒在原處，而跑到臍的附近去，所以急得劉主任出了好幾身大汗。假若等到它彙了膿再割，豈不很危險？我感謝醫生們和朋友們，我似乎也覺得感謝自己的神經過敏！引為遺憾的也有二事：（一）趙清閣先生與我合寫的《桃李春風》在渝上演，我未能去看。（二）家眷來渝，我也未能去迎接。我極想看到自己的妻與兒女，可是一度神經過敏教我永遠不會粗心大意，我不敢冒險！
載一九四四年三月《經緯》第二卷第四期
賀年
勞動是最有滋味的事。肯勞動，連過新年都更有滋味，更多樂趣。
記得當初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家裏很窮，所以母親在一入冬季就必積極勞動，給人家漿洗大堆大堆的衣服，或代人趕作新大衫等，以便掙到一些錢，作過年之用。
姐姐和我也不能閑著。她幫助母親洗、作；我在一旁打下手兒——遞烙鐵、添火，送熱水與涼水等等。我也兼管喂狗、掃地，和給灶王爺上香。我必須這麼作，以便母親和姐姐多趕出點活計來，增加收入，好在除夕與元旦吃得上包餃子！
快到年底，活計都交出去，我們就忙著籌備過年。我們的收入有限，當然不能過個肥年。可是，我們也有非辦不可的事：灶王龕上總得貼上新對聯，屋子總得大掃除一次，破桌子上已經不齊全的銅活總得擦亮，豬肉與白菜什麼的也總得多少買一些。由大戶人家看來，我們的這點籌辦工作的確簡單的可憐。我們自己卻非常興奮。
我們當然興奮。首先是我們過年的那一點費用是用我們自己的勞動換來的，來得硬正。每逢我向母親報告：當鋪劉家宰了兩口大豬，或放債的孫家請來三堂供佛的、像些小塔似的頭號“蜜供”，母親總會說：“咱們的餃子裏菜多肉少，可是最好吃！”當時，我不大明白為什麼菜多肉少的餃子反倒最好吃：在今天想起來，才體會到母親的話裏確有很高的思想性。是呀，第一我們的餃子不是由開當鋪或放高利貸得來的，第二我們的餃子是親手包的，親手煮的，怎能不最好吃呢？劉家和孫家的餃子必是油多肉滿，非常可口，但是我們的餃子會使我們的胃裏和心裏一齊舒服。
勞動使我們窮人骨頭硬，有自信心。回憶起來，在那黑暗的歲月裏，我們一家子怎麼闖過了一關又一關，終於掙紮過來，得到解放，實在不能不感謝共產黨，也不能不提到母親的熱愛勞動。她不懂得革命，可是她使兒女們相信：隻要手腳不閑著，便不會走到絕路，而且會走得噔噔的響。
雖然母親也迷信，天天給灶王上三炷香，可是趕到實在沒錢請香的時節，她會告訴灶王：對不起，今天餓一頓，明天我掙來錢再補上吧！是的，她自信能夠掙來錢，使神仙不至於長期挨餓。我看哪，神佛似乎倒應當向她致謝、致敬！
我也體會到：勞動會使我們心思細膩。任何工作都不是馬馬虎虎就能作好的。馬馬虎虎，必須另作一回，倒不如一下手就仔仔細細，作得妥妥帖帖。勞動與取巧是結合不到一處的。要不怎麼勞動能改變人的氣質呢。
說起來有點奇怪，回憶往事，特別是幼年與少年時代的事，也不知怎麼就覺得分外甜美。事實上，我在幼年與少年遇到的那些事，多半是既不甜，也不美的。恐怕是因為年少單純，把當時的事情能夠記得特別深刻，清楚，所以到後來每一回想就覺得滋味深長，又甜又美。若是果然如此，我們便應警惕：是否我們太善於戀舊，因而容易保守呢？沉醉於過去，就會不看今天的進步事實，更不看明天的美麗遠景，一來二去，沒法不作出“今不如昔”的結論而感慨係之。這可就非常危險！保守落後的人就是阻礙社會向前發展的人！
不過，咱們開頭就說的是勞動最有滋味。是的，假若幼年與少年時代過的是勤苦生活，回憶起來就不能不果然甜美了。小時候養成的好習慣，必然直到如今還繼續發生作用，怎能不美呢！到今天，我還天天自己收拾屋子，不肯叫別人插手。這點輕微的勞動本算不了什麼大事，值不得誇口。可是，它的作用並不限於使屋裏幹淨，瓶子罐子都有一定的位置。它還給我的寫作生活一些好的影響。我天天必擦抹桌子，也必拿筆寫點什麼。勞動不同，勁兒可是一樣，不幹點什麼，心裏就不舒服。擦桌子要擦得幹幹淨淨，寫稿子也要寫得清清楚楚，勁兒又是一樣。不這樣心裏就不安。不管怎麼說，這都是好習慣。古語說：業精於勤。據我看，光勤於用腦力而總不用體力，業也許不見得能精；兩樣都用，心身並健，一定更有好處。
欣逢新歲，想起當年，覺得勞動滋味的確甜美，而且享受不盡。因而也就想到今天有多少幹部與多少作家都正在山上或鄉下，和農民們在一處過年。這真是可喜的事，令我羨慕。我敢斷言：您們和農家的父老兄弟們在一處包餃子過年，一定吃得最香甜，胃裏和心裏一齊都舒服。這點生活經驗，我相信，將永遠成為您們記憶中的最甜美的部分，而且熱愛勞動的習慣一旦養成，即能終身享受不盡。嚐到勞動滋味的人有福了，因為社會主義的幸福是您們的！謹向您們致賀，向一切勞動人民致敬，並祝新年之禧！
載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