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對於軍隊來說是極為敏感的問題。綠營將帥克扣軍餉,冒領缺額以自肥的現象,早已是公開的腐敗行徑。這深為士兵所不滿,嚴重影響了部隊的戰鬥力。那麼,曾國藩在新組建的軍隊上,要做到與眾不同,就必須在選將問題上高度重視,因為,它直接關係到湘軍的戰鬥力。
“明”是指將領要做到賞罰分明,是非不淆。“人見其近,吾見其遠”,曰高明;“人見其粗,吾見其細”,曰精明。對於一般將領要求其“精明”,而對於高級將領,則要求其必須高明,這樣才能夠具有遠見卓識。
曾國藩反複強調將領要具備“廉”、“明”的品質,這對於改善官、兵關係,提高戰鬥力,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第三,選取將領,專取“簡默樸實”之人。
曾國藩對於綠營軍官氣深重,偷機取巧,迎合鑽營的腐敗風氣有著極為深刻的認識,他深感積習難改。“國家養綠營兵五十餘萬,二百年來所費何可勝計。今大難之起,無一兵足供一戰之用,實以官氣太重,心竅太多,漓樸散淳,其意蕩然”,曾國藩從內心裏慨歎:即使“嶽王複生,或可換孱兵之筋骨;孔子複生,難遽變營伍之習氣”。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曾國藩規定,一方麵湘軍不用入營已久的綠營兵和守備以上官;另一方麵,他強調挑選將領要側重“純樸”。所謂“純樸”是指腳踏實地,無官氣,不浮誇虛飾。曾國藩經過遴選,將大量“純樸”之人委以重任,這對於提高湘軍戰鬥力和耐力極為有益。
第四,“智略才識”是曾國藩選將的又一標準。曾國藩認為:“大抵揀選將材,必求智略深遠之人。”決不能選用閩冗者。他指出:“其閩冗者,雖至親密友,不宜久留,恐賢者不願共事一方也。”曾國藩力求從書生中選拔人才。借助於他們知書達理,努力克服綠營將領缺乏韜略的弊病。
第五,要求湘軍將領還應具備“堅忍耐勞”的特點。
“堅忍”亦就是打仗時能衝鋒陷陣,身先士卒。曾國藩雖為一介儒生,對於治軍最初沒有多少軍事經驗。但他亦清楚,行軍作戰倍加艱辛,隻有“立堅忍不拔之誌,卒能練成勁旅……數年坎坷艱辛,當成敗絕續之處,持孤注以爭命。當危疑震撼之際,每百折而回”。他提倡在艱苦環境中矢誌不移的勇氣,隻有這樣,才能使湘軍從上到下都有著一股與農民起義軍頑抗到底的決心。
在曾國藩看來,中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變所處的社會地位。按貫例是應通過讀書做官的方式來達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狀況卻使他們無望改變社會地位。據統計,清末全國紳士人數約有一百四十五萬,政府官職及頭銜僅能容納十五萬,閑居鄉裏的紳士至少有一百三十餘萬,兩者之間構成了懸殊的比例。當社會統治秩序受到農民起義的衝擊,他們將本能地站出來,以封建的衛道精神同農民軍進行對抗,捍衛封建的統治,加之無官可做隻好在投筆從戎中,一顯身手。
按照這些標準選將練兵、處理將士關係,雖未必能達到他的“塞絕橫流之人欲,以挽回厭亂之人心”的目的,但確實使曾國藩得到了一支非比尋常的軍隊,從而使他博得了皇帝對他的重用和將士僚屬對他的青睞。
立世大智慧
曾國藩在其一整套的選將標準中,一反中國古代兵家論將、選將的方法,而將“忠義血性”,意即對封建政權的忠心放在了第一位。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書生為將。
扶助有才之人
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訴你一句話:我這裏所崇尚的就是一個‘誠’字。
——曾國藩
曾國藩與李鴻章曾有一段師生之誼,當李鴻章滿懷希望地投奔曾國藩時,曾國藩卻借口軍務倥傯,沒有相見。李鴻章以為隻是一時忙碌,幾天之內定可召見,誰知在旅舍中閑住了一個月,竟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熱鍋上的螞蟻。李鴻章得知曾國藩幕府中的陳鼐,是道光丁未科進士,與他有“同年”之誼,也充過翰林院庶吉士,又算是同僚,就請陳去試探曾國藩的意圖。誰知曾國藩環顧左右而言他,不肯表明態度。
李鴻章既是曾國藩的得意門生,曾國藩何以對他如此冷落?這實在令人費解。就連陳鼐也不明所以,便對曾國藩說:
“少荃與老師有門牆之誼,往昔相處,老師對他甚為器重。現在,他願意借助老師的力量,在老師門下得到磨練,老師何以拒之千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