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對於軍隊來說是極為敏感的問題。綠營將帥克扣軍餉，冒領缺額以自肥的現象，早已是公開的腐敗行徑。這深為士兵所不滿，嚴重影響了部隊的戰鬥力。那麼，曾國藩在新組建的軍隊上，要做到與眾不同，就必須在選將問題上高度重視，因為，它直接關係到湘軍的戰鬥力。
“明”是指將領要做到賞罰分明，是非不淆。“人見其近，吾見其遠”，曰高明；“人見其粗，吾見其細”，曰精明。對於一般將領要求其“精明”，而對於高級將領，則要求其必須高明，這樣才能夠具有遠見卓識。
曾國藩反複強調將領要具備“廉”、“明”的品質，這對於改善官、兵關係，提高戰鬥力，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第三，選取將領，專取“簡默樸實”之人。
曾國藩對於綠營軍官氣深重，偷機取巧，迎合鑽營的腐敗風氣有著極為深刻的認識，他深感積習難改。“國家養綠營兵五十餘萬，二百年來所費何可勝計。今大難之起，無一兵足供一戰之用，實以官氣太重，心竅太多，漓樸散淳，其意蕩然”，曾國藩從內心裏慨歎：即使“嶽王複生，或可換孱兵之筋骨；孔子複生，難遽變營伍之習氣”。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曾國藩規定，一方麵湘軍不用入營已久的綠營兵和守備以上官；另一方麵，他強調挑選將領要側重“純樸”。所謂“純樸”是指腳踏實地，無官氣，不浮誇虛飾。曾國藩經過遴選，將大量“純樸”之人委以重任，這對於提高湘軍戰鬥力和耐力極為有益。
第四，“智略才識”是曾國藩選將的又一標準。曾國藩認為：“大抵揀選將材，必求智略深遠之人。”決不能選用閩冗者。他指出：“其閩冗者，雖至親密友，不宜久留，恐賢者不願共事一方也。”曾國藩力求從書生中選拔人才。借助於他們知書達理，努力克服綠營將領缺乏韜略的弊病。
第五，要求湘軍將領還應具備“堅忍耐勞”的特點。
“堅忍”亦就是打仗時能衝鋒陷陣，身先士卒。曾國藩雖為一介儒生，對於治軍最初沒有多少軍事經驗。但他亦清楚，行軍作戰倍加艱辛，隻有“立堅忍不拔之誌，卒能練成勁旅……數年坎坷艱辛，當成敗絕續之處，持孤注以爭命。當危疑震撼之際，每百折而回”。他提倡在艱苦環境中矢誌不移的勇氣，隻有這樣，才能使湘軍從上到下都有著一股與農民起義軍頑抗到底的決心。
在曾國藩看來，中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變所處的社會地位。按貫例是應通過讀書做官的方式來達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狀況卻使他們無望改變社會地位。據統計，清末全國紳士人數約有一百四十五萬，政府官職及頭銜僅能容納十五萬，閑居鄉裏的紳士至少有一百三十餘萬，兩者之間構成了懸殊的比例。當社會統治秩序受到農民起義的衝擊，他們將本能地站出來，以封建的衛道精神同農民軍進行對抗，捍衛封建的統治，加之無官可做隻好在投筆從戎中，一顯身手。
按照這些標準選將練兵、處理將士關係，雖未必能達到他的“塞絕橫流之人欲，以挽回厭亂之人心”的目的，但確實使曾國藩得到了一支非比尋常的軍隊，從而使他博得了皇帝對他的重用和將士僚屬對他的青睞。
立世大智慧
曾國藩在其一整套的選將標準中，一反中國古代兵家論將、選將的方法，而將“忠義血性”，意即對封建政權的忠心放在了第一位。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書生為將。
扶助有才之人
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訴你一句話：我這裏所崇尚的就是一個‘誠’字。
——曾國藩
曾國藩與李鴻章曾有一段師生之誼，當李鴻章滿懷希望地投奔曾國藩時，曾國藩卻借口軍務倥傯，沒有相見。李鴻章以為隻是一時忙碌，幾天之內定可召見，誰知在旅舍中閑住了一個月，竟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熱鍋上的螞蟻。李鴻章得知曾國藩幕府中的陳鼐，是道光丁未科進士，與他有“同年”之誼，也充過翰林院庶吉士，又算是同僚，就請陳去試探曾國藩的意圖。誰知曾國藩環顧左右而言他，不肯表明態度。
李鴻章既是曾國藩的得意門生，曾國藩何以對他如此冷落？這實在令人費解。就連陳鼐也不明所以，便對曾國藩說：
“少荃與老師有門牆之誼，往昔相處，老師對他甚為器重。現在，他願意借助老師的力量，在老師門下得到磨練，老師何以拒之千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