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煤礦作家協會要給煤礦的作者們出一套小說集，我居然忝列其中，慚愧之餘，很是感動。感動有二，一是煤礦作協真乃煤礦作者之家，積極與出版社聯係，免費為作者出書，無疑是辦了一件好事、實事。二是我寫小說已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事了，作協的同誌，尤其是秘書長徐迅先生還念念不忘，催要書稿，可見他們工作之縝密細致。
選在本書裏的大多是本人發表於1978-1989年的小說，1990年之後，我就轉入報告文學創作，很少寫小說了。在編選這本書稿時，一邊汗顏自己小說筆力之笨拙，一邊又暗自慶幸當初不寫小說的決定是多麼的明智。
編選過程中，對於這些習作，除了錯字和明顯的筆誤，我決定不作任何修改。用現在的眼光看，盡管有的小說很概念化，很虛假，很淺薄，但這都是我那個時期創作狀態和創作認知的真實反映。有位作家說得好，每個年代有每個年代的愛情，每個年代有每個年代的故事。我的故事就是那個年代的，它是真實的，可信的。改了，修飾了，雖然好看了，迎合了當下的閱讀習慣和審美口味，但也就不純了，就沒有編輯出版的必要了。
許多人都把自己辛辛苦苦寫出來的作品比作自己的孩子，我也想不出比這更恰當的比喻了。俗話說，女人是別人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這些作品雖顯幼稚，但也確有幾分可愛。有幾篇的某些段落，在重讀時，甚至讓我潸然淚下。這並非作品本身有多麼感人，而是這些文字讓我想起了自己的經曆，想起了故事背後的故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本小說集，更多的是對那段刻骨銘心的煤礦生活的紀念，是對情竇初開的懵懂愛情的紀念，是對那個時期純真的文學夢想的紀念。
時光一下子就回流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那個青蔥歲月，回流到大同煤礦那塊灑滿汗水和淚水的熱土之上。那是一個全民文學的時代，幾乎每位青年都有一個文學的夢想。
在大同煤礦，有一對作家夫妻，他們是張枚同老師和程琪老師。我不知道，大同煤礦的文學創作如果沒有他們的操持會是一個怎樣的狀態，但我知道，大同煤礦的文學創作因了他們的努力而呈現出後人難以企及的輝煌。那段時期，在二位老師的周圍，聚攏了一大批文學創作骨幹，形成了一支遍布礦區的文學創作隊伍，出現了後來被文學評論家稱之為“大同煤礦作家群”的強大陣容。劉雲生、張瑞平、黃靜泉、武懷義、閻桂花等在小說創作上頗有成就的作家，都與那個時期的文學創作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聯係。
那時，對於遠在大同礦區最偏僻的王村礦工作的二十啷當歲的我來說，大同礦務局總部所在地——新平旺在我心中的位置，一點兒也不亞於國人心中的北京，而每月5號的大同煤礦文學活動日，更是像麥加朝覲日那般神聖，我每個月都數著指頭盼著5號這一天早些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