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的那段日子，黃宗羲也見了許多朋友，有舊識，有新朋。既有官場大員，也有致仕鄉宦，還有商賈巨富，多日的聚會應酬，各種朋友結識了一大群。
這次大會開了有十多天，最後大家都滿意而歸。複社不再是群龍無首一盤散沙，他們推舉了新的社長。而新社長就是黃宗羲，這是他怎麼也沒有料到的，又推舉了數名副社長，分別由顧炎武、吳應箕、顧果、鄭元勳等四人為副社長。
李春江和陳貞慧等五人，被選為名譽社長和名譽副社長。
複社又與其它諸社聯盟，一時聲勢雄壯。
最後在李春江等的提議下，複社與聯盟的諸社，都添加了社綱，其中第一條就是永遠忠於大漢，永遠擁戴大漢皇帝。
所有成員都宣過誓言，忠於大漢忠於大漢皇帝。
複社甚至還得到了一個特權，他們有權把自己的建言遞交給朝廷，把自己的聲音傳達到朝廷，傳達給皇帝。當然，複社成員們的建言折子得先交到複社總部。
為此，複社又還成立了一個複社理事會。選舉了三十六名理事，以後重要的事務，都由五名社長和這三十多名理事一起商量，包括社員們的建言折子，交到理事會討論後，多數通過的，再由社長黃宗羲呈給朝廷。
李春江還宣布以後朝廷會每年給複社理事會拔一筆資金，社長和理會們，還能拿一份年薪。
不過相應的，以後複社如果要舉行集會，都得事先向當地官府遞交備報，會議的內容也得備份上報。
黃宗羲覺得拿朝廷的錢，總有種被朝廷收買的感覺，可李春江堅持，說這是為了讓士子們有個更好的環境，也讓他們能夠更好的把士子們的建言及時的整理並報告朝廷。
話說的這麼大，黃宗羲隻好同意了。其實這筆款子還不少，因為複社成員有一萬多人，各地分社眾多，因此朝廷每年給複社一萬塊經費，另外每社長一年一千塊，副社長五百塊，理事和各省分社社長副社長各三百塊。
李春江甚至在南京拔了一座宅子，然後掛上了複社總社的牌子，做為了他們的總部。
按新訂的社綱，複社的社長、副社長、理事和各省、府分社長、理事們，都是由社員選舉，然後報請朝廷，由朝廷通過任命的。而且每人的任期三年，並規定最多連任兩屆。
從這方麵來講，黃宗羲覺得自己似乎已經成為了朝廷的官吏。
而朝廷還在複社派駐官吏，設有一個監事會，派遣多名監事，還有一名監事長。這些人都不是複社自己選出來的，甚至不是複社成員。
而複社所有的重要會議等，都必須有他們出度。
對於這些附加條件，黃宗羲覺得有些鬱悶。但最後大家還是通過了，畢竟朝廷花了這麼多銀子，肯定不會完全放手的，軍中不也還要派監軍嗎。好在監事也是士子出身的官員，不會是太監，要不然大家肯定不會接受。
大會結束後，黃宗羲回了家鄉紹興。
雖然當了社長，可畢竟鄉試重要。
回鄉時，他聽說各地都在開展換契行動，當聽到換契還要征收百分之八的契稅時，黃宗羲心裏有些不滿。
一回到京，家裏就告訴他衙門來催了好幾次換契之事，說再不去更換，以後沒有新契可就要沒收田宅財產。
黃家在紹興餘姚縣通德鄉黃竹浦，一個安寧的鄉下。
黃家也算是鄉裏的大戶地主，平時也都是靠出租收佃放債收益，家裏人多不事生產，一心隻是讀書科舉，然後出仕做官，賺下的銀子又拿來置地放債，祖祖輩輩都是如此。
“夏收已過，租子也該收了。”
黃宗羲對管家道，這附近的人家大部份都是佃種他們家的地，且都拖欠的厲害。眼下已經夏收，如果不馬上下鄉催租，隻怕農民們到手的那點銀錢，轉眼又不知道哪去了。
“大爺，今年的租子佃戶們都已經送過來了，連著往年欠的，也多是補上了。還有拖欠的，也隻剩下最窮的那幾家。”
管家的話讓黃宗羲大吃一驚，什麼時候佃戶們不再拖欠佃租，甚至不抗租了？
江浙地區雖然富裕，可也是重賦地區。
《明史·食貨二·賦役》載: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賦，凡官田畝稅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減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一鬥二升。惟蘇、鬆、嘉、湖，怒其為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為官田，按私租簿為稅額。而司農卿楊憲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視他方倍蓰，畝稅有二三石者。大抵蘇最重，鬆、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
雖然說紹興屬浙江省，不如江南省的蘇鬆地區田賦高，但也比其它地方高多了。
蘇州的田租最高畝稅兩三石，鬆、嘉、湖等地也有畝稅一石左右，再其次常杭紹興等地又次之，可也畝稅七八鬥。
比起河南等地一畝三五升的稅，那是重了十倍不止。
雖然說江浙富裕，百姓多種桑養蠶，加上商品貿易繁榮，收入遠高於其它地方，但這個重稅也確實是個很沉重的負擔。
過去黃家的佃租，每年都很難收齊，佃戶們經常拖欠不說，還總發生抗租的事情。有些莊子直接整莊子一點租都不交，有時還請來青手對抗，把去收租的家丁打出去。
為了這事，黃宗羲過去沒少愁過，尤其是父親去世後，他身為長子，便承擔起家長的責任，要照顧母親弟弟們。
有時他會感歎，幸好家不是在蘇州，不如畝稅二三石，這怎麼生活的下去。
以往明朝時，浙江一省田稅二百七十五萬兩千餘石，而蘇州府一府就稅二百八十萬九千餘石，鬆江一省也達到一百二十萬九千餘石。浙江一省，田賦還不如黃州一府。而蘇州才一州七縣，鬆更是才兩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