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宗室以及許多官紳的特權，加上他們各種逃稅的手段，使得朝廷稅收大減，甚至許多地方上還把這些負擔轉嫁到了百姓的頭上，增加了他們的負擔。
這其實就相當於一個惡性的循環，朝廷定了一個稅額，經過近三百年，人口和田地都翻了許多，國家開支成倍的增長，但田稅卻定額不增，反而還在不斷下降。這就使得朝廷的財用不足，更加無力的管理地方，更無力在災年之時救助百姓，這使得許多百姓遇災便破產，自耕農的不斷減少，宗室豪強地方鄉紳們不斷兼並土地，這些人憑借著特權，官紳勾結，大肆偷稅漏稅，甚至把許多負擔轉嫁到普通的百姓頭上。
讓百姓負擔更重，破產的百姓更多，豪強兼並的田地更多，然後偷稅更多，朝廷收入更少，越發無力的管理地方，更無法在災年救濟百姓，然後更多百姓破產，就這樣，一個惡性的循環不斷的轉動。
加之小冰河，以及後期吏治腐敗，衛所馳廢，軍屯被頃占，衛所軍百無一用。朝廷不得不招募兵馬。
原來國初朝廷立衛所製，衛所軍戶屯田守城，國家不費一兩銀子，卻能養百萬兵。而到了後來，則成了國家費了億畝軍屯，卻百無一用，反而還得招募數十萬營兵，每年從緊張的財政中再湊起千萬兩計的軍費開支，更進一步的加劇了財政困難，最後三餉加派，又大都轉到了百姓頭上。
而商稅，明初根本不受重視。
或者說，當時百廢待興，定下很輕的稅製，有助於經濟的恢複。
商稅在整個明代，都始終處於名存實亡的狀態，除了幾個鈔關的關稅，其餘的就沒有什麼真正的商稅，頂多有一些特定的產品稅。
其實到了後麵的時候，大明的皇帝早看明白了這些問題，可他們無法改變，阻力太大了。
阻力來自兩個方麵，一是文官集團對皇帝施加的壓力，另一個就是地方上的抵抗阻撓。
崇禎時，文官集團對崇禎時期加派三餉的抱怨從來沒有停止過，他們給崇禎皇帝上疏，竭盡全力攻擊增加賦稅的政策，從來沒有停止過。在他們的描繪下，增收賦稅是天怒人怨，罪惡滔天，甚至是局勢惡化的原因所在。
凡是向崇禎皇帝建議增收賦稅的官員，都被他們描繪成小人，楊嗣昌更是被被攻擊漫罵的體無完膚，甚至被黃道周罵成是“豭狗人梟”。皇帝增加賦稅是頂住文官集團大部分成員施加的巨大壓力下才得以進行的。
地方上的阻撓也十分厲害，他們不但反對增加稅收，甚至還一直在欠稅，許多地方實際上連最基本的正稅都一直沒完成過。
就如當初劉鈞在東南開設海關，征收關稅和商稅，東南地方也是極為反對的。
曆史上，明朝滅亡的原因不是單一的，有很多種原因加在一起。
但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肯定就是亡於財政破產。
而明朝財政破產，最大的問題肯定就是這個稅收定額以及商稅問題。
去年浙江產火腿聞名的金華縣，也就是朱大典的老家，一年的商稅居然隻有七兩銀子。很多地方，去年商稅更是一文都沒有，他們根本就是許久都沒征過商稅了。
再比如，茶葉和鹽一樣都屬於專賣的商品，茶稅很重。四川去年課稅的茶葉數量超過五百萬斤，這還沒包括官府的茶園，可征收到的茶稅還不到兩萬兩。
更讓人可笑的是，雲南省一省的茶稅才十七兩。
浙江省更為驚人，全省一年的茶稅隻有六兩。
而那些稅務官員，他們的行為更讓劉鈞震驚。
沙市稅課使司的一名稅務官員，他主管沙市稅課使司後，幹了一件事情。他當年隻用了三個月達到了了稅務定額後，他便下了一個通告，在這年剩下的九個月裏，開啟稅關，任商販們往來，一文稅都不再征收。
而杭州的一名稅務官比他還厲害，他負責當地的稅收時，直接定了個新規矩，讓商人自己到他的稅務衙門來報稅，然後他根本不去核查，商人報多少，他就收多少。結果他這一舉動，居然還贏得杭州地方和朝中許多百官的稱讚。
大明的稅製，從頭到尾都是問題。定額問題很大，輕視商稅問題也很大，但最重要的還是這些人，征稅的官員，交稅的商人百姓們。
稅率高低都已經不再是主要的問題了，如果隻是稅率低，那把稅征上來，其實也還有不少。可實際上呢，別說三十稅一，三千稅一都不一定有。
比如金華縣一年商貨七兩，浙江省一年茶稅才六兩。
有稅務關員一年稅關隻征稅三個月，還有更開放的走在時代前麵的，直接讓商人自己看著給，高興給多少就給多少。
就這樣的情況下，那些文官們還天天喊要減稅，不能加稅。
劉鈞對這些人早就已經不想多說什麼了，他現在就是要全麵改革稅製。
誰敢跟他唱反調，他可不會和崇禎一樣那麼客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