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鈞穿越之前，對明代的稅收，有個印象是明代稅重，稅太重了，重的百姓活不下去，皇帝還經常派太監征礦稅等等，害的百姓都活不下去。
但現在，劉鈞對於明代的稅製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
大明的稅收不是高了，而是低了，是太低了。
但百姓也確實苦，可朝廷實際上又並沒收到稅，問題出在哪了？出在了朝廷的稅製上，朝廷一麵是稅製極低，另一麵又搞定額征稅，再加之大明官員的俸祿是曆朝最低，官員文人又擁有特權，加之地方上分封的宗藩們巧取豪奪，結果就造成了朝廷窮，一直窮，窮的要死。
百姓苦，一直苦，苦的要命。
一麵是商稅幾近於無，一麵卻又是重重設卡的關稅。大明的稅製存在著一個嚴重的缺陷，就是沒有遵循稅收的基本征稅之法。國家稅收大多來自最貧苦的小老百姓，越有錢的反而稅交的越少。
各種各樣的加征加派，還有火耗等等，還要承受各種很重的勞役差役，但實際上大明百姓承擔的大多負擔，並不是直接來自朝廷，他們交的那些錢，也大多不是給了朝廷。
大明稅製最讓劉鈞覺得驚歎的還是定額稅製。
所謂定額稅製，就類似於永不加賦。
大明開國之初，每年兩稅的糧稅差不多是三千萬石，然後朱元璋就下過旨，以後征糧稅就是這個標準，不管以後開荒多少田地，都不再征稅。雖然後來二百餘年裏有過變動，但變來變去，這個稅額都沒變過，洪武時田畝八億多也是三千萬石糧稅，到後來剩下四億多田地在冊時，也依然是每年征收近三千萬石糧，甚至到了萬曆後期，戶部上的田畝都達到十一億多畝了，朝廷每年也還是征大約三千萬石糧。
甚至在實際上，二百多年來，大明的糧稅征收的最多時期是在永樂朝，其次就是洪武朝，再之後，沒有增加，反而是在不斷減少。農業稅在減，商業稅減的更多。
當初劉鈞發現這些的時候，都難以相信。
印象裏明朝都是稅重猛於虎，怎麼反而是稅收過低？
他以往一直以來被灌輸的觀念，受到的教育就是明代的統治者們是如何殘暴荒淫，如何橫征暴斂，如何敲骨吸髓，廣大人民群眾在沉重的剝削之下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然後革命家李自成英雄是如何舉起義旗，奮起反抗，帶領人民百姓起義革命，推翻這些剝削階級的。
他那時的教科書就是這樣寫的，好多文章裏也都是這樣宣傳的。
按劉鈞如今掌握的資料，大明平均的畝產不算高，尤其北方比南方要低許多，北方的平均畝產也就1.3石左右，而南方的平均畝產也不過2.6石左右，而現在大明的官田和民田加起來，達到近十一億畝左右，就算按一畝一石產量算，此時正常的糧食年產量，也應當達到十一億石左右。
但大明的農業稅收是多少呢？
自永樂以後，每年的糧食收入一直在兩千七百萬石左右，實際上基本稅額是兩千六百萬石。
按這個數字算，明初也不過是稅率百分之三點一六，晚明時期更不到平均百分之二。
因此，其實無論是明初還是晚明，實際上農業稅率都低於三十分之一，甚至五十分之一都不到。
明初到明末，人口起碼增長了兩倍，耕地也增加了一半，但糧稅卻不增反降。
這就是因為當初定下的田賦定額的製度，永不加賦，其實大明早就有了。
在南方地方上，佃農通常每畝向地主交納九鬥稻米，基本的稅率是每畝三升左右，算下來，征收的部份隻占田主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佃農與田主五五分，實際上稅額也就占農作物總收成的六十分之一。
當然，這隻是基本稅，還有其它的攤派和負擔，比如均平銀，取代勞役征收的均徭，上供物料的折銀，還有驛站供給，民壯等等。但實際上基本加上所有這些，總的稅率仍舊不算高。
各個地方上的情況雖有所差異，但總體來說，農業稅收不超過產出的一成，絕大多數地方，都遠低於這一數字。
基本的糧稅其實還隻有田地產出的百分之二，剩下的百分之七八其實還是額外的加征派收。
可為什麼大明的農民負擔還這麼嚴重？
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家的稅收過低，導致大明朝廷對於地方上根本無力看管，既沒有餘力興修一些水利設施，也對水患等治理上比較乏力，尤其是在遇到天災之後，更無力救濟百姓。
往往一遇災年，百姓隻能自救，最後往往得借貸，借的還往往是高裏貸，最終利滾利，老婆孩子都給滾進去了，房子田產也都沒了。
其次就是官員俸祿太低，吏員工食銀子更少，全靠從地方百姓手裏貪汙。
到了萬曆之後，交稅用銀，這其實並沒有方便百姓，反而加劇了百姓的負擔。因為大明缺銀，銀子向來貴重。農民並沒多少餘錢，交納賦稅的時候，就得先把糧食賣掉換銀交稅。
因此每年征收賦稅的時候，市場上的糧食大跌，那些黑心的糧商這個時候就會聯合打壓糧價，農民隻得以很低的糧價賣掉更多的糧食才能獲得交稅的銀子，而等到了收稅的時段過去，市場上的糧價又會開始上升。這種糧價在征稅期的下跌，有時甚至能達到百分之六七十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