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士向社會公布了防腐劑有害的實驗報告。果然不出專家所料，他的舉動在食品業引起軒然大波。同行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舉行了一次聲勢浩大的集會，把霍金士說成是“荒謬至極，別有用心”之人。他們還聯合起來，在業務上排擠霍金士，想把霍金士徹底打倒。
此事的確給亨氏公司帶來了很大的困難！產品銷售量大減，市場份額幾乎被別的公司搶占完了。
食品純正運動持續了三四年之久。1906年，美國政府終於製定了“純正食品法”。這一法規的創立，使美國食品在國際上聲譽大振，這是霍金士始料未及的。
更主要的是，霍金士在這三四年的磨難中，非但沒有被擠垮，現在反而獲得了全勝。他的食品也由此迎來了大發展的黃金時代。
當人們前來向霍金士祝賀時，他把自己心裏話掏了出來：“我從小沒有學過做生意，後來變成了生意人，是因為我看到很多農產品因為沒有銷路而被棄置於田野，感到非常可惜。我一開始經商就不習慣商界的虛假和欺騙行為。支配我的想法是，生意人也應像平常人一樣，不能盡做損人利己的事。”
從另一角度看，霍金士的所作所為，何嚐不是一種聰明絕頂的競爭手段：一方麵，固然保護了消費者的健康；而另一方麵，通過反對添加防腐劑，將同行逼到了死胡同，自己則迎來了發展良機！這不正是讓人不以為聰明的最高境界嗎？——推而廣之，做人又何嚐不是如此？
常持“辭讓”、“退讓”、“曲全”的態度，是一種避禍消災、保全自己的高明策略。在商業活動中，退一步隻是吃點小虧，進一步卻是要取得商戰勝利，占大便宜。若要立於不敗之地，必須學會保護自己。
在特殊環境中把握自己
“人生減省一分便超脫了一分，如交遊減便免紛擾，言語減便寡愆尤，思慮減則精神不耗，聰明減則混沌可完，彼不求日減而求日增者，真桎梏此生哉！”《菜根譚》如是說。
的確如此，人生在世能減少一些麻煩，就多一分超脫世俗的樂趣。如交際應酬減少，就能免除很多不必要的糾紛困擾，閑言碎語減少就能避免很多錯誤和懊悔，思考憂慮減少就能避免精神的消耗，聰明睿智減少就可保持純真本性。假如不設法慢慢減少以上這些不必要的麻煩，反而千方百計去增加這方麵的活動，那就等於是用枷鎖把自己的手腳鎖住。
傳說，繒國舊地疆界的執掌官，看見了楚相孫叔敖，說：“我聽說，做官久了的人，士人嫉妒他，俸祿多了的人，百姓怨恨他，官位高的人，君主憎恨他。如今你孫相國居官久，俸祿厚，職位尊三者都具備，卻沒有得罪楚國的士人和民眾，這是什麼原因呢？”孫叔敖說：“我三次做楚國的相國，思想上更加謙卑，每當俸祿增加，施舍就更加廣泛，地位越高，禮貌就越恭敬。因此，才不得罪楚國士人和民眾。”
所以古人說：“君子處患難而不憂，當宴遊而惕慮；遇權豪而不懼。對煢獨而驚心。”當今社會也同樣有這樣的人，生活中保持心理平衡，雖然在惡劣的環境中也不憂愁，到了社交場合，尤其在燈紅酒綠中能知道自我警惕，以免無意中誤人迷途，遇到有權有勢蠻不講理的人不畏懼，而遇到孤苦無依的人卻具有同情救助之心。
孟子說：“無同情之心者，不可稱之為人；無羞恥之心者，不可稱之為人；無恭敬之心者，不可稱之為人；無是非之心者，不可稱之為人。”人有報複心，人能對那些不能善待自己的人施以報複，這大約是顯示人類的嚴厲和人事的嚴酷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麵，人間的許多殺伐征戰，人類的許多冤怨相報的爭鬥，都由此而來。比如鄒國與魯國發生衝突，鄒國死了33個官吏，老百姓沒有一個去營救的，鄒國國君對孟子發牢騷，說這些老百姓實在可恨。孟子卻對他說：“時逢災荒，在你的國中，百姓們年老體弱者拋屍荒野，年輕力壯者四處逃荒，而你的穀倉裏堆滿了糧食，庫房裏存滿了珠寶，你的官吏卻不向你報告，讓你開倉濟民，這等於是殘害百姓。曹參曾經說過：‘警惕啊，你怎樣對待別人，別人將怎樣回報你。’現在，你的百姓終於得到報複的機會了！你有什麼可責備他們的呢？”
俗話說：“拿得起，放得下。”這是對人生順逆安危的中庸態度。所謂“拿得起”指的是人在躊躇滿誌時的心態，而“放得下”則是指人在遭受挫折，或者遇到困難，或者辦事不順暢，以及無奈之時應采取的態度。一個人來到世間，總會遇到順逆之境、遷謫之遇、進退之間的各種情形與變故的。歌德說得好：“一個人不能永遠做一個英雄或勝者，但一個人能夠永遠做一個人。”這裏，“做一個英雄或勝者”，指的便是“拿的起”時的狀態；而“做一個人”，便是“放得下”時的狀態了。說到底，如何對待這“放得下”，才是真正衡量一個人是否有英雄氣概或者勝者風範的重要標尺。範仲淹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了這樣一種心境，就能對大悲大喜、厚名重利看得很小很輕很淡，自然也就容易“放得下”了。“模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王安石的這兩句詩，將“戲事”與“真情”區分得十分分明。按照我們的理解，所謂“戲事”，就是指那些能拿得起、也該放得下的事；一個人能做到如此隨和且隨緣地看待人生旅途中的一切利害得失與禍福變故，豈有不會“道我贏”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