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劉禪終究是難以抑製住內心裏麵的興奮。
一旦陸上絲綢之路被重新打通的話，蜀漢所獲得的，不僅就是跟西方國家進行貿易所取得的利益，而且也可以從最近的路程實現與西方國家，特別是羅馬帝國之間的各種思想和學術方麵的交流。
羅馬帝國繼承了大量古希臘的聞名，即使此時已經逐漸走向了沒落，但是那是國力方麵，思想方麵則永遠不會失去光彩的。
而且此時的基督教在被壓迫的情況下，已經逐漸有了擊敗羅馬的皇帝的氣勢，教會的各種組織變得完善，信徒對教會表現出了比對皇帝更高的忠誠，教會的福音獲得承認。
應該可以承認一點的是，世界上幾乎沒有壞的宗教之說，隻能夠說，它究竟要把人類導向何方的問題。
基督教曾經確實把西歐帶入了黑暗的中世紀，但是後來在人類的文明進程之中，扮演著關鍵性作用，所以不必去否定宗教，需要否定的，也許是它的教會組織。如今的羅馬教廷的選舉程序外界依然無法知曉，地方教會的神職人員存在著各種貪腐和醜聞，卻無法完善得到治理。這些東西無法歸咎於教義，而是組織性問題。
所以，劉禪的前世即使不信教，但是依然可以看得到基督教的教義，其實並不壞。而且，它給世界貢獻了一件極度美妙的東西：契約論。
這種東西在天朝，無論是儒家、法家或者縱橫家，乃至於後來的佛家都無法提供的東西。
儒家這種思想正統，其實具有很強的幼稚性成分，充滿了理想化。正是因為他無法在社會內部建立起來各種契約性關係，從而建立起來嚴密的組織性關係，所以隻能夠理想化地以各種道德約束來進行社會規範。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國家對社會無法進行精確的管理，而隻能夠采取了如同曆史學家黃仁宇所言的鬆散化的管理體係。
劉禪甚至可以斷言，在二十一世紀的天朝，想要複興儒學，進而以此為基礎對國家進行治理，是無法實現的，甚至於是一種製度性的曆史倒退。
儒學其實根本無法適應二十一世紀社會的需要，最終隻能夠導致官府權力繼續高度集中而已。這也就是為什麼二十一世紀的天朝官府，在民主思想逐漸興起的時代，忽然以複興名族文化為借口，開始熱衷於提倡先前一直被當權者詬病的儒學的原因。
所以，對於劉禪而言，絲綢之路的重新打通，並非單純隻是為了財富的獲得，同時也可以引進西方的各種思想。
當然，此時身毒的佛教已經傳入大漢有些年頭了。但是如果單單從文化方麵來看，它確實可以繁榮中華文化。
但是如果從社會經濟方麵來看，情況似乎就不是那麼樂觀了。
從曆史和二十一世紀的現狀來看，佛教無法否認都是一種很崇尚奢侈的宗教。佛教最奢侈的年代，隻怕是在鮮卑人建立的北魏，據說正是因為那個時代大興佛寺，嚴重損耗了國內的黃金和國力。
後來出現的“三武滅佛”事件，其實是有其根源所在的。
所以在思想交流和國力消耗方麵，劉禪當然傾向於直接從陸上絲綢之路跟羅馬帝國的交流，而非從海上絲綢之路跟身毒之間的交流了。
然後，劉禪讓諸葛喬給遠在成都的韓龍等大商人，以皇帝劉禪的名義發出文書，同時也給江東的商人也發出了文書，表示劉禪自己希望在江陵城接見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