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邊疆與民族問題的興趣，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那時，我剛剛上北大國際政治係碩士研究生，師從我國著名西藏問題專家楊公素教授。他老人家是我國第一代外交官，從1950年起就長期從事周邊外交的實際工作。1982年從外交部離休後被北大國際政治係聘任為中國外交專業的兼職教授，講授中國外交的理論與實踐等課程。楊先生所講內容與學院派教授有所不同。學院派的老師們大多將當代中國納入到大國關係中特別是所謂的中美蘇戰略“大三角”中去考察。楊先生更多地從中國的周邊問題出發，把新中國前30年的所涉國家安全環境的重大事件，例如朝鮮戰爭、中印邊界戰爭、中蘇關係演變以及台灣問題和中越邊界戰爭等放在中國周邊安全的視角，將曆史演變與現實焦點相結合，將新中國外交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樣的外交史課程生動活潑，充滿了曆史的滄桑感和現實的真實性。那時，我國的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發生了自1959年以來的第一次騷亂，此後又於1988年和1989年發生了兩次拉薩騷亂。我國的邊疆與民族問題再次沉渣泛起，引起了我研究的興趣。楊先生指導我們研究生從中國古代民族關係史和近代外交史的雙重視角出發，從曆史的積澱中尋找當代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的曆史由來。楊先生還結合他在兵荒馬亂、國難當頭的二三十年代從事邊疆與土司製度研究的經曆，告誡我們研究中國“邊政”的重要性：在舊中國的外交中，邊疆版圖的縮水，民族地區政局的不穩，都有西方帝國主義侵華政策的背景，因此，新中國要搞好“內政”，首先要安定好“邊政”。楊先生高屋建瓴的指導，讓我們這些“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後輩明白了當代中國外交何以一直將“睦鄰外交”放在重要位置的曆史與現實原因。1989年我留校任教，繼續從事當代中國外交方麵的教學與研究。從1992年起，我國西北邊疆也出現了局勢不穩。在蘇聯解體後，我國的北部和西部安全局勢大為改觀。但是，以“東突”分裂勢力為代表的民族分裂主義愈演愈烈。新疆問題抬頭，再次證明了楊先生的學術遠見。1999年，我申請講授北大通選課課程“當代中國的邊疆與民族問題”，就是師承楊先生當年的教誨。20年後的今天，當我也站在講台上講授中國的邊疆與民族問題時，首先要對楊老先生深深道一聲：“謝師恩”。
“爬格子”的過程並非總是孤軍奮戰的經驗，在我對邊疆與民族問題的教研過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腐領身漲漢清、張映清、潘國華，邱恩田、李玉、方連慶和李義虎諸位教授的關照。他們為我的教學提供了指導與時間。近兒年來，筆者有機會到日本和港台地區講授中國的邊疆與民族問題。日本大學浦野起央教授，新瀉大學真水康樹，神戶大學王柯教授，大東文化大學劉蘇朝教授和宮崎國際大學洪停杓教授，台灣政治大學邵宗海教授和香港大學鄧特抗、張讚賢二教授，給我諸多方麵的幫助。我的同行美國佐治亞理工大學高龍江教授（John Garver）、康奈爾大學寇艾倫副教授（Allen Carkon）和哥倫比亞大學瑞馬丁博士（Marthin V，）等以及京都大學王偉彬博士為筆者的研究提供了資料和意見。耶魯大學的語言學者魏波（Paul Harris Wilt）為本書部分英文資料的校對提供了幫助。本書的成稿是在我給研究生和北大通選課《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概論》上課教程基礎上整理而成的，其中也包含了許多青年學人的心血，他們為部分章節提供了初稿，有的還共同發表在期刊上。他們是周豔（第一章第一節、第七章第一、二節）、渠懷眾（第一章第二節）、樓玲令（第七章第三節）。在此要對諸位深表感謝。
邊疆與民族問題的教學與研究，除了書本知識外，還需要必要的田野調研。十多年來，筆者有機會到西蒙和延邊實地考察，得到邊疆地區黨政千部和民族學者多方麵的幫助。原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陰法唐、原西藏自治區多傑才旦主席和毛如柏副主席、原西藏自治區辦公廳秘書肖傳江、四川藏學研究所所長仁真洛色、四川大學藏學教授李濤以及延吉市經貿委副主任呂惠堯同誌等，還有中央統戰部二局的朱曉明、盧小飛、廖東凡、張曉明等同誌。還要感謝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馬大正教授和李國強研究員、孫宏年副研究員。特別是馬大正老師，他是我國邊疆與民族研究方麵的前輩，調研任務繁忙，仍不吝為本書作序。在此一並致謝。
北京大學出版社的耿協峰博士、梅林和謝海燕編輯，為本書的編輯工作付出辛勤的勞動。對此深表感謝。
作者謹記
2004年12月於北京大學暢春園寒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