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再次指出，我們要從與時俱進的理論高度和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的高度，來看我國民族宗教問題的“五性”：長期性、群眾性、國際性、民族宗教的關聯性和複雜性。“9·11”事件雖然發生在美國，但是其突出的國際性，對於我們中國人如何處理好民族宗教問題，搞好國內安全戰略，同樣具有相當的借鑒。
第一，調整國家安全觀念，確立多元化的安全觀，尤應重視國土安全。在冷戰時代，對中國國家安全形成全麵威脅的是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中國安全的敵人來自國外軍事威脅。而在後冷戰時代，來自外國的軍事威脅幾乎不再存在。中國開始研究國家的經濟安全與信息安全。但是，北京還沒有重視來自本土的恐怖襲擊及其嚴電後果。研究中國出現國際恐飭主義的可能方向，尤應重視中國少數民族地區例如新疆、西藏地區出現大規模跨國恐怖活動的可能。當前恐怖主義的特點是其組織國際性、手段專業化、殺手高技術化。在中國，從前的恐怖活動有內地的土製炸彈爆炸，西藏的“藏獨”分子在CIA指導下的遊擊戰，新疆的“疆獨”分子的暗殺漢族幹部等。而主張“疆獨”的“東突”恐怖分子，早在90年代就在阿富汗塔利班當局受訓。據報道，曾有千餘名疆獨分子在塔利班接受過軍訓。與從前相比，目前國外恐怖活動對中國邊疆的滲透已成為威脅中國安全的重要方麵。
第二，從“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觀出發，探索民族與宗教間的和解，斬斷恐怖主義的基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中國封建君主的治國原則。同時，中國古代還有“君輕民貴”的民本思想。美國布什總統上台後挾其經濟與軍事實力，想稱霸世界，惟我獨尊，單邊主義霸氣十足，不把他國放在眼裏。“9·11”事件的諷刺性在於以小擊大，以弱勝強，原始的宗教力量可以打敗高科技的物質力量，個人的恐怖活動可以打擊國家元首的權威。美國的正副總統因為害怕遭同時暗殺，不得不隱藏行蹤。這完全顛覆了美國人的安全觀。美國要當世界警察，而又執法不公。在中東問題上美國長期偏祖以色列。在意識形態上美國歧視穆斯林，鼓吹所謂的“文明的衝突”。美國總統布什起初還把出兵阿富汗的軍事行動命名為“無限正義”，要對穆斯林發動基督教似的聖戰。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區域的國家。民族宗教問題，東西部差距，城鄉矛盾，官場腐敗，下崗失業，農民問題等，都是中央政府頭疼的“心腹之患”，也是中國出現恐怖主義的根源所在。90年代初，發生在新疆的巴仁鄉事件，是典型的民族宗教問題引發的。而在四川、河南、武漢等地發生的農民抗捐、仇殺幹部等，則是城鄉矛盾與官場腐敗的結果。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家國本一體。中國應總結美國的教訓，使不同的政治派別、少數民族、以及不同的信仰都能夠在中國找到自己存在的位置與價值，大家和平共處，共同建設家園。這樣才能消除恐怖主義的根源。
第三，加快西部發展，縮小東西差距，特別是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與東南沿海地區的差距。古代中國的農民起義，少數民族的“犯上作亂”，大多均源於社會的貧富不均。“均貧富”成為中國古代農民起義的旗號。要達到國家的長治久安，頭等大事是必須解決東西部差距和農民問題。
第四，攻心為上，對民族邊疆地區的恐怖主義活動，軟硬兼施。對“疆獨”、“藏獨”分子製造的恐怖活動嚴厲打擊。但是，對產生民族分裂主義的思潮要有辯證的看法，檢討過去民族問題上無限上綱上線打擊麵過寬的做法。事實上，民族宗教問題大多數起因於民族基層的風習與宗教糾紛，而不是所謂民族分裂問題。而政府政策打擊麵太大勢必造成更多的敵對麵。中國古代的君王們對少數民族采取的懷柔、籠絡政策和攻心措施，曾在蒙古與西藏起到了很好的穩定作用。“9·11”事件後，美國的軍事打擊已經取得勝利。而本·拉登還是無影無蹤，阿拉伯穆斯林對美國仇恨與日俱增。攻城為下，即使美國能夠抓住且處死本·拉登，但是美國永遠不能抓住阿拉伯世界的人心。成千上萬的本·拉登還會出現，誓死與美國為敵，製造更多的恐怖。中國古語雲：“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攻心為上，攻城為下，這正是“9·11”事件給中國處理民族和宗教問題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