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附中的紅衛兵成立於1966年5月下旬，參加的學生大多是革命幹部、工人、貧下中農出身的孩子。紅衛兵組織成立後，在學校內開展大批判活動，但沒有引起社會的重視，學校也不很支持。他們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毛澤東讀後，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開幕那天，即1966年8月1日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鼓勵和支持紅衛兵的行動。這封信寫出後，不脛而走，很快傳抄到全國。一個紅衛兵運動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又突起了。紅衛兵組織從中學生擴大到大學生中，從北京發展到全國，成為一個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並把毛澤東稱為“紅司令”。江青也到處代表毛澤東稱讚紅衛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小將”、“闖將”。
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是這樣寫的：
“你們在7月28日寄給我的兩張大字報以及轉交給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
“你們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彭小蒙同誌於7月25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他們紅旗戰鬥小組所做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地支持。在這裏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采取同樣的態度。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采取同樣態度的人們，我們一樣給予熱烈的支持。還有，我們支持你們，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也要給予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做人的出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誌們予以注意。”
毛澤東的這封信，猶如吹響了號角，一支衝殺在“文化大革命”最前沿的紅衛兵異軍突起，出現在大街小巷和各種鬥爭場合。他們身穿沒有紅領章的軍裝，頭戴沒有紅五星的軍帽，腰拴皮帶。臂上別著紅袖章，手拿《毛主席語錄》，口喊造反有理的口號，到處造反。他們很年輕，然而曆史的潮流把他們推入到鬥爭的漩渦中。
黨的八屆十一中會全以後，毛澤東更加積極支持紅衛兵運動。從8月18日第一次在北京接見紅衛兵以後的三個月中，毛澤東一共八次接見紅衛兵及群眾，計2000萬人次，從而使紅衛兵運動成為在“文化大革命”第一個曆史階段中規模最大的一個群眾運動。
毛澤東所以如此支持紅衛兵，目的是要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林彪、江青集團也利用紅衛兵運動，特別是江青集團利用紅衛兵運動幹了不少她們所幹不了的壞事。
1966年8月至9月，林彪在接見紅衛兵的幾次大會上公開煽動“要打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北京地區首先掀起了一個“破四舊”運動並迅即波及全國。8月24日，北京紅衛兵組織了40萬人的大會。將蘇聯駐華大使館前的“揚威路”，改名為“反修路”，將北京的協和醫院改名為“反帝醫院”，將“全聚德”改名為“北京烤鴨店”，將上海的《新民晚報》改名為《上海晚報》，將天津的勸業場改名為“人民商場”，將杭州的“張小泉”改名為“杭州剪刀店”；其次是拿著剪刀，剪長發、燙發，剪所謂奇裝異服；最後發展到打砸曆史文物。據統計，北京在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跡中，竟有4922處被毀掉，其中大多數被毀於1966年八九月間。北京從各個煉鋼廠搶救出的各類金屬文物就達117噸，從造紙廠中搶救出圖書資料320多萬噸，從各個查抄物資的集中點挑揀出的字畫達18.5萬件，古舊圖書235.7萬冊，其他各類雜項文物53.8萬件。紅衛兵運動從一開始，就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動蕩和衝擊。
紅衛兵運動從中學發展到大學，從北京遍及全國的進程中，很快地發生了嚴重的分化現象，不少紅衛兵在上述“戰鬥”中覺醒過來。盡管也有不少人完全陷入了林彪、江青集團的反革命深淵中。但激烈的鬥爭，使他們產生激烈的分化。曆史是無情的，這一代青年人一步入人生的道路，社會就給他們上了最深刻的一課。他們是共和國的同齡人，在紅旗下長大，在風浪中成長。他們留下了深深的傷痕，打下了難以磨滅的烙印。沉重的曆史教訓令人沉思。
八次接見紅衛兵
沒有毛澤東的發動和支持，全國的紅衛兵運動是不會興起的；同樣，沒有林彪、江青等唆使和利用，紅衛兵運動也不至於發展成悲劇。
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毛澤東先後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8月18日，首都百萬紅衛兵、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大會，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麵進行。那天，毛澤東突然穿上草綠色的軍裝，與林彪站在一起，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群眾。不少沒有穿軍裝的老同誌不得不回去換了軍服又趕來參加大會。那天的群眾大會，和過去不同了。林彪處在顯赫的位置上，又是穿上軍裝，戴上紅衛兵袖章，真有點“大革命”氣氛。這次大會，也是毛澤東首次接見來自全國的紅衛兵、學生和教師的大會。
林彪代表中共中央講話。這個講話雖然很簡短。但喊出了“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
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後，全國的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地發展起來，各省市的紅衛兵也紛紛來北京要求見毛澤東，開始了全國的大串聯，紅衛兵上京乘火車不用買車票。毛澤東出於發動群眾的需要，於1966年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等共八次接見了紅衛兵、學生、教師。在這八次接見中，外地共有1100多萬人來到北京。為解決這個大串聯的需要，中央調集了大批的物資，有吃的，也有穿的和用的，特別是交通的問題，從不少省市調公共汽車進京，負責運輸。當時北京的馬路上，到處跑著外省市調來的公共汽車，以應付潮水般湧向北京要求毛澤東接見的紅衛兵。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組織外地師生到北京參觀學習“文化大革命”運動。通知規定，從9月6日起分期分批來京參觀、學習，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經驗，來京參觀一律免費坐火車，生活補助費和交通費由國家財政中開支。很快形成了全國性的革命大串聯，其中有不少人借機跑了全國許多地方。
紅衛兵、革命群眾進行大串聯，以及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加劇了全國大動亂的氣氛，增加了國家不必要的開支。
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的公布，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後，全國形勢急轉直下。中共中央又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如何貫徹16條。8月23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講話。他認為：當前主要問題是各地所謂亂的問題。采取什麼方針？我的意見亂他幾個月，堅決相信大多數是好的，壞的是少數。沒有省委也不要緊，還有地委、縣委，《人民日報》要發表社論，工農兵不要幹涉學生的行動。提倡文鬥，不要武鬥。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學生開了10萬人大會，把凶手抓出來，驚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過去急急忙忙派工作組，急急忙忙鬥右派，急急忙忙開10萬人大會，急急忙忙發呼籲書，急急忙忙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對黨中央。為什麼反不得，我出了一張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有些問題要快些決定。
毛澤東在這時，還把重點放在發動群眾上。他積極主張把“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不要怕，也不要壓製。學生上街就讓他們上街，工農群眾不要幹涉。但他又提倡文鬥，不要武鬥。
9月7日，毛澤東對青島、長沙、西安等地問題的報告作了批示。他對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康生、江青等說：
此件已讀。青島、長沙、西安等地發生的情況都是一樣的，都是組織工農反學生，這都是錯誤的。這樣下去是不行的。請以中央名義發指示，不準這樣做。再發社論告工農不要幹預學生運動。北京就沒有發生這樣的情況，除人民大學調600農民進城保郭影秋之外，其他沒有，以北京的經驗告外地照辦。
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作了這樣的決定：
一、不準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動和組織工人、農民、市民反學生；
二、凡是發動挑動和組織工人、農民、市民反學生事件的地方必須公開承認錯誤，承認責任，平息工農、市民與學生之間的糾紛，絕不允許把責任推給群眾；
三、勸說工人、農民、市民不要幹預學生運動，相信學生絕大多數是革命的，是能夠自己教育自己的，對他們的言論行動有意見，可以向上級機關提出，不要直接同學生辯論，不要同學生發生衝突；
四、各級黨委負責人，不要怕學生，不要怕工人，不要怕農民，不要怕群眾，要放下架子站到學生中去，到群眾中去，同他們商量問題，堅決走群眾路線，堅持黨的政策原則，堅持《十六條》，沒有什麼不可以解決的問題。在北京有些負責同誌這樣做了，效果很好。
1966年8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做出了《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8月22日，中央同意公安部做出的《關於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以及中央的上述四條規定，目的是在於發動群眾。全國的學生運動在9月有了更大規模的開展。
1966年10月13日，毛澤東對外地來京串聯的革命師生作了這樣的批示：
下次接見，采取閱兵式的辦法，不管多少人，解放軍要統統包下來。由軍隊負責將外地來京的師生，按解放軍的編製，編組成班、排、連、營、團、師，編好後進行訓練。學習政治，學習解放軍，學習林彪和周恩來的講話，學習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學習解放軍的三八作風，學習編隊形，學習隊列基本動作，學習步法，每個人都要學會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歌子，使外地師生有秩序地接受檢閱。經過訓練，把解放軍的光榮傳統，三八作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帶到全國各地去。
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雖然是史無前例的，但是這樣的大串聯，一方麵加重了全國動亂，一方麵增加了國家的財力物力的開支，不少人來到北京後，一連幾個月不回去。對此舉動，黨內外不少同誌有意見。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他在會議期間，發表了多次講話。在一次講話中，他批評了鄧小平。他說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離我很遠的地方坐著。1959年以來，六年不向我彙報工作。書記處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們不是說他很有能力嗎？李富春休息一年，計委誰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紀律的，有些事是對書記處講的，書記處沒有向我講，鄧小平對我是敬而遠之的。這個講話內容傳出以後，社會上又開始貼批判鄧小平的大字報，從而喊出了打倒所謂“劉鄧路線”、“劉鄧司令部”的口號。
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有不少同誌反映和表現了對“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有意見，說犯錯誤是糊裏糊塗的。毛澤東說，五個月的“文化大革命”的火是我放起來的，時間倉促，不到半年，不那麼通，有抵觸，是可理解的。
在會上，陳伯達作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報告。他公開點名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等，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煽動人們要以無所畏懼的精神去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會後，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批判所謂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在大批判中，大批的黨政幹部受到衝擊、批判，扣上了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帽子，使黨政機關陷於癱瘓狀態。很多有造詣的知識分子被稱為反動學術權威而受到批判、打擊，有的被抄家，有的被關押，黨團員停止組織生活，混亂局麵十分嚴重。
此時此刻他不得不承認：
文化大革命鬧了一個大禍，就是批了北大聶元梓一張大字報、給清華附中寫了一封信、還有我自己寫了一張大字報，時間很短，六七八九十。五個月不到，難怪同誌們還不那麼理解，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北大大字報一廣播，全國都鬧起來了。紅衛兵信還沒有發出，全國紅衛兵都動起來了，一衝就把你們衝了個不亦樂乎。我這個人闖了這麼個大禍，所以你們有怨言，也是難怪的。
毛澤東承認自己闖了一個大禍。有不少地方他是沒有估計到的。他計劃“文化大革命”運動隻搞兩個月、五個月，也許還多一點，即一年或一年多一點時間。然而現在的情況完全超出了估計。他沒有料到運動會弄成這個樣子，更沒有估計到會發展為全國的大動亂。
對此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以穩定全國的政治形勢。其中有：
一、停止所謂的革命大串聯。1966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北京大中學校革命師生暫緩外出串聯的緊急通知》。11月16日、12月1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連續發出通知，一律暫停乘火車、輪船、汽車來北京和到各地串聯。1967年2月3日、3月19日又發出通知，停止全國大串聯。這樣大批外出的人員才逐漸回到本單位。
二、堅持抓革命、促生產。1966年下半年，全國大動亂形勢的出現，工農業生產受到嚴重衝擊。196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抓革命、保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要求全國工人堅持8小時工作製，遵守勞動紀律，完成生產定額，利用業餘時間搞“文化大革命”。
三、做出了關於農村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966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農村的“文化大革命”按《十六條》、《前十條》、《二十三條》進行。
四、對大中學校師生實行軍訓。196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對大中學校師生進行短期軍政訓練的通知》。毛澤東指出：
“派軍隊幹部訓練革命師生的方法很好。訓練一下和不訓練大不一樣。這樣做，可以向解放軍學政治，學軍事，學四個第一，學三八作風、學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加強組織性紀律性。”
從部隊抽調大批幹部，到大中學校開始軍訓的工作。計劃用半年多時間，分期分批地對大中學生實行軍訓。
由於采取了上述措施，全國動亂的形勢暫時平穩下來。但是林彪、江青集團篡黨奪權的目的還沒有達到，因此，動亂絕不會就此停止下來。但此時紅衛兵的大串聯基本上結束了。
“叫革命委員會好”
“文化大革命”運動從它發動起，就受到了不少幹部、群眾的反對，阻力之大是空前的。毛澤東竭盡全力，調動各方麵的力量，要把這種阻力衝垮。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陰謀家為達到篡黨奪權的目的，必然以積極的姿態和“左”的麵目出現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舞台上。他們站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一邊，向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陳毅、葉劍英等發起攻擊，鬥爭十分尖銳，最激烈的有下述幾次。
一是關於派工作組的問題
在政治運動中派工作組去領導是黨的一個傳統做法。特別是在全國動亂十分嚴重的情況下，劉少奇主持黨中央工作，決定派工作組進駐學校穩定局勢是很有必要的。工作組同學生的無政府主義鬥爭也是正確的。這不是鎮壓學生運動。然而，毛澤東對此大為不滿，林彪、江青一夥也借工作組問題大做文章，攻擊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劉少奇等對“文化大革命”表示了極大的不理解，跟不上形勢。1966年7月28日北京市委召開的首都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大革命”積極分子大會上，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在講話中，都談到了這次“文化大革命”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劉少奇還說怎樣進行“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曉得”。這些明顯地表現了黨中央主要領導人對“文化大革命”的不同認識、不同理解、不同意見。但是，毛澤東把劉少奇看成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代表，犯了路線錯誤，必須搬掉。林彪、江青一夥對這分歧卻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使毛澤東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嚴厲指責派工作組“是鎮壓”，“是恐怖”，“牛鬼蛇神，在坐的就有”等，完全剝奪了劉少奇等爭辯的權利和機會，從而把派不派工作組當成了劃分兩條路線是非的標準。
二是關於貫徹《十六條》的問題
1966年8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製定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是在黨內民主生活極端不正常的情況下，毛澤東個人領導代替黨中央集體領導的曆史條件下製定的。這個決定的製定，使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思想、理論、方針等再一次合法化。但是，這決定的貫徹，並不是完全以毛澤東的意誌為轉移的。毛澤東估計到：很有可能會遭到廣大幹部的反對和抵觸。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馬上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研究如何傳達貫徹的問題。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文化大革命”像一匹脫韁的野馬，狂奔而去。尤其是青年學生衝出學校，到處進行所謂的“造反”。對此，不少黨員幹部深感困惑，處在被動、抵觸和不安的狀態。這反映了不少幹部對“文化大革命”的抵製和鬥爭。特別是在10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承認自己“闖了大禍”，也不得不說“不能全怪劉少奇、鄧小平同誌”。
毛澤東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態度以及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講話，明顯地表現了他處在一進一退之中，也反映了黨內不少同誌對“文化大革命”的抵製和鬥爭。
三是關於人民解放軍不能亂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發動後，很快波及到軍隊。尤其在林彪的唆使下，軍隊也開始動亂起來了。對此，老帥們極力反對。1966年11月13日，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軍隊院校和文體單位來京人員大會。在會上，除要求來京人員迅速地回原單位工作、學習，參加“文化大革命”外，老帥們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陳毅在會上的講話中說：
“人民解放軍不能亂，一定要有秩序。”
“今天陳老總在體育場給你們潑冷水。潑冷水不好，有時熱過了頭，潑冷水擦一擦有好處。”
“我1927年參軍，當解放軍三十九年了，還沒有見過解放軍打解放軍。”“在鬥爭中，我不讚成逐步升級。不是口號提得越高越好。”
“作為路線鬥爭，要有限製，有多大錯誤，作多大估計，不要一味擴大。”
徐向前在會上的講話中說：
“我們解放軍：海軍、陸軍、空軍，隨時保持戰鬥狀態，一聲令下，就要開得動。”
葉劍英在會上的講話中說：
“真理就是真理，跨過真理一步，就是錯誤，就變成了謬誤。”
“學習毛主席著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要當聖經念。”
“允許人家犯錯誤，更要允許人家改正錯誤。有少數人，有時幹部心髒病都發了，倒下了，還要抓人家鬥。對這件事我很憤恨！這些人沒有無產階級的感情，不是無產階級的軍人。”
1966年11月29日，陳毅在工人體育場召開的群眾大會上的講話中又說：
憑主觀空想幹革命，就要犯錯誤。
我的講話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講偉大、偉大，這有什麼好處？這不好。
現在的鬥爭，我非常擔心，每個部隊都在鬥他們的首長，每個部都在鬥他們的部長，抓住一句話就鬥，就批，我很擔心，這樣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一講黑幫，所有的幹部都是黑幫。一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有的幹部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有的都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打擊麵太寬、太大。以前我們就犯過這樣的錯誤。
5個月的“文化大革命”實踐，沒有給黨、國家、人民帶來什麼好處，相反，造成了全國大動亂。此時此刻，毛澤東也處在困境之中。
然而解脫這種困境，把“文化大革命”運動向前推進的是上海的稱之為“一月風暴”的奪權鬥爭。
其實，“文化大革命”中的奪權鬥爭，並不是從上海開始的。奪權之風，首先來自於中央。如，撤銷以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以陳伯達為組長的中央文革小組是奪權鬥爭；打倒陸定一，改組中央宣傳部，也是奪權鬥爭；打倒彭真，改組北京市委也是奪權鬥爭；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黨中央領導人員，林彪居毛澤東之後為第二位，劉少奇降為第八位也是奪權；陳伯達率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奪吳冷西的權也是奪權鬥爭；《解放日報》《文彙報》《解放軍報》造反派掌權也是奪權鬥爭。這些奪權鬥爭在當時沒有普遍的影響。而具有重大影響的是要解決省市委這一級的問題。
自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作為黨中央已完成了改組的工作；作為基層，群眾已發動起來了。而惟獨處在中間狀態的――省市委機關的問題沒有解決。發動向省市委奪權，既可以解決中間這一層的問題，也可以標誌著“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的特點。上海的所謂“一月風暴”符合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因此，得到他的稱讚和支持。
上海的所謂“一月風暴”，是在深刻的曆史背景下掀起的。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元旦社論。在社論中傳達了毛澤東提出1967年是“全國全麵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的指示，號召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首先行動的是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他們在北京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兵團”時，誣陷陶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忠實執行者”，“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叫囂打倒保皇派，打倒陶鑄。
他們在元旦之際就急急忙忙地策劃要打倒陶鑄。
陶鑄當時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他是名列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後，而在康生、陳伯達之前的第4號人物。打倒陶鑄，康生、陳伯達的地位就僅次於林彪、周恩來之後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權力全落在江青一夥手中。
其次行動的是上海的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等人。
1967年1月6日，在張春橋、姚文元的策劃下，以王洪文為頭目的上海造反派組織召開打倒上海市委大，篡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8日，毛澤東發出指示，對此大加稱讚：
“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
1月11日，經毛澤東授意，由中央文革小組起草，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名義給上海市各造反團體發賀電，祝賀他們的勝利。《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在這些社論中，熱烈地支持上海的奪權鬥爭，並號召全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
由於毛澤東的支持，上海的奪權之風，很快地刮遍全國。1月14日，山西發生奪權；1月25日，貴州發生奪權；1月31日，黑龍江發生奪權；2月3日，山東發生奪權；4月20日，北京發生奪權；8月12日，青海發生奪權；11月1日，內蒙古發生奪權；12月6日，天津發生奪權。
1967年3月30日，《紅旗》雜誌發表《論革命的“三結合”》一文。文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批示。
“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權力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
隨後全國上下都叫起了“革命委員會”。4月20日，北京市成立革命委員會時，毛澤東對謝富治說，革命委員會要以造反派為主體。當時，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委員共有35人，其中造反派代表22人，革命幹部7人，解放軍6人。毛澤東還認為，要讓真正的造反派掌權，不要隻是數量上占優勢，造反派有群眾基礎，有強大的生命力，要在工作中鍛煉和培養。
在奪權之風刮遍全國的過程中，各機關、各單位的群眾紛紛分裂為兩派，而且日益對立，鬥爭逐步升級。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不得不在1967年的1月23日做出了《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在決定中指出：“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滿足他們的要求。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問題不是介入不介入的問題，而是站在哪一邊的問題，是支持革命派還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問題。人民解放軍應當積極支持革命左派。”不久，毛澤東又要軍隊承擔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等任務。中央軍委也做出了《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部隊派出大批的幹部戰士，實行“三支兩軍”的工作。這對於密切軍民關係，穩定社會秩序起了積極的作用。
1967年2月1日，毛澤東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出一定要堅持文鬥，反對武鬥。信中說：最近以來，許多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來信問我，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遊街、是否算武鬥？我認為是武鬥的一種形式。這種做法起不了教育人的作用。這裏我順便強調一下，在鬥爭中一定要堅持文鬥，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鬥出水平，才能達到教育人的目的。應當分析武鬥的大多數是黨內的一小撮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文化大革命，破壞黨的政策，降低黨的威信。凡動手打人應依法處置，請你轉告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在林彪、江青的唆使挑撥下，武鬥愈演愈烈，特別是江青公開提倡“文攻武衛”以後，武鬥更為嚴重。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巴盧庫時對“文化大革命”運動作了這樣的評價和估計。他認為：
一、“文化大革命”現在正處在決戰時期，誰勝誰負還不能作結論，到明年這個時候，可能差不多了；
二、多年來，我們黨內鬥爭是沒有公開化的。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麵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麵。
毛澤東此時對“文化大革命”已開始了思考與總結，並看到了它的長期性。這與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時的看法和估計是不同的。同時，他也下決心要把這場“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把“文化大革命”當作為解決黨內問題，進行黨內鬥爭，實現反修防修的一場最有效的鬥爭方式。
這是1967年1月全國刮起奪權之風以後毛澤東作的考慮和部署。當然，在這個時候，他還認為“明年這個時候就差不多了”，而沒有料到“文化大革命”會延續達十年之久。
（摘自《晚年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