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法家“法”之毒的方法，是現代法製建設，其中關鍵不是建立多少具體的法，而是確立“法的精神”。現代法製中的法，不是當權者意誌的專斷，而應當是人民意誌的體現。當我們的法成為民意的體現後，法就不再是束縛人的鐐銬，而成為了規範人的交通燈，保護人的斑馬線。
破法家“術”之毒的方法，是“真誠”的文化建設。所有術的背後都是欺騙，而騙人者也被人騙，中國人“詐偽不誠”的惡習也就是從這裏起始的。而更誠實，也就有了人與人之間更多的信任，而有更美好的文化。增進新聞自由，也許就是這方麵可以首先去做的事情。
破法家“勢”之毒的方法，就是現代民主建設，是樹立人與人平等的意識形態。
當然，破法家所有毒素的關鍵，在於心理建設，在於讓人們得到愛、懂得愛，讓人們都懂得人性的尊嚴，也知道如何保衛自己的尊嚴，讓人們有安全感有自信和對人的信任。當人們心中有愛，有尊嚴，有信仰之後，法家的那些陰霾必將散去，如薄霧飄散在風中。
那時，法家所遺留的唯一有價值的東西，也許隻是一些具體的管理技巧，清洗掉這些技巧中所含有的病態價值觀之毒後，也許這些方法對我們還有一些用處。——就像一個被收服的妖怪，也可以為菩薩的山林去做一些打雜的工作一樣。
諸子百家是一座礦山
相信進步的人，以為古代的東西當然是過時的，因而往往是無用的。某些方麵確實如此，比如在自然科學發展突飛猛進的今天，如果試圖用古代的有關知識與之抗衡，在多數領域都必然會如同螳臂當車。但是，如果在人文領域比較古今，就未必會得到同樣的結論了。在人文知識上，古代知識未必過時，而現代人對人性的理解也未必就更加深刻。
諸子百家的思想，也並非完全過時，有些方麵至今依舊有價值。我們可以把這些傳統思想體係看作是礦山，礦山中並沒有現成的鋼錠或者鋁錠，但是，那裏麵有礦石，隻要我們善於發現和冶煉，我們就可以在這礦山中得到資源和財富。
一、墨家是信仰精神的金礦
墨家思想的基石，是“兼愛”兩字，因為“兼相愛”，所以才有“交相利”（好像我們現在說的“雙贏”，但是“贏/輸”這樣的概念本身還是競爭語言，不屬於墨家）；因為兼相愛，所以“非攻”（好像今天所說的和平主義，不過，墨家是讚同防禦性的戰爭的）；因為兼相愛，所以要“節用”，避免自己的浪費導致資源不足和人際爭奪……
兼愛，不是親人之間的愛，是所有人之間的愛，是一種比血緣更博大的愛。
為了讓我們相信這種愛的正當性，墨家提出“天”和“鬼”讓我們相愛。這個方式類似西方人所說的，“上帝就是愛，上帝讓我們相愛”。墨家是諸子百家中，最具超現實信仰精神的一家，但是墨家所信仰的，與其說是天神，不如說就是“愛”本身。
因為有信仰，墨家做任何事情都有愛心融化其中。墨家是最好的工匠，這不僅是因為他們有技術，更是因為他們有愛心。墨家中有武林高手，是因為他們有心願要保衛自己愛的人們。
也許正是因為墨家精神最純潔而偉大，所以也就格外不能被秦始皇等法家人物所容。韓非子恨恨地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這些犯禁的俠士，最多的就是墨家的傳人。
墨家是信仰精神的金礦，繼承和發揚墨家的精神，可以把中國人從庸庸碌碌的凡俗生活中超拔出來，帶我們的靈魂到那光輝燦爛的天空，讓愛的金色陽光照亮掙紮在痛苦泥潭中的人們，讓大地上開滿鮮花。
我希望自己能夠看到這一天。
二、陰陽五行家的五色石
陰陽五行家的創始人鄒衍是從儒家中分出的，陰陽的思想也和儒家對《易經》的研究有關。不過，如果我們遠觀陰陽觀念的起始，那要遠遠早於孔子研究《易經》之前，《漢書·藝文誌》認為，陰陽家是源於遠古負責研究天象的官員。五行的思想，也是在更古老的《尚書》中就已經出現。
對天象的觀察和對天文的研究，是各個古老民族都十分重視的事情。歐洲的自然科學，就是從天文學研究開始的，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最早也是在星球的運動中去驗證的。從中國的天象觀察和天文學中，引申出的不是自然科學，而是陰陽五行思想。陰陽五行思想當然不是科學，但是它和科學一樣，都是一種用於理解和預測事物發展變化的理論體係。
陰陽五行家的認識方式，反映了中國式認識活動的特點，那不是和西方一樣的邏輯精密而概念界限分明的思維，而是一種看似模糊的但卻更為辯證的思維模式。陰陽五行可以看作是一種模糊數學的符號，可以用來進行運算。
陰陽五行家的思想和醫結合，成為了中醫的理論基礎。陰陽在中醫中，可以反映人身體的兩種不同的機能，而五行更直接對應五髒，用來運算五髒之間的相互影響規律。
以董仲舒為代表，後來陰陽五行家和儒結合，從中出現了所謂的讖緯，這是一種預測學，可以用來預測未來的政治人事的變化。陰陽五行化的儒家，認為人事和自然現象都屬於陰陽五行的變化，所以可以交互感應。因此，我們可以從自然界的陰陽失衡中，了解到人事上的陰陽失衡。例如，朝廷上如果後妃當權，就會感應而造成陰盛陽衰，這樣就可以引起母雞打鳴公雞下蛋等異常的自然現象。
陰陽五行家和道家結合，成為道教。而中國的種種方術性質的活動，占卜風水、驅邪等，無不以陰陽五行為其基石。
獨立的陰陽五行家，在漢末已經消亡，魏晉之後更是完全不複存在。而陰陽五行的思想，卻存在於中國文化中，直到今天依舊影響廣泛。
在科學昌明的今天，乍看起來，陰陽五行這樣一種體係似乎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因為，它所應用的範圍和科學有一定的重合，而科學已經如此成功，我們不再需要一個不夠成功的體係。我們如果希望知道明天的天氣，與其找一個熟悉陰陽五行的人去算算陰晴，不如看看氣象台用科學手段作的預報，後者雖然也時常會有不準確，但是準確度卻比算命先生的平均水平不知高了多少倍。我們選擇一個蓋房子的地方，也可以用科學手段測量這個地方的電磁場、日照、噪音等指標，確定它是否適合人居，似乎也比風水更能令人信服。
但是，陰陽五行學說卻未必會因此消亡，在我看來，陰陽五行學說這樣的特殊認知方式中，還可以引出某種新的東西，也許它會滋生一種新的科學，我們不知道這是否會發生。這塊五色石，究竟是寶貴的礦石，還是一塊沒有多少價值的花花石頭，我們還要等等才能知道。
三、雜礦：名家、農家、兵家和縱橫家
名家主要以辯論見長，是中國文化中對類似西方的邏輯最熟悉的人。但是在中國文化中並未得到發展，在兩個大師惠施、公孫龍之後，並無出色的傳人。在當代看來，他們所做的事情，西方文化中已經做了而且已經做得非常好了，我尚未發現名家流傳下來的思想中，蘊涵著西方哲學所沒有的潛在的東西。所以，我個人以為中國名家不需要發展，我們隻需要引進西方的邏輯學和哲學作為替代就可以了。
先秦所謂的“農家”，並不是指那些種地的農民，不是我們現在說“農家樂”的農民家庭，而是一個重視農耕的學派。代表人物是許行，提倡“賢者與民並耕而食”和“市賈不二”，也就是提倡人人都參加農業勞動、物物等量交換。這一派的思想流傳不廣、影響也不大，很快失傳後，現在已經沒有留存下的文獻，因此，也談不上怎麼去繼承了。
兵家在中國發展很好，這是文化的幸事，但是剛好說明了中國人的不幸，說明中國戰爭頻繁，所以中國的聰明人有足夠的機會去學習軍事。
如果我們比較中國軍事史和西方軍事史，可以明顯看出中國人用兵之神妙，在全世界都是領先的。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戰例，在中國比比皆是。而中國兵家之所以能夠有這樣卓異的成就，主要是兵家善於運用道家的辯證性思維。
作為一種實用軍事學，中國兵家的經典還是有相當的價值的。
縱橫家是古代的政客，所謂縱橫之術也就是政治權術，和兵家一樣，在實用層麵也有價值，但是在文化建設上，卻談不上有多大的價值。曆史上的縱橫家們並沒有多少文化理想，不過是運用縱橫之術混個金飯碗吃飯而已。
當佛來到中國後
如果我們比較一下早期佛教造像和後來的佛教造像，會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區別：早期佛教造像中，不論是佛、菩薩還是羅漢，一概都是深眼窩高鼻梁甚至卷發，一眼就看出不是中國人；而後來的造像中，佛和菩薩們逐漸地越來越像中國人的樣子了，看看我們的觀世音菩薩，完全是一個慈祥的中國女性的相貌。
如果我們把這也看作一個象征，那麼它的象征意義是，在一段時間之後，佛教對中國來說，已經不再是“外來文化”，它成為了本土文化；佛已經不再是外國人，它在中國人心目中已經獲得了中國國籍。
佛教，是中國最成功地引進和吸收了的一種外來文化。
一、佛教和道家的融合
佛教進入中國時，中國本土和它最接近的思想體係就是道家思想。比如，佛教推崇的境界是破除執著，而如果我們去看莊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辨證論述，你幾乎會以為莊子是個佛教徒，因為他所做的正是在破除執著。
再比如，佛家的“空”和道家的“無”也是很相似的，空並非一無所有，而是一種“無遮無礙”的狀態；而“無”也是一種自由自在的狀態。
佛家要破除一般的知識，而彰顯大智慧，大智慧不是通過知識學習而得到的，相反獲得大智慧的操作方法之一是禪定，也就是通過專注而減少以至於不再有念頭，大智慧自然會發生。而道家也同樣有類似禪定的“玄覽”，道家所說“為學者日益，為道者日減，減而又減，以至於無”，聽起來頗像對禪定方法的注解。
因為佛道之間的相似，甚至會有一些傳說，說這兩者之間是有關係的。比如佛教中有種說法，說老子是佛的一個弟子，來到中國；而道家則說老子騎青牛出關後，不是到了別處，而是到了印度，他實際上就是佛本人。這些傳說在曆史上真實發生的可靠性當然不會大於零，但是在精神層麵作為一個象征去看，則並非一派胡言，因為佛道之間的確有著精神的一致性和聯係。
當然，佛教和道家還是有不同的。比如，佛教的目標是達到涅槃境界，完全超越人世；而道家卻並無這樣的追求，而樂於遊戲於人間。佛教更主動地度化世人，而道家則更為順其自然。佛教更是出世間的，而道家遊戲人生則無所謂出世入世。
從具體形式上，佛教有正式的儀軌，而佛教剛進入時，道家並無正式的團體和儀軌，至於道教的儀軌，那還是後來學著佛教而創立的。
不論如何，佛教和道家並無本質衝突，因此很快就相互影響並且開始融合。而這個融合的最大的成果，就是中國化的佛教支派——禪宗。
禪宗的直係來源當然是佛教而不是道家，達摩祖師也並沒有學習實踐過道家，但是，禪宗成為現在的這個樣子，卻和中國人具有道家基礎有莫大的關係。佛教支派很多，但是在中國禪宗最為興盛，就是因為這個支派最符合中國的土壤。唐三藏西天取經，回國後創立的法相唯識宗就沒有這樣大的影響，就是因為和中國的水土不合。
如果我們看印度佛教的經典，你會發現那往往充滿了詳細繁複的推理，使用印度的邏輯學即所謂的因明，囉哩囉嗦頗像我們心目中的唐三藏。而禪宗則完全不同，廢話少說，用最簡練的語言甚至不用語言，更多靠啟發人的頓悟，就傳達了佛家的深刻洞察。
這恰恰是因為，禪宗的這個方式很“道家”，“道可道，非常道”，道家一貫教導中國人，真正的道是不可言傳的。而佛的大道，當然也不可言傳，而同樣適合用啟發的方式，讓我們自己去頓悟。
從這個意義上看，可以說禪宗是和道家結合的佛教。禪宗是中國化的佛教，是佛教在中國結的果實。到了六祖慧能，我們可以看到禪宗已經完全“中國”了。
後來，禪宗在中國經曆了一個很昌盛的時期，造就了許多高僧，也相當程度上影響到了中國人的精神。當然，影響中不僅僅是積極影響，也有由於學佛者的一些誤區而帶來的消極影響，比如野狐禪之類。
二、佛教與儒家
佛教與儒家卻並非像和道家那樣一見如故。
因為，出世的佛教和入世的儒家，有一些很明顯的差異。儒家不能接受佛教出家修行的方法，因為儒家的自我修養的過程從來都是“在家”的，這裏說的在家不是佛教所說的不出家而已，而是確確實實要在一個家庭裏，儒家認為隻有家庭才是最適合修養自己的地方。儒家弟子要做的事情，第一是修身，第二就是齊家，以後才是治國平天下。
儒家看來，一個人拋棄了家庭，置父母對自己的期望於不顧，不擔負自己對家庭的責任去生兒育女，這是不孝的行為。這是要被譴責的，而更何談成為人生的榜樣？而且，儒家看來，佛教出家人也放棄了對社會的責任，這也是不可取的。不忠不孝，在儒家看來，這樣的宗教是不可容忍的。因此，早期儒家弟子往往對佛教采取了敵對的排斥的態度。
但是後來，隨著相互了解和相處，慢慢地佛教和儒家之間的衝突減小了，雙方也都互相有了一些影響。佛教逐漸中國化，在一些方麵向中國人的習俗靠攏了。比如，本來完全靠別人布施而生活的僧人，在中國也開始有種田的了，這樣，佛教就得到了社會的寬容——畢竟不是白吃飯了。還有一個我個人認為不好的變化，那就是在印度，僧人是不敬拜帝王的，因為僧人是佛的代表，不能屈尊敬拜區區的人間帝王。而到了中國後，逐漸地和尚們不僅敬拜帝王，而且對地位高一點的人間官員都去敬拜了。
而儒家受到佛教的影響則更為巨大。宋明理學雖說名義上是純粹的儒家，但是實際上，在宇宙觀人性論等很多方麵，受到佛教的啟發很多。——實際上他們往往是在佛教的啟發下，突然理解了一個孔子說過但是沒有明確說清楚的道理。於是他們說，我們並非學習佛教，而是闡述儒家聖人早已知道的道理。——這話當然也並非假話，但是多少還是有些不承認佛教功勞的偏心。比如在儒家人物中，王陽明受到佛教影響應該是最多的，“良知良能”和“佛性”應該是大有關係的。
三、佛教與民間
大智慧的佛教，到民間必須有一些轉變。比如，佛教是反對偶像崇拜的，但是到民間，你不可能不塑造一個佛像讓人崇拜。
佛教對中國民間的影響，主要是：確定了因果報應的觀念，和提供了作為心理寄托的偶像。
因果報應的觀念，使苦難中的人得到了安慰：即使我今生得不到幸福的生活，至少以我的善良，來世我有希望得到幸福。因果報應也足以讓人發泄憤怒，有的人窮凶極惡，我拿他沒有辦法，但是至少我知道，將來他會在地獄受苦。
因果報應的觀念，也能夠使人多多少少能多做一點善事，而在做壞事的時候也能夠稍微有一點顧忌。
佛教也為民眾提供了心理寄托。觀世音菩薩是中國人遇到困難時第一個想到去求助的對象。大肚子彌勒佛，用他那永恒的歡笑，安慰著愁苦中的中國人。而中國土產的濟公，也用一種道家式的不修邊幅的風格，到處去扶危濟困。
佛教給過於現實的中國人，帶來了超越現實的信仰，這種信仰自墨家被滅亡之後，已經不大存在於中國了。正因為佛教可以有這個作用，所以許多人也借助佛教的力量去組織政治性的團體，比如白蓮教、彌勒教等。在信仰的力量下，一向現實的中國人可以變成不現實，可以為一個理想（也許隻是幻想）而英勇獻身。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佛教在民間的發展並非取代儒家的地位。如果一家有個孩子要出家，大多數家庭不會認為這是一個好事情，他們還是會覺得這多少有些不孝。接著大家就會猜測這個人一定是遇到了什麼心理創傷，比如他也許是感情受挫而心灰意冷，才會“遁入空門”。
近年來，由於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們看到信佛教的人數也在逐漸增加，佛教，還在中國繼續發展著。
西方的不速之客
近代西方思想對中國的影響還未完全確定。
中國一開始對西方持輕視的態度，但是這個態度很快被糾正，甚至可以說徹底扭轉了。西方的堅船利炮輕易地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也摧枯拉朽一樣摧毀了中國人內心的自負。
失敗，使中國人在西方麵前有了強烈的自卑，也使得中國人異常焦慮。
於是，我們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焦慮而自卑中的學習。結果我們未必學習到了西方的優點，也許反而更多地學習到了對方的缺點。
自卑，導致兩個極端的表現。一種表現是，盲目追隨西方，好像西方的什麼都是好的。以追隨西方的最新思潮為榮，並試圖全麵引進西方的東西，用西方來改造中國。以心理學界為例，許多學者研究的課題，取決於西方心理學家近來研究的方向，最得意的成就，也隻是自己的論文能發表於西方的雜誌。其他各個領域也無不如此，甚至連城市的草坪上鋪的草，也都是歐洲人所用的地中海區域的草種——而這種草常常並不適合中國的氣候。
另一種表現看似完全相反，但是實際卻出於很類似的自卑心理。那就是盲目的國粹主義，好像隻有中國古代的才是好的，拒絕吸收西方的東西。而對中國傳統的東西，不加鑒別地讚賞，甚至包括中國最腐朽沒落肮髒的傳統。我們的古裝電視劇中，那些津津有味地演奴才、演太監，演宮廷勾心鬥角的故事，可以看出有些電視人和觀眾還真的是樂在其中。心理學研究指出，有種心理防禦機製叫做“反向作用”，是說當我們想掩飾一種心理時，很可能會不自覺地走向反麵：不承認你恨一個人，你可能就會表現出格外愛他；不承認愛一個人，你可能就會表現出格外討厭他；同樣，當你不承認自己在外國麵前的自卑時，你可能就會表現得格外“對中國傳統自大”。因此，那些盲目的國粹主義者，也許內心同樣自卑。
隻有不自卑，我們才可能真正像魯迅先生所期望的那樣，成為“拿來主義者”，才能夠從中國傳統和西方文化中自由地選擇最優秀的成分，有機地消化吸收，並創造一種結合中西的優秀新文化。
焦慮，導致的是急躁。急於富國強兵，可能使我們對某種來自西方的思想文化製度不加深思地接受，有可能反而使我們走了更多的彎路，更延緩了中國社會改進的速度。
經過200年左右的時間，已經有不少中國人意識到了西方文化中的積極價值：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但是如何吸收這些文化，並和我們原有的文化很好的整合，這個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
所有這些，是過去，而我們的未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