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谘詢中有一個小技巧，可以使一個人更清楚地了解自己，那就是讓他寫一個自己的“簡史”，用一百來字的篇幅，寫自己一生的故事。由於字數極為有限，人們就必須寫最重要的事情，從而能夠從細微末節的小事中擺脫，看到自己一生的主線。
我也想用這個方法來寫中國文化的源流，於是我寫了下麵一段話——
道家為其本，敗壞後為權術；儒家、法家影響最大，儒家敗壞後成為精神枷鎖，法家更成為專製幫凶；墨家在俠中有留存；陰陽五行和醫結合，亦和儒結合成為讖緯，和道家結合為道教；名家衰落，農家、兵家為實用；縱橫家和法家合流；佛家與中國的道家結合為禪宗，與儒家結合為新儒家，俗化為民間宗教；近代西方思想對中國的影響還未完全確定。
這樣簡單的總結，對我自己來說，是很清楚了，它能給我一條中國文化源流的清晰主線。但是，這樣簡單的總結，對交流來說是不夠的。我必須有更詳細的表達，才能使讀者朋友們接受和理解。
實際上本書就是對這段話的詳細的表達，所有本書中議論的事情，提出的具體觀點，都不出這段話的範圍。每一篇文章，都是在這條百轉千回的文化之河上，選取一個點或者一個區域，照下的一張照片。而我們還需要有一個相冊，能夠按照順序確定這些照片應有的位置。
我下麵的總結就是這樣的一個相冊。
本書目標，是從心理學的角度梳理中國文化思想，條分縷析在中國文化成中心理因素的作用，中國文化對中國人的心理特點的影響等。探詢中國文化精華，以使我們的文化複興有所憑借，並指出其中所出現的問題以及流弊，從而揚棄之。
但是，中國文化思想是一個極大的題目，有關文獻汗牛充棟，任何一個話題要展開討論都需要大量的時間，在下實在是不可能做到那樣全麵。因此，我隻能滿足於掛一漏萬，隻選取一些我個人認為比較有代表性的片斷，作一些淺顯的分析。希望能夠借助這些片斷的分析，從心理的角度，大致勾勒出中國文化思想的粗略輪廓來，並用明白的語言去表達，從而讓有興趣的朋友，能夠從中激發一點點思考。
道家是中國文化之本
所謂道家是中國文化之本，並不是一個曆史的描述，不是說各家都是實際從道家分出來的支派，而是說，中國文化中最有影響的那些思想，實際上大都不出道家的範圍。百家中影響最大的儒家和法家，都可以看作是道家思想具體化或者扭曲化之後的產物。這也許是因為道家的思想深度最深，而廣度也最大。老子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道家是講道和德的，儒家是講仁、義和禮的，而禮之下就是法。所以根據老子的觀點，道家、儒家和法家是逐級向下的關係，而法在禮之下，在道家看來是已經“亂”了。
如果說這個說法出自道家之口，自己一派總會高抬自己，所以不足為憑，那麼我們還有儒家的說法。據《禮記·禮運》記載，孔子曾經對比過“大同之世”和“小康之世”。大同之世是天下為公、任性自然。小康之世是天下為家，是興立人文、創設製度、謀用是作。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的大同之世正是道家的理想，而小康之世則是儒家的追求。儒家之所以追求小康之世，不是因為覺得大同之世不如小康，而是因為孔子認為現實條件不足以實現。
當然，最主要的不是老子孔子這些人怎麼說，而是實情如何。如果我們從整體上俯瞰百家，也會發現實際情況的確如先哲所說，道家的確是代表中國文化最本源的一個學派。當代學者也有人提出了類似的觀點，由於此書並非學術論著，為了行文的簡練就不做引用了。
一、道家與儒家
所謂孔子問道於老子的故事，雖然頗有可能是杜撰，但是，儒家思想不能涵蓋道家，而道家的思想能用來解釋儒家，則是確實的。在思想本身的邏輯上，我把儒家看作是道家思想在具體曆史階段上的具體化。
儒家思想的基礎是“仁”。“仁”是人本來就有的，隻不過常被蒙蔽，隻要能去除蒙蔽，發揚光大“仁”的精神，人都可以成為聖賢。從儒家角度看，“仁”已經是最基本的、不需要再分析的人性特質了，類似物質世界的基本元素。而在道家看來，“仁”隻是人的“天性”在一種特定情境下的表現形式。老子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也就是說，在人不能自然地順應“道”的時候，我們必須依靠“德”也就是人的積極品質。“德”雖然是積極品質，但是，已經是一種有些僵化的東西了。我們試舉一個例子，有個人急需幫助，如果他遇到了一個有“道”的人，那個有道的人，不會去想，“因為什麼什麼原因，我應該幫助這個人”。隻不過，這個情境下，自然有一個驅力讓他很自然地做了某個事情，這個事情會對那個人有幫助。有道的人，沒有去想為什麼要幫助他，也沒有“我幫助了他”的想法，甚至也不是因為有這樣的性格，他就是那麼一做，也沒往心裏去。而一個有“德”的人，遇到這個情境，則是因為他有“樂於助人”這樣一個習慣和性格特點，所以，看到了有人需要幫助，也就去幫助了。這樣的人，一定是“好人”，但是也有一點僵化，因為也許有的時候，做“不好的人”實際是更好的選擇。不過，有德者也還是不錯。而失去了“德”的人，幫助別人就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他必須心裏對那個人產生了側隱之心，才有可能幫助他。這個惻隱之心，就是“仁心”。如果我們要激起仁心才能幫助別人，那說明我們已經不是自動自發地助人了。有道的人，可以說是“無心”做事的人，他所做的事情都可以說是“無為”而做的。而儒家的仁人，則是有為的人。
儒家以“仁”為基礎，建立倫理和道德體係，在道家看來，這是“道”不夠完美的表現。我們大略可以用愛情和婚姻的關係來比喻，道仿佛是愛情，它是自然的，是流動的，是不拘泥於具體形態的；而儒家的仁義則如同婚姻，即使它是一個好的婚姻，也總包含了一種外在的束縛，而不是完全的內心的感情流動。但是，儒家畢竟是個“好的婚姻”，因為，仁也是來源於人性的自然趨向的，是有人性基礎的。因此，儒家可以看作是，對那些不可能達到“得道”境界的人，不可能完全順其自然地生活的人，提供一種生活的規則和方向。這個規則和方向，是根據當時的時代要求和人性的一般規律而確定的，所以基本符合絕大多數的情況。
隻要是這樣固定下來的倫理和道德體係，總歸是多多少少會有不適合某個具體情境具體人的時候。這是無法避免的，也是無可指責的。這就像我們說起愛情時，會說它是“不可說”的，因為不論多麼善於表達的人，他說出來的那些話，都不可能完全展現出他在愛情中的感受。同樣，不論多麼優秀的人，即使他如同孔子一樣偉大，他的體係也不可能完全符合“道”。但是，我們依舊允許愛人去寫情詩，而一個社會也需要有人給出一個可以供大家使用的倫理和道德體係。
從孔子和一些看起來明顯屬於道家的隱者的互動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孔子內心中並非不同意他們的基本見解，隻不過孔子知道在他所處的已經“禮崩樂壞”的時代，政治文化上的目標都隻能按照現實能夠達到的去設計。所以，孔子提出不同於道家的倫理道德和政治思想，在孔子看來，也許也是一種不得已。
二、道家與法家
司馬遷說：“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法家之本是道家，這一點是學術界普遍認可的。
那麼法家在哪些方麵繼承了道家呢？馮友蘭認為：“無為是道家的觀念，也是法家的觀念”。比如韓非說，君主應如“舊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托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韓非子·大體》）。也就是說，君主自己不需要有作為，而應該讓下屬去作為，才是最稱職的君主。君主如果有為於一個方麵，就必然有所偏倚於這個方麵，另一個方麵就會有所忽略。這和《莊子》中的說法很類似：“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莊子·天道》）
但我不同意，我覺得“無為”並非法家的觀念，相反在本質上，法家是非常有為的。法家的精神是人定勝天，要積極進取，這完全不是什麼無為的態度。法家要求君主“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的確是受到了道家“無為則無不為”思想的影響。從道家那裏學習，法家懂得了一個道理，如果一個君主不守自己的本分，運用智力去做不該自己做的事情，則會幹擾整個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行；如果君主的“私人感情”影響到了他的判斷，則更是一種負累。因此，法家在實用技術層麵，要求君主避免自己的這些行為，以避免對“法”的消極影響。
漢初名相陳平的一個故事，可以說明什麼叫做“不以智累心”。漢文帝問陳平，天下每年處死多少犯人，收入多少錢糧。陳平回答說：“各有主管的人。如果問刑罰上的事情，可以問廷尉，如果問錢糧，可以問內吏。”如果一個丞相這些事情都直接管，那就是以智累心了，而聰明的丞相不會這樣做，他隻需要管好大臣就可以，這些事情都不累心。
“不以私累己”則有更多的例子，兩千多年來，正直的大臣們一直要求君主公正無私，即使是皇親國戚、受寵的重臣，犯了法也應該一樣懲罰。即使是君主很厭惡的人，有了功勞也該同樣獎勵。這也就是韓非所說的“寄治亂於法術，托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
我們看到，道家的無為，是順應自然，順應大道；而法家的所謂“無為”，是順應“法”，如果這個法是合乎道的，我們固然可以說道家和法家在這一點上一致，但是如果這個法本身就並非合乎道，則法家和道家所說所做就完全是不同的事情。雖然，法家吸納了道家的一些技術層麵的皮毛，但是並沒有得到道家的根本。反過來說就是，雖然法家並沒有真正理解道家精髓，但是也吸收了道家的一些皮毛，用於政治，獲得了相當大的成功。
不僅如此，還有一點是法家並非隻用“法”，有時候他還用“術”，而在用術的時候，法家理想的君主是不應該“無為”的。“術”本身就是有為，就必須有私心，大公無私、坦坦蕩蕩是無法玩弄權術的。
法家用的“術”，也是源於道家。道家對自然之道的探索，法家人物學習後則成為權術。“將欲取之，必先予之”，是道家的發現，但是法家則用為權術。
如果剛好一個君主是達到了道家最高境界的真人，或者至少是達到儒家最高境界的聖人，如果他確立了一個非常好的合乎道的法，如果他使用權術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是為了親友或小集團的利益，而是為了大眾的公益，那麼，法家的思想也可以使社會異常美好。但是，實際上皇帝遠遠不可能如此，甚至就是技術層麵的似乎公正，也往往做不到。皇帝做不到，而官吏也絕大多數做不到。
從前有個官員喜歡吃魚，但是從來不接受別人送的魚，他說：“我如果接受了送的魚，就可能會做事不公平，以後被罷了官，那不但沒有人送魚，自己也買不起魚了。”這就是法家式的公正無私。但是，多數官員和皇帝連這個都做不到。最近新聞報道了一個貪官，把當地水利工程分包給他的多個情婦，造成超支1個多億，最後被告發。這即使是在我所鄙視的法家，也是認為不智的行為，但是這類事情卻恰恰最常見於中國曆史。
因此，法家也來源於道家，但是隻學會了道家的皮毛，卻失去了道家的精神。
三、道家與墨家、名家等各家
說道家是中華文化之本，似乎暗示說墨家也是源於道家，但是也許墨家並非如此。墨家的出發點是“兼愛”，也就是我們應該愛一切人，理由是“天”和“鬼”（名為鬼，實際意思是現在所說的神）要我們相愛。這固然可以說也類似於道家的“慈”，但是我們卻看不出兼愛是否直接來源於“慈”。當然，由於墨家出現比道家要晚很多，所以墨子多少受到了道家的一些影響，也是可能的事情。而墨家的其他觀點，都是在兼愛原則下，提出的一些具體的實用原則而已，這些原則和道家的原則也頗為類似。比如墨家提倡節用、節葬，就頗為類似道家所說的“儉”；而墨家在軍事學上強調防守而非進攻，有人認為也符合道家“不敢為天下先”的訓導。不過在我看來，道家的“儉”，意思比墨家的節儉要更豐富。舉一個例子，一個武術高手的招式中，不會有一點不必要的動作，能用省力的方式就不用費力的方式，這就是在用力氣上的“儉”。正是這樣的儉，使得道家思想指導下的太極拳可以“四兩撥千斤”。即使這個高手的力氣還有富裕，也不輕用其鋒。道家的這個“儉”是一種智慧，而墨家的節儉，則是考慮到大家節儉的習慣形成了，就可以節約物資，也就不需要發動戰爭互相爭奪了——是出於一種愛心。同樣，道家的不敢為天下先，不僅是一種不願和人爭先的態度，也還是“後其身而身先”的智慧，而墨家的軍事學絕不先發製人，是因為墨家不喜戰爭，隻在不得已時，才進行防禦作戰。墨家並不重視理論，因此也看不出墨家在理論上和道家有什麼關係。因此，我們不能證明墨家是道家中演變出來的，至多我們說墨家和道家是相容的。不過，墨家思想大致不出道家範圍，這個說法應該還是基本立得住的。
名家和道家之間的關係，可以用莊子和惠施的故事為例，是一種相互砥礪的關係。道家強調邏輯、語言的有限性，強調對這些東西的超越，而名家則相反浸淫於邏輯和語言之中。道家思想不會絕對否認邏輯和語言有相對性的價值，也就是說有時候也有用，隻不過道家認為這些東西並不足以達到最後的真理而已。
陰陽家固然以巫術為根源，但是更是大量傳承了道家的思想，因此也可以看作道家傳人。道家宇宙觀認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陰陽可以說就是從無形之道生出的兩個最基本的形（而還沒有質）。陰陽變化之法則，當然是道的運行法則的具體體現。例如，陰盡則陽生，陽盡則陰生，就是道家所謂的“物極必反”的體現。另外，道家對養生之道的精湛的理解，也是後代陰陽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資源。
再說兵家縱橫家，其策略機謀，無不是運用了道家提出的原則。許多道家人物本身也是優秀軍事家。比如黃帝、力牧、風後、封胡、伊尹、薑太公、管仲、鵲冠子、文種、範蠡諸人，據說都有軍事著作。其中有些人的戰功現在已經沒有證據了，但是至少黃帝、薑太公、管仲、文種、範蠡等的軍事成就是有曆史記載的。道家由於對萬物之道有深刻理解，在戰爭中善於捕捉戰機、發現形勢轉變的要點、用最適當的方式引導戰局，而又有最從容的心態，當然最容易成為優秀的軍事家。《孫子兵法》的基本原則無不源於道家思想，例如避實就虛的戰鬥方式，和道家“庖丁解牛”時絕對不硬砍而隨著牛的關節縫隙來用刀的方式，實際是完全一致的。同樣，縱橫家的政治權術，什麼欲擒故縱之類的策略，也都是具體應用道家的原則和智慧。隻不過，兵家和縱橫家都是具體的應用技術，而不像道家是宇宙觀人生觀等全麵的知識、倫理和道德體係。道家會告訴我們什麼是合乎道的人生，也會關心什麼時候不得不戰鬥，或者不得不進行政治鬥爭，而兵家和縱橫家則隻是告訴我們如何戰鬥和政治鬥爭，並不涉及戰爭和政治鬥爭的終極意義。因此，我們可以說道家包容著兵家和縱橫家，而後者隻是道家思想的應用。
除此之外，在中醫、文學、藝術等文化與生活的各個方麵，我們都可以看到道家的影響。即使是喝一杯茶，也有所謂的茶道。西方人在天熱的時候吃冰激淋，用冷的食物對抗熱的氣溫；而中國人的精神則相反，在熱天也許反而需要喝熱的茶，物極必反，熱茶疏導了人的散熱渠道，反而使我們感到涼爽，這就是生活中的道家。隨著茶、酒、食物以及其他種種，道家的精神已經融化到了中國人的血液之中了。
四、道家之敗壞
道家智慧幽深，為先秦其他各家所不及，如同明鏡，照世間萬事萬物人心人情，曆曆在目。得到了道家思想的一鱗半爪，已經可以縱橫天下、少有敵手了。真正得到了道家思想精髓的人，深知人生的幸福來源於內心而不是外在的功名利祿，因而往往不屑於追名逐利。反倒是那些得到一鱗半爪的人，功利之心未泯，而又有了戰勝別人的利器，因此會借助從道家學會的方法追求地位權勢，而且往往大獲成功。這樣一來，就導致了一個不幸的結果，就是道家的真傳隱而不彰，而用了道家的一點東西，但是動機卻不純正的那些人，往往反而有更大的影響。長此以往，則道家的一些思想被這些人逐漸敗壞，成為了負性的權術和陰謀，使得中國人中，滑頭、狡詐、陰險等特點逐漸增加。
例如，道家主張“愛其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在道家本意，“身”的意思不止是身體，而是約略等於現代語言中的“自己”，所以“愛其身”的意思大致是“自愛”，自愛的人才能真正地愛人，自愛的人才能珍惜自己而自尊自重，也才是那種可以把天下大任托付給他的人。因此，“愛身”的意義並非隻是愛自己的身體，更不是自私自利而已。但流傳到後世，道家的思想被一些官場混混所襲用後，“愛身”就退化為了純粹的“自我保護”，成為在官場上遇到危機時，官場混混隻顧保護自己而不顧國家和民眾利益的理論基礎。“明哲保身”的意思，也演變為“遇到事情，寧願退縮，寧願不負責任，也要保護自己”這樣一種怯懦的態度。因此，似乎是繼承道家的那些人，形成了一種隻知道自我保護、蠅營狗苟的做事方針，這也成為了中國官場墮落的一個助緣，成為了中國人民族性墮落的一個助緣。
物極必反、見微知著等道家智慧，也都首先被用於官場，成為了政治鬥爭的工具。這些官場政客的心態，並非如道家人物那樣超脫曠達，相反都是狹隘而勢利的。道家的智慧被這些人所使用，則形成了一種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的氛圍。長期浸染於這樣的氛圍中，人也會變得越來越奸詐陰險，而這樣的氛圍逐漸擴展到全社會，貽害中國人至今。
五、道家之未來
道家是中國文化中最寶貴的財富，雖被塵封兩千載，如蓬頭垢麵之少女，一旦用清溪之水洗洗，蕩滌了汙垢，則如姑射仙人般光豔照人。
道家精神的核心，是清靜無為。“無為”這個詞頗容易被誤解，當作一種消極的不行動的態度，而實際無為並非無所作為，而隻是不要刻意強求，不要違逆自然而作為。順應自然，因勢利導，用最小的行動，贏得最大的效果，庖丁解牛的寓言是對“無為”最簡單明確的注解。
“無為”是東方最獨特的精神，和西方主流精神是不同的。現在西方主流的精神，依舊是積極進取。進化和進步依舊是西方主流所服膺的神話。追求進步的精神，固然能帶來生機勃勃的驅動力，能成為一個社會欣欣向榮的動力來源，但是如果人類缺少“無為”精神去平衡，則這樣一種態度也有問題。如果我們的進步不是無為的而是有為的，就意味著總會多多少少和事物本身的“道”有所不一致，意味著總有一些刻意扭轉自然趨勢的行動，而這個行動必然多多少少會激起反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