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政策研究專家托馬斯？R？戴伊認為，思想庫“是製定國家政策的中心協調機構”，“是國家政策的核心”。這種機構的成員多是企業、金融機構、大學、基金會、新聞機構、律師事務所的最上層人物，以及高級知識分子和政府中有影響的成員等結合在一起。它們的任務是擬定行動建議，即提出明確的政策或計劃，以便解決或改進全國性的問題。
可見，思想庫的定義應主要包含三個要素：第一，目的――是以直接或間接服務於政府決策為己任的組織機構；第二，核心――機構圍繞著社會政策研究展開運作；第三，非營利性質――這是維持思想庫獨立性，使其區別於市場導向的谘詢機構的關鍵，但這個界定並不完全，目前而言，中國許多思想庫都帶有盈利性質。
@@@二、現存思想庫的主要類型及在政策製定中的作用
思想庫已經成為了一個數量眾多、組成複雜的係統。美國的相關學者選擇按照思想庫的不同特性對其進行了歸類分析。他們從六個不同的特性，分別是起源、規模、資金來源、隸屬關係、職能性質及政治傾向把思想庫劃分成了大大小小的若幹種類型。筆者根據組織形式將我國的思想庫分為以下三類：第一，獨立組織的民間思想庫。民間思想庫，對社會長遠發展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它們是表達社會聲音，趨避部門利益，改善社會政策的有效機製。當前中國比較典型的民間思想庫有天則經濟研究所和零點研究谘詢集團。這類思想庫是指專門從事政策的研究和谘詢工作的民辦非企業單位法人。天則經濟研究所作為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民間智庫，其宗旨是支持和推進經濟學理論和前沿性社會經濟問題的高質量研究，為中國的改革實踐提供製度創新的解決方案。第二，政府資助的半官方思想庫。半官方思想庫，它們在中國的地位類似於政府雇傭的研究班子，完成政府交給的任務，並承擔政治宣傳層麵的任務。這樣，半官方思想庫實際上就不能超越政治層次的專業政策研究組織的角色。當前我國比較典型的此類思想庫分別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以及中國社科院下屬的各個專業的研究所以及專門從事政策的研究和谘詢工作的企業。它們接受政府或其他機構的委托對一些社會和政策問題進行調查和研究，並將研究結果以谘詢報告的方式提交給委托人。第三，依附於大學的思想庫。此類思想庫是指隸屬於大學的從事政策研究和谘詢的組織，存在於大學中，它們除了承擔著一定的理論研究和教學任務外，還向政府部門彙報研究成果、公開發表文章與出版著作等。與前兩種思想庫的主要不同點是，它們沒有權利和校外的獨立法人簽訂合同，財務上隸屬於大學，不能獨立核算。由於這類思想庫數量眾多，而且也不在任何一個國家行政管理部門登記並接受管理，所以大學型思想庫的數量比較難估計。目前比較有影響的這類思想庫有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等。
思想庫在社會政策製定過程中主要發揮以下幾方麵的作用：
首先，思想庫給決策者提供政策理念。思想庫的主要功能之一是探求和形成新的政策思想，為政府決策提供政策建議。這些思想雖然短期內在政治上未必可行，但有可能逐漸為決策人所接受，最終獲得大多數政策製定者的青睞，成為政策的主要內容。思想庫通過向數量龐大的委員會、政府機構、高級官員、公務員以及幕僚人員等處於決策核心的人傳遞信息。思想庫同時熱衷於邀請高層政治領導人出席政治研究班，作演講或專門的小組報告。受邀的往往是政界名流，思想庫通過這個方式與政界人士達到了互通信息、交流思想的目的，還可從中了解政府的政策走向，從而使自己的研究超前於此走向，而思想庫的政策理念也順利地達到了影響政界群體的目標。
其次，思想庫能迅速地反映社會需求。作為專業的研究人員，社會政策研究者能利用直接的實際調研來體察民情民意，掌握時代的脈搏以及最及時的資料，從而保證了政策研究中的公正性和社會性。思想庫的研究直接反映了社會當前的熱點和需要，使得社會政策的製定符合社會的實際，這就是思想庫相對政府而言較為突出的一個特點。政策研究者們樂於發掘社會發展的新方向，樂於尋求社會發展的新思想，並使得社會大眾能逐漸接受這些思想。政策研究者們借助各種大眾媒體，針對國內外出現的重大政治性問題，通過時事評論等方式，介紹背景，分析緣由，發表建議，提出對策，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輿論浪潮，吸引公眾的注意以及思考，啟發人們的興趣，從而走在時代的前端，使其研究成果能迅速變成政府行動。
最後，思想庫給政府提供人員和智力支持。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政府的功能正在逐步增強，涉及的層麵和所覆蓋的內容也越來越廣，因此，社會政策製定所涉及的領域也不斷擴大。許多新出現的政策問題涉及很深的專業知識，對於這些社會政策問題的解決，僅僅靠單個或少數專家的力量是不夠的，更不能僅僅依靠政策製定部門少數公務員的力量，這就需要動員思想庫內的各方麵專家的力量來通力解決。
@@@三、我國思想庫的現狀及在政策製定中作用的缺失
針對思想庫發展的基本現狀和存在問題，筆者以政府對思想庫的認識和利用為依托，進行了樣本總量為300份的抽樣調查。本次調研抽樣地點選擇在深圳市；樣本以政府公務員為主，基本上圈定的具有較高教育程度，有一定政策理論知識，從事日常政策製定的目標群。從調查中發現：
（1）思想庫知名度、美譽度較低。從答卷統計來看，雖然有39.65%的公務員對思想庫的概念有一定了解，但是卻有高達60.35%的公務員沒有聽過思想庫這個概念。關於思想庫的研究報告質量究竟如何呢？是否能滿足政府對於它的需要？筆者向曾與專業機構合作過的政府人員調查時，得出一個令人較為滿意的結果，但依然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間。思想庫的研究報告對於政府來說，完全沒有幫助的比例僅僅為2.20%，這反映了思想庫還是有其一定作用的。但是，認為思想庫幫助很大的比例僅為31.03%，與認為思想庫幫助很一般的66.77%比例差距很大。
（2）思想庫定位不清。通過對政策問題建構過程的現狀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數據顯示，公共問題成為政策問題的因素中，政府內部行為的重要性約為3.667，而其他因素的重要性約為2.22（滿分為5）。此外，在政策問題進入政府日程的因素中，政府內部行為影響力更加明顯，政府內部行為的重要性約為4.067；而其他因素的重要性約為2.239.這幾個數據折射出了我國思想庫在目前政策建構中的弱勢地位。
思想庫的研究成果是否能投入實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的認識，它自身的研究不能決定社會政策的研究方向。此外，思想庫研究課題的選擇，很大程度上由決策中樞，也就是政府決定，思想庫缺乏對一些帶有戰略性課題的主動探索，而在擬製備選方案過程中，它也常受長官意誌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政府已從封閉狀態逐步向開放式邁進，但體製的滯後性仍較為明顯。從決策谘詢機構的設置來看，絕大部分決策製定部門設立在政府機關內部，與決策中樞係統呈直接或間接的隸屬關係，其經費來源大部分由國家財政負擔。這種與政府機關合二為一的決策谘詢體係有著最顯著的弊端。政策研究是一項科學活動，必須依靠準確的信息、科學的方法和規範的程序，因此不能受到行政條框的束縛。而我國現行的主流思想庫大都隸屬於政府的行政部門，缺乏應有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也就無法保證反映真正意義上的公共利益。
此外，由於政府是最大的信息所有者和控製者，信息社會的前提是政府信息化，而政府信息化的核心是政府信息資源的有效開發和利用。筆者通過研究得知，據有關方麵統計，“我國有用信息的80%由政府所掌握”。這意味著，如果政府不主動公開信息，公眾就難以獲得政府所控製的公共信息，這將會導致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現象的出現。
（3）思想庫自身發展存在不足。調查顯示，思想庫研究報告的質量一般，不能很好滿足政府的需求。從問卷調查結果來看，思想庫的研究報告對於政府來說，認為思想庫幫助很大的比例僅為31.03%，與認為思想庫幫助很一般的66.77%比例差距相當明顯。筆者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以下兩個方麵：第一，思想庫在人員管理上的不足。思想庫的核心是研究人員，因此人才是決定思想庫生存與發展的最關鍵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說，思想庫便是人才庫。無論是知識的生產創造，還是知識成果的轉化應用，都要由人去做。人既是知識的載體，更是知識的主體，人最終決定著知識創造和知識應用的效率和水平。這就要求對思想庫的人員進行科學的管理。我國主流思想庫曾經一度淪為上級安置離退休人員和容納社會名流的名譽性組織，從而導致人員素質降低，平均年齡偏大，知識結構單一。相關數據顯示，在對我國12個省級政策研究室的抽樣調查中，50歲以上的研究人員占40%左右，而40-50歲的占44%左右，40歲以下僅占16%。在學曆層次上，大專以上人員隻占54.9%。截至1996年底，我國思想庫從業人員中大學畢業人員占48.8%，大專畢業人員占24.4%，似乎受過高等教育者占了73%，實際上絕大部分大專生和一部分本科畢業生的學曆是就讀於夜大、電大、函大、業大等非全日製學校而取得。第二，政府對思想庫的支持力度不足，缺乏足夠的經費支持和立法保護。在一些地方和部門存在著對政策谘詢工作認識不足的情況，政策谘詢意識淡薄的現象相當普遍。有的主管部門極不重視決策過程的谘詢論證，也無專門的法律來規定它們的權利和義務。由於我國的體製內思想庫都是隸屬於各級行政部門，經費來源自然是財政撥款。因此，體製內思想庫似乎總處於可有可無的地位，常因財政拮據而無法保證必要的研究經費，不能聘請更多的專家學者參與課題研究，甚至不得不將一些重要項目擱置一旁。官方思想庫尚且如此，非官方思想庫的籌款工作更是難上加難。財政撥款的社科研究經費尚不夠體製內的思想庫分食，更難兼顧體製外的思想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