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蔣介石並沒有睡覺
當傅作義在與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同時，華北戰場上決不僅是隻有談判，各方麵包括軍事戰線上的鬥爭都是相當激烈的。為什麼傅作義一直在與我黨和平談判，又一直對和平談判不能作出決斷呢？這也是和當時各方麵的鬥爭情況分不開的。
當我黨在做各種工作爭取傅作義走和平之路時，蔣介石並沒有睡覺，支持蔣介石的美國政府也並沒有睡覺，他們也在用各種方式爭取傅作義，要傅作義繼續跟著他們走反共、反人民的內戰之路。
當戰爭的進程發展到中共已經占據主動時，蔣介石心中很清楚，他在淮海戰場上的杜聿明集團雖然已經作了最大的努力，仍然被粟裕緊緊包圍著，已經沒有勝利的可能，被消滅已是遲早的事。華北戰場上的傅作義集團也已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再拖下去，不是被林彪和聶榮臻消滅，就是全部投降共產黨。可是，傅作義手下還有50多萬軍隊，如果被共產黨吃掉的話，他蔣介石要想保住半壁江山也就更難了。所以，最好的辦法是要傅作義把軍隊撤到南方，哪怕在南撤的過程中損失一部分，也比全部被消滅要好得多。為此，他曾幾次給傅作義發電報，傅作義都以各種理由加以拒絕。他又打算將傅作義召到南京麵談施壓，不行就將其軟禁起來，另派大員到北平去指揮，可是電召幾次傅作義都以軍務繁忙、大戰在即無法分身為由而置之不理。他如果直接派大員到北平去接管傅作義的軍權，又怕激起事端，無法收拾。在多方考慮之後，蔣介石隻有一條路，就是派最恰當的人員到北平去，一邊勸說，一邊施壓，看能不能把傅作義說動。蔣介石的這一想法和當時還在支持著他的美國政府的想法基本一致。為此，蔣介石和美國政府先後派出了四個不同身份的特殊人物。
最早的一次是在1948年12月15日，蔣介石派出當時的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到北平去做傅作義的工作。
派徐永昌蔣介石是經過了一番選擇的。
徐永昌是山西原平人，與傅作義是同鄉。他曾在直係軍閥孫嶽部下任團長、旅長，最後任代理第三軍軍長，進入山西，成為閻錫山手下的大將，他的部隊也成為晉綏軍的一部分，從此時起，徐永昌與傅作義就成為好朋友。1928年，徐永昌擔任了綏遠省省主席，1931年8月，徐永昌調任山西省省主席，傅作義接任了綏遠省省主席一職。與此同時，徐永昌是三十三軍軍長，傅作義是三十五軍軍長。1934年，徐永昌離開閻錫山，投靠了蔣介石。1938年，傅作義也離開了閻錫山，投靠了蔣介石。所以，徐永昌和傅作義不僅有著相似的經曆，也有著不淺的交情。
在蔣介石身邊的軍政大員中，徐永昌是和傅作義關係最深的一個。正是由於這種原因，蔣介石特地讓徐永昌到了北平。
這次蔣介石給徐永昌的任務很明確，就是勸說傅作義率領部隊南撤。蔣介石給傅作義安排了兩條南撤之路：一部分走海路，從塘沽新港上船，先開往青島，再投入華東與中原的戰場；另一部分走陸路，即走津浦線，也是先到山東，再投入華東與中原戰場。由於這時傅作義考慮到他的部隊全是北方人，完全無法習慣南方的生活，又考慮到自己不是蔣介石的嫡係，到了南方就完全在蔣介石的控製之下，如果仗打不好，就會成為蔣介石的替罪羊，弄不好就是衛立煌第二，甚至比衛立煌更糟，因為自己是雜牌，而衛立煌是嫡係。到了南方哪怕就是沒有打什麼敗仗，萬一蔣介石把丟失華北的罪名一下子加在自己身上，那也就成了全國都會群起而攻之的最大的替罪羊，自己也是吃罪不起的。不管怎麼樣，他現在還控製著幾十萬人馬，就是和共產黨談判，也還有些本錢。
所以傅作義是打定主意不南撤的，無論徐永昌怎麼勸說，他也不幹。他向徐永昌陳述的理由是：平津已被林彪和聶榮臻完全包圍，現在根本無法突圍。就算拚死突圍出去的話，出海之路已被切斷，何況海路上的船隻也不夠，陸路上又必須通過共產黨控製區的層層包圍阻截，部隊加上家眷，怎麼衝得出去？傅作義的這些理由的確也有道理，徐永昌明知傅作義心中是怎麼想的，但也無法與傅作義爭論，說服傅作義。於是，徐永昌隻好帶著傅作義所說的“請次宸兄（按：徐永昌字次宸）稟告委座，我傅作義定當像當年死守涿州那樣，帶領部屬固守平、津、察、綏，以守待變，報效委座”的話回南京去了。
一個星期以後，即12月23日，蔣介石又派人來了。這次來的不是什麼高官名將，而是蔣介石的二公子蔣緯國。蔣緯國帶著蔣介石的親筆信來見傅作義，信中說：回想當年，我在西安的“雙十二事變”中上了共產黨的當，同意與共產黨搞第二次國共合作，乃是我生平的一大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