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訓曰：兵丁不要令習安逸，惟當教之以勞，時常訓練，使步伐嚴明，部伍熟習，管子所謂“晝則目相視而相識，夜則聲相聞而不乖”也。如是，則戰勝攻取，有勇知方。故勞之適所以愛之，教之以勞真乃愛兵之道也。不但將兵如是，教民亦然。故《國語》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
——康熙《庭訓格言》
白話
不可以讓士兵習慣於安逸的生活，隻應當教導他們學會勤勉，時常對他們進行訓練，使其步伐整齊、紀律嚴明，上下左右彼此熟悉，正如管子所說的：“白天相互看見自然相識，夜晚聞其聲則知其人，不發生錯訛。”像這樣的部隊，就會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有勇謀又知禮。所以說，讓士兵適當地辛勞正是對他們的愛護，教導他們注意勤勉才是真正的愛兵之道。不僅帶兵是這樣，教誨百姓也應是這樣。《國語》上說：“老百姓辛勤勞動就會動腦筋想問題，動腦筋想問題就會產生善良的願望。老百姓隻貪圖安逸就會放縱自己胡思亂想，思想一混亂就會忘掉善心，忘掉善心就會惡念頓生。肥沃的土地上生活的老百姓沒有出息者，是因為他逸樂好淫。貧瘠地方的人民則沒有不向往道義的，這是因為他們很勤勉。”
家訓史話
朱元璋自起兵之日即重視軍隊的建設，尤其是重視軍風、軍紀、軍隊素質方麵的建設。在攻下大都之後，他對軍隊的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認為創建一個新的王朝需要用一支強大的軍隊，而奪取天下之後，仍然需要一支強大的軍隊來保衛，隻有這樣，才會使內外的敵人沒有可乘之機。無論是戰時還是和平時期，軍隊擔負的主要責任都是基本相同的，為此他一再告誡各部隊將領：有備才能無患，不論和平還是戰時，都要隨時準備迎擊敵人。
朱元璋所建立的常備軍是和農業生產密切結合、逐步建成的。在攻克集慶以後，朱元璋主張實行屯田政策，廣積糧食，供給軍需。他和劉伯溫研究古代的兵製，總結曆史經驗：征兵製好處是舉國皆兵，有事召集，無事歸農，兵員素質好，來路清楚，平時軍費開支少，缺點是兵員都出自農村，如有長期戰爭，便會影響到農業生產。募兵製的好處是應募的多為物業遊民，當兵是職業，訓練時較間長作戰能力較高，兵員數量和服役時間不受農業生產的限製，缺點的是要維持龐大的軍隊，軍隊開支很大，招募的兵大部分來路不明，沒有妻兒老小的牽掛，容易逃亡，也容易叛變。較好的辦法是揚長避短，將武裝力量和生產力量結合起來，既可以靈活指揮，又可以避免財政上過重的負擔。
於是，劉伯溫便奏請建立衛所製度。朱元璋同意後，全國上下建立起衛所，史載：“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舊製，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顧名思義，衛所是由衛和所組成的，在建製方麵，如果是單一的一個郡，就就設所，兩個郡在一起相連，則設衛。衛所是一個個或大或小的管理基層部隊的機關，相關與現在的連、團、旅、師的建製。這種嚴密的體製在曆史上無疑是首創。在現實中，管理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衛所的兵源有四種：一種是從征，即起事時所指揮的部隊：一種是歸附，包括削平群雄所得的部隊和元朝投降軍隊；一種是摘發，指因犯罪被罰充軍的，也叫做思軍，這種人在軍隊是沒有地位的；一種叫探集，即征兵，按人口比例，一家有五丁或三丁出一丁為軍。前兩種是原有的武裝力量，後兩者則是補充的武力，特別是探集軍在數量上占了很大的比例。這四種來源的軍人都是世襲的，為了保障固定的軍人數量，法律規定軍人必須娶妻，世代繼承下去，如無子孫繼承，則由其原籍家屬中抽壯丁頂補。
軍人有特殊的社會身份。在明代戶籍中，軍籍和民籍、匠籍是主要的戶口。軍籍屬於都督府，軍人不受普通地方行政官吏的管轄，在身份上、法律上、經濟上的地位，都和民戶不同，軍和民是截然分開的。
古訓今鑒
作戰勇猛，行動迅速的部隊，一定是平日訓練有方，這樣才能步伐整齊，部隊上下通明。康熙在位期間能夠平定準葛爾叛亂，削三藩，立下種種彪炳史冊的戰功，也正是出於對部隊有這樣深刻的認識和見解。因此真正的愛兵之道是鍛煉其勇氣和謀略，並且互相了解，不僅上通下達，部隊之間彼此也要熟悉。
安逸造就不出有戰鬥力的軍隊，惡勞也教育不出向往道義的百姓。道理非常簡單，做起卻很難。康熙即位後，勤政務實、軍隊勤修戰功、愛民如子，因此在他統治期間，政治清明，官吏廉潔奉公，由此才有盛世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