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0年，庫克船長帶領船隊來到澳洲，隨即英國政府宣布澳洲為它的領地，開發澳洲的事業開始了。
誰來開發這塊不毛之地呢？當地的土著居民人數不多，而且尚未開化，隻有靠移民。政府就把判了刑的罪犯向澳洲運送，這既解決了英國監獄人滿為患的問題，又給澳洲送去了豐富的勞動力。
運送罪犯的工作由私人船主承包，這種移民活動一直持續到19世紀末。
開始，向澳洲運送罪犯的英國私人船隻生活條件很差，與美國從非洲運送黑人的差不多。船上擁擠不堪，營養與衛生條件極差，死亡率高。平均死亡率達12%。其中一艘名為“海神號”的船，424個犯人死了158個，死亡率高達37%。這麼高的死亡率不僅使私人船主在經濟上蒙受巨大損失，而且在道義上也引起社會強烈的譴責。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
一種做法是進行道德說教，讓私人船主良心發現，改惡從善，不圖私利，為罪犯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一句話，依靠人性的改善。但這種辦法根本沒用。在人們為了300%的利潤而敢上斷頭台的時代裏，企圖以說教來改變人性，無異於緣木求魚。
私人船主敢於乘風破浪、冒死亡的風險把罪犯送往澳洲，就是為了獲得暴利。他們盡量多裝人，給罪犯提供最壞的飲食條件，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潤。而且，私人船主之間也存在競爭，大家都在拚命降低成本，誰要大發善心，恐怕在激烈的競爭中就無法生存下去。在這種情況下，把降低運送罪犯死亡率寄希望於人們的善良，是毫無用處的。經濟學家解決一切問題的出發點永遠都是承認人性，而不是改善人性。
另一種做法是由政府進行幹預，強迫私人船主富有人性地做事。這就是由政府以法律形式規定最低飲食和醫療標準，並由政府派官員到船上負責監督實施這些標準。
市場經濟應該有秩序，這種秩序的建立離不了政府的幹預，離不開立法和執法。但政府的幹預並不是萬能的，這種做法成本很高，要派官員到運送罪犯的船上去執法，當然是一件苦差事，不給高薪沒人肯幹。但有了這些官員，罪犯的待遇就一定能改善嗎？千萬別忘記，官員的本性也是利己的。不要把奉公守法、無私奉獻作為官員的本性。官員無論頭上有什麼光環，也畢竟是人。讓個別官員有超群的品質，證明人性善的觀點是可以的，但要讓所有官員都這樣，就不可能了。如何去監督船上的官員秉公執法呢？即使派了監督官員的官員，這些官員也還是人，改變不了人利己的本性。
麵對貪婪成性又有點海盜作風的私人船主，官員麵臨兩種選擇：一種是與船主同流合汙，分享利潤；一種是堅決執法，自己或親人的生命受到威脅。在無法無天的海上把那些不識相的官員幹掉，扔到海裏，稱他們暴病而亡，對私人船主來說並不是什麼難事。麵對私人船主的利誘和威迫，官員的最優選擇是與私人船主合作。當貓與鼠合作時，老鼠們更膽大妄為了。
後來，罪犯的死亡率降下來了，其實當時既沒有乞求私人船主發善心，政府也沒有派什麼官員去監督，而是聰明的人們對製度本身進行了改變。
過去政府按上船時運送的罪犯人數付費，現在改了，按下船時實際到達澳洲的罪犯人數付費。按上船人數付費時，私人船主拚命多裝人，而且不給罪犯吃飽，把省下來的食物在澳洲賣掉再賺一筆，至於有多少人能活著到澳洲與私人船主無關。按實際到達澳洲的人數付費時，裝多少人與私人船主無關，能到多少人才至關重要。這時，私人船主不再想方設法多裝人了，而是開始想方設法讓更多的人活下來。要多給每個人一點生存空間，保證他們在長時間海上生活後仍能活下來，要讓他們吃飽，還要配備醫生，帶點常用藥。罪犯是私人船主的財源，當然不能虐待他們了（正如牧羊人不會虐待自己的羊一樣）。
按實際到達人數付費的製度實施後，效果立竿見影。1793年，三艘運送犯人的船隻到達澳洲，第一次按下船人數支付運費。422個犯人，隻有一人死於途中。後來這種製度普遍實施，按到澳洲的人數和這些人的健康狀況支付費用。這樣，運往澳洲犯人的死亡率下降到1%至1.5%。
私人船主的人性沒變，政府也不用去立法或監督，隻是改變一下付費製度，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種製度是一種有效的激勵機製。這正是經濟學家強調製度的原因。
寓言啟示
一個經濟學家曾經說過，一種壞的製度會使好人做壞事，而一種好的製度會使壞人也做好事。
製度並不是要改變人利己的本性，而是要利用人這種無法改變的利己本性去引導他做有利於社會的事。
人的利己無所謂好壞善惡之說，人人都是利己的，關鍵在於用什麼製度向什麼方向引導這種人性。如果隻有人鬥人、人吃人才能實現利己，人就比野獸還要壞；如果隻有人為人、人幫人才能實現利己，人就比天使還要好——市場經濟的本質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