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白朗軍勢如破竹，所向披靡，到1914年8月，它先後轉戰於河南、安徽、湖北、陝西、甘肅五省。它不僅在軍事上與北洋軍閥迂回周旋，打擊地方反動勢力，得到群眾（包括一部分北洋士兵）的擁護和參加，而且其政治上的聲勢也足以與南方資產階級領導的討袁勢力相互呼應。時任江蘇討袁軍總司令的革命黨人黃興還在1913年7月20日致書白朗，盛讚其“豐功偉烈，可以不朽於後世。”要求白朗在“占領鄂豫之間”後，“相機進攻”，“窺取豫州”，並“多毀鐵道，使彼（袁）進路阻礙。”希望白朗“義不苟取，師出以律”，以達到“士兵樂服，響從者眾”的目的。黃興還派專人與白朗取得聯係。這二者的呼應聯係，形成了對袁世凱政權的威脅。正如當時報刊文章所說：
“其（白朗）聲勢之所以強大至是者，由於紫荊關巡防隊13營一律參加，其中陝西鳳翔的叛兵亦多加入。此外尚有被裁之退伍兵及各地之土匪，或聞風而歸附，或遙為附合，且聞革命黨亦頗與之通款，以期為之利用雲。”
正在這時，北洋軍閥也加強了鎮壓措施。河南都督張鎮芳和護軍使趙倜曾因“剿匪”無能而被革職留任，陸軍總長段祺瑞受命親自出馬到開封代理河南都督，統一指揮。當時僅豫、鄂、皖三省的正規軍已達2萬人以上。為了增加聲勢，他還動用了一架帝國主義提供的飛艇，在一名沙俄飛行員的駕駛下，飛臨戰場偵察和投彈；在北京的英、俄帝國主義使館武官，經袁世凱批準，也親自到信陽協同指揮。白朗軍在此形勢下，由於長途行軍的消耗而漸趨削弱，重要領導人在戰鬥中又先後戰死，起義軍領袖白朗也因在甘肅戰鬥中負傷而病逝於魯山石莊附近。袁世凱除派去直屬軍隊外，又用了川、甘、陝、晉、冀、魯、豫、鄂、皖各省兵力共20餘萬，才把這次起義鎮壓下去。白朗起義雖被鎮壓下去了，但反軍閥暴政的鬥爭在整個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從未間斷過，而且日益豐富著它們的鬥爭內容。
袁世凱政權下的兵變和反軍閥暴政的鬥爭證明：北洋軍閥的統治從一開始就遭到了全國各地的普遍反抗，並且一直持續到它的覆滅。北洋軍閥的曆史，既是帝國主義支持軍閥勢力興起、發展和形成以統治中國、壓迫中國的曆史，同時又是中國人民反抗這種統治與壓迫的曆史，而後者則是這一時期曆史的主流。袁世凱在“竊國”事業上似乎是一個“勝利者”，但它在人民群眾麵前卻遭到強烈的反抗而終將失敗！
袁世凱政權下的政黨分合
辛亥革命前後整個政局變幻的過程實質上是革命、立憲、反革命之間分合變幻的過程。中國社會在政治、思想上的激烈動蕩代表著各階級利害的根本衝突，此時期的政黨分合恰是這種鬥爭實質的表現。
立憲派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利益，他們大部分是由官僚地主和買辦轉化而來，在經濟和政治上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有著密切的聯係，因而軟弱性和妥協性也最大。立憲派主張進行某種改革，以便參與政權，保護既得的政治、經濟利益；但他們反對革命，惟恐革命使他們的財產、地位遭受損失。他們在政治上成為立憲派，是由他們的階級地位決定的，他們不但不可能成為革命的擁護者，反而是革命道路上的絆腳石。武昌起義前，立憲派向清政府要求權利，以阻止革命，結果失望。武昌起義爆發，立憲黨便“聯合”革命（事實上是篡取革命成果）反對清政府，以延續自己的政治生命，並竊取革命果實。但是革命對於他們終究損失太大，因此當袁世凱政權一建立，立憲派即與反革命組成聯合陣線，進攻和反對革命，以鞏固和擴大自己的權利。時人高一涵曾評論立憲派說：“這黨宗旨在和平改革，無論什麼時代，隻要容許他們的活動，他們都可俯首遷就；到了他們不能活動的時期，也可偶然加入革命黨；但是時局一定，他們便仍然依附勢力，托庇勢力之下以從事活動。”確實如此，在革命派與反革命派的鬥爭中，他們一向處於因利乘便的地位。
在政局變幻的過程中，作為革命團體的同盟會和立憲派的一些政團也產生出種種離合的變化。同盟會本來具有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和各階級反清聯合陣線的雙重性質，它有統一的組織、綱領和行動計劃，在辛亥革命前曾做過大量的宣傳和組織民眾的工作。但是它的內部很不一致。武昌起義後，它失去了原有的革命氣味，許多同盟會會員在進行渙散和瓦解組織的活動，有些人出於反滿立場，以為清帝遜位等於革命成功，便宣傳“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論調來否定所有革命組織繼續存在的必要性。“當時這種言論的意氣，充塞四圍，一倡百和，牢不可破”。許多人反對孫中山的革命方略和革命主張，諷刺孫中山的“理想太高”，甚至當南北議和時，孫中山有所主張，重要黨員中竟有責備孫中山“戀棧”的；有些人脫離了組織，或者消沉下去，或者參加到立憲派的組織中去謀求利祿；有些人則幻想去實行“政黨政治”，放棄必要的實際鬥爭。與此同時，立憲黨人為向革命派爭權也插足於政局而開始此分彼合。
另外，還有一種類型的社團，受當時國際上各種思潮影響而標新立異，獨樹一幟，插足於政治活動。如中國社會黨與中華民國工黨即是。中國社會黨是1911年11月5日在上海由江亢虎所創立。它標榜“社會主義”，主張“廢除世襲遺產製度。”他們認為普及教育是消滅社會不平等的根本途徑，鼓吹無宗教、無國家、無家庭的“三無”世界，其實這一套主張完全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空想社會主義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之類的大雜燴，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假社會主義。江亢虎在武昌起義後不久，就以反對“狹隘民族主義”為借口，咒罵暴力革命，實質上就是反對資產階級革命派以革命的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的專製統治。民國成立後，袁世凱篡奪了政權，中國社會黨便積極投靠袁世凱。1912年7月，江亢虎謁見袁世凱，勸袁信仰“社會主義”，並向袁吹噓他已有黨員20萬人，是社會上一種政治勢力，如果政府實行國家社會主義，該黨也要“力為聲援”。據說“袁氏聞之，頗為動容。”二次革命時，中國社會黨因反對雙方訴諸武力而被北洋政府禁止活動。中華民國工黨由青年知識分子徐企文聯合工廠主朱誌堯等於1912年1月21日成立於上海。它是一個反映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資產階級政黨，領導成員主要是資本家、工廠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乃至紳士一流人物。它在東南亞的華僑中有一定的影響。因它打著“工黨”的旗號，所以也有一部分工人，特別是手工業工人參加。它的宗旨是“促進工業發達”，“開通工人智識”，“消除工人困難”，“提倡工人尚武”，“主持工界參政”。中華民國工黨強調勞資合作，階級調合，對袁世凱的統治抱有某些幻想，認為“我國政體既共和，社會平均，民生主義將日昌明，人人皆勞動家，人人皆資本家，階級破除，障害全消。”中華民國工黨當時對政爭本無甚作用，但在1913年5月28日，其首領徐企文仍因反對袁世凱的反動統治而被捕殺。中華民國工黨也隨之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