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大總統鑒：培等受命歡迎袁君赴寧就職，前月二十七日已以此意麵達袁君，而袁君亦極願南行，一俟擬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不期二十九夕北京兵變，擾及津保，連日袁君內撫各處軍民，外應各國駐使，恢複秩序，鎮定人心，其不能遽離北京，不特北方呼籲，即南方聞之亦當具有同情。故培等據所見聞，迭電陳述，茲承電示，知袁君不必南行，並由袁君委托副總統黎元洪君代赴南京受聽，是培等歡迎之目的已經消滅，似應回寧麵陳一切。謹先電聞，並祈即複。元培等。魚。”
蔡元培南返，是在袁世凱在北京就職大總統以後，啟程前，迎袁專使特發表《布告全國文》一篇，措辭委婉而嚴峻，把當日袁世凱種種私心完全揭露，且對當時所發生的一切，作了一個曆史的交代。這篇文告，後來許多研究近代史的人都認為是蔡元培的手筆，認為汪兆銘寫不出，宋教仁已先南返，亦寫不出。蔡文章謹嚴，章炳麟推崇蔡是“雅善修辭”。蔡專使的《布告全國文》如下：
“培等為歡迎大總統而來，備承京津諸同胞之歡迎，感謝無已。南行在即，不及一一與諸君話別，謹撮培等近日經過之曆史以告諸君，托於臨別贈言之義。”
（一）歡迎新大總統袁公之理由：
（中略）……袁公當蒞南京就臨時大總統職，為法理上不可破之條件。蓋以立法行政之機關，與被選大總統個人較，機關為主體，個人為賓體，故以個人就機關則可，而以機關就個人則大不可。且當專製共和過渡時代，當事者苟輕違法理，有以個人淩躐機關之行動，則為專製時代朕即國家之嫌疑，而足以激起熱心共和者之反對。故袁公之就職於南京，準之理論，按之時局，實為神聖不可侵犯之條件，而培等歡迎之目的，專屬於是；與其他建都問題及臨時政府地點問題，均了無關係者也。
（二）袁公之決心：
培等二十五日（原文如此）到北京即見袁公，二十六日又為談話會，袁公始終無不能南行之語……
（三）京津之輿論：
（中略）大抵於袁公南行就職之舉甚為輕視……所謂袁公不可離京之理由……惟北方人心未定之一義，然袁公之威望與其舊部將士之忠義，當清攝政王解職清帝退位至危逼之時期，尚能鎮懾全京，不喪匕鬯。至於今日複何疑憂？且袁公萬能，為北方商民所認，苟袁公內斷於心，定期南下，則其所為布置者，必有足以安定京津之人心而無庸過慮……
（四）二月二十九日兵變以後之情形：
（中略）……然自有此變，而軍隊之調整，外交之應付，種種困難，急待整理；袁公一日萬機，勢難暫置，於是不得不與南京政府協商一變通之辦法。
（五）變通之辦法：
總統就職於政府，為神聖不可侵犯之條件；臨時統一政府之組織，不可旦夕緩也；而袁公際此時會，萬不能即日南行，則又事實不可破也……於是孫公提議參議院，經參議院議決者，為袁公以電宣誓，而即在北京就職，其辦法六條如麻電。由此袁公不必南行，而受職之式不違法理，臨時統一政府又可以速立，對於今日時局，誠可謂一舉而備三善者矣。
（六）培等現時之目的及未來之希望：
培等此行為歡迎袁公赴南京就職也。袁公未就職，不能組織統一政府；袁公不按法就職而苟焉組織政府，是謂形式之統一，而非精神之統一，是故歡迎袁公，我等直接之目的也；謀全國精神上之統一，我等間接之目的也。今也……袁公之尊重法理，孫公之大公無我，參議院諸公主持大局而破成見，是代表大多數國民，既昭揚於天下……於是培等直接目的之不達，雖不敢輕告無罪，而間接目的所謂全國精神上統一者，既以全國同胞心理之孚感而畢達，而培等亦得躬逢其盛與有榮焉……
宋教仁在蔡元培之前已先返南，宋是主張建都北京的，他曾遍遊東北，深識東北、西北的國防戰略價值，又了然於日俄兩帝國對中國邊疆的野心，所以他堅決主張建都北京。他的主張和孫、黃等相左，卻和章炳麟相同，和北方袁係的希望尤相吻合，所以他在北京兵變後提前南返，南京方麵的革命領袖對宋的想法多不諒解。後來袁在北京通電就職後，南京同盟會幹部又主張請黃興統兵北上，以迎袁為名，乘便掃蕩北洋軍閥和專製餘毒，這是表示由蔡元培率領的迎袁專使團任務失敗後，改由黃興以武力迎袁。討論這個問題舉行會議時，蔡元培等亦已遄返南京，都被參加與會，會中蔡持重，不發表意見，宋則期期以為不可。宋認為統兵北上是一著險棋，當前革命軍前鋒僅及徐州，北方各省均有北洋重兵駐守，這些北洋軍絕不會坐看革命軍北上，此次北京兵變亦是由於北洋軍對革命軍猜疑引起的，所以革命軍北上必然不可避免和北洋軍發生戰爭，這就等於說是走向南北分裂，過去半年的努力完全白費。宋的話還未講完，與會的馬君武突然站了起來，猛然把桌子一拍，大聲對宋說：“住嘴！你這個袁世凱的說客，你這個出賣南京革命事業的投機分子。”他一邊說一邊走向宋，伸手去掌擊宋麵，孫大總統和黃興把兩人隔開。宋也很生氣，認為馬不講理。宋、馬不合已醞釀很久，在這次討論對北方用兵時才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