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敢這樣“作狀”，自然是有恃而無恐，因為清廷在這時候，是非倚賴北洋軍不可了。清廷自武昌起義後，已經完全明了局勢的嚴重，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隻好用軟功來緩和革命力量的膨脹，不敢用高壓的流血手段來鎮壓。因此八月二十九日下了一道上諭給各省督撫轉諭軍民：“從亂者不咎既往，倘搜獲名冊，亦當立予銷毀。”清廷的懷柔，比起袁世凱的六個條件當然差得多，袁的條件從徐世昌口中宣布後，清廷要員都不讚成，照袁的條件，不但奕？的內閣總理大臣做不成，就連攝政王也幹不下去。
袁世凱算定了清政府不會一口氣接受了他所提出的條件，於是他便暗中命令北洋軍將領按兵不動，不聽蔭昌的指揮。
蔭昌南下後，北洋軍全部停留在信陽和孝感之間，兵車阻塞不通。自八月下旬到九月初，蔭昌的號令完全不行，隻落得在孝感滿頭大汗，跳著腳罵人。而一省一省的獨立，就像傳染病蔓延得那麼可怕，革命的聲勢一天大過一天，北方各省也醞釀著要學習南方諸省。
辛亥年九月初四日，革命軍在漢口發動攻勢，進展到三道橋，驚慌失措的清廷，不得不向袁更讓一大步，九月六日解除了蔭昌的督帥職務，派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節製馮國璋的第一軍和段祺瑞的第二軍（這時第二軍分布在武勝關一帶，為後援部隊），以及水陸各軍。
袁世凱再起了，就在他的新任命發表的這一天，北洋各軍奉到袁的秘密指示，要拿點顏色給革命軍看看，於是漢口的革命軍便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的進攻。革命軍前敵總指揮張景良通敵。張原任清軍第二十九標標統，武昌起義後被推為都督府臨時參謀長，但他對革命事業沒有信心，曾勸黎元洪棄職潛逃，被革命軍發覺本應處以死刑，因蔡濟民等是張的舊部，極力為之開脫，並推薦他為前敵總指揮，叫他戴罪立功。他懷恨在心，九月六日北洋軍發動攻勢時，張竟派人放火焚燒彈藥輜重庫，軍心因而大亂，北洋軍乘勢占領了漢口的大智門。
袁這時還在彰德的洹上村，他露了一手，一方麵給清朝嚐一點甜頭，一方麵給革命軍看一點顏色。飲差大臣和前方軍事的指揮大權，對袁來說還不過癮，他要在這鷸蚌相爭的局麵中得漁翁之利。因此他仍然在洹上村的養壽堂抱著他的“病腳”，飲酒賦詩，一副閑情逸致的姿態。對清廷來說，這真是急驚風遇著了慢郎中。
袁當然懂得如何養敵以自重，他要利用革命軍來威脅清廷，又要暫時保全清廷對付革命軍。
辛亥年九月二十一日，有兩個秘密人物由漢口過江到了武昌，要求麵見黎大都督。這兩個人乃是袁世凱所派的蔣廷幹和劉承恩，他們攜帶了一封英國駐漢口領事的介紹信，過江來洽談和平，好像三國時曹操派蔣幹過江一樣，可惜黎元洪不像周瑜，但也唱了一段群英會。因為黎在接見這二個“和平使者”時，很費一番考慮，黎很想知道袁的和平條件是些什麼？可是又怕身邊的革命誌士罵他對革命事業沒有信心，而在他左右的革命黨人，對這個問題也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孫武和胡瑛認為既有英領事的介函，就不妨和他們談談，吳兆麟和張振武兩人則反對，黎采取了孫、胡兩人的意見，在都督府接見了這兩個“和平使者”蔡廷幹和劉承恩。他倆見到黎都督時，就把英領事和袁世凱的信雙手呈給黎。黎慢慢地打開，慢慢地看，這時都督府大客廳上一片緊張氣氛，鴉雀無聲。黎一邊一看一邊細自思量如何應付這個場麵，正好看到革命軍接受君主立憲作為和平的前提，於是黎便把臉一沉，把信折了遞給蔡、劉二人，並且說：“太奇怪了，袁慰亭到今天還要替一人一姓說話，君主立憲根本談也不必談。”
這時黎都督背後的屏風後麵閃出了三個人，是朱樹烈、範義俠、蕭鶴鳴跑了進來，抽出指揮刀狠狠地凶凶地說：“誰人敢主和？主和就是漢奸，請先吃我們一刀。”蔡廷幹、劉承恩一看這個場麵，嚇得臉都變了色，黎元洪這時又慢慢吞吞地說：“不必怕，兩國相爭，不斬來使，我會派人送你們過江的。”蔡、劉就這樣抱頭鼠竄過江了。
黎明見袁世凱的兩個使者去了以後，便對都督府內的革命黨人說：“昨天美國領事跑來看我，他說孫逸仙博士就要由美國動身回來，我想他回來就有辦法了。”黎這句話對當時的革命局麵是一劑強心針，因為當時“孫文”兩個字代表一種魔力，對革命事業來說是有極大鼓勵作用的。